侠骨柔情

一

春寒料峭的清晨，捧着热咖啡，望着窗外，风儿拂过树梢，落在花瓣紧闭的郁金香上。心中却满是失落。多么怀念从前清早起床，顾不得一切，开门飞奔出去在车道上拿起前一天的报纸，一边奔回家一边将报纸上的封套取下，进得门来，边看报边喝咖啡的愉悦。自2023年秋天起，《世界日报》取消了华府地区的办事处，送报改作邮寄。看的是一周之前的报纸不说，缺漏更是常事。新闻早已陈旧不堪，只剩了艺文版与数独，永保新鲜。

在这样令人心灰意冷的日子里，我一再重温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从私家侦探马洛那里重拾勇气与信心。这一次，我读《漫长的告别》，除了无论面对怎样的威逼利诱都不肯趋炎附势的侠义之外，还有对一个全然陌生之人的理解与同情，里面也隐含着马洛这一位硬汉内心的波澜，柔软而温暖。在寒冷时节，这本书格外迷人。

小说一开篇，我们看到虽然年轻却满头白发、半醉半醒、脸上有明显疤痕、遭人遗弃在水泥地上的特里·伦诺克斯。尽管如此狼狈，他却是马洛所见过的最客气、最有绅士风度的醉客。整本书，马洛与伦诺克斯在一次又一次的短暂相聚与告别中经历血雨腥风，经历他人的死亡，而最终永远地离别了，伦诺克斯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再不复见。“你深深打动了我，特里——凭一抹笑容、一颔首、一挥手或者在各处安静的酒吧静静喝几杯酒。别了，朋友。我不说再见。我在别有深意的诀别式中道过再见了。那时我道别，感觉很悲哀、很寂寞、很决绝。”马洛这样说。

话分两头，伦诺克斯的妻子西尔维亚是亿万富翁哈兰·波特的小女儿。将丈夫丢下，开车扬长而去的正是这位西尔维亚。马洛在西尔维亚被谋杀之后得到机会同亿万富翁见了面。哈兰·波特告诉马洛，他只想安静度日，不希望每天被纷纷来到的丑闻烦扰。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女儿的状况都不妙，西尔维亚的婚姻只是将酒鬼伦诺克斯当作幌子，她自己实际上过着为所欲为的生活；另外一个女儿艾琳则嫁给了江郎才尽的作家韦德，另外一个酒鬼。波特不希望被丑闻包围，自然不希望马洛对西尔维亚的被谋杀穷追不休。

然而，马洛不会停手。因为他的恻隐之心推动他不惧任何威逼利诱，勇往直前。西尔维亚不但被谋杀而且被毁容。警方认为这是伦诺克斯在酒醉、意识不清的状况下造成的恶果。马洛不以为然，因为他绝对不相信伦诺克斯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伦诺克斯战战兢兢地拿着一把没有用过的枪敲开了马洛的房门，要求马洛助他逃逸，伦诺克斯坦陈自己没有杀人，而且将自己要离开的消息告诉了西尔维亚的父亲和姐姐，甚至给马洛机会报警。

在伦诺克斯登机之前，马洛说：“登机吧，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强打起精神，全身变得很僵硬，慢慢转过身，回头望。他静静说：‘抱歉。这一点你错了。我要慢慢地上飞机。你有充分的时间阻止我。’”

当然，马洛有自己的见解，伦诺克斯没有遭到阻止，顺利地离开了。留下的烂摊子由马洛一手收拾。钱德勒就是会用这样传神的叙事与对话来点出危机的关键处。这也是钱德勒小说最为迷人的桥段之一。更不消说，就在那个机场，小说里另外两个人物出场了，恍然间，远远望见两个人影而已，却是重要的联结，下一起谋杀案即将揭开序幕。

马洛因为他的恻隐之心而进了牢狱，挨了重拳，却没有出卖朋友。获释的原因则是“伦诺克斯案已经结案，他在墨西哥一家旅社写了完整的自白书，并且举枪自杀”。警方这样告诉马洛，并且要他“闭紧嘴巴”。

谣言永远比一封邮寄的信来得快。马洛在他简陋的办公室外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人是特里·伦诺克斯：“……我写了一份自白，觉得有点恶心，而且害怕得很。你在书报上看过这种情况，可是书报上说的，毕竟隔了一层。事情发生在你头上，除了口袋里的枪什么都没有，你被困在异国一家肮脏的小旅馆，只有一条出路时——相信我，朋友，那可一点也不动人，一点也不精彩。只有龌龊、下流、灰暗和狰狞。所以忘了这件事也忘了我吧。不过请先替我到维多酒吧喝一杯Gimlet（吉姆雷特鸡尾酒）。下回你煮咖啡，替我倒一杯，加点波本威士忌，替我点根烟放在咖啡杯旁。然后把这件事全部忘掉。特里·伦诺克斯已成过去。再会啦。”信封里还有一张极为稀罕的“麦迪逊肖像”——一张五千美元钞票。

之后，大量的篇幅围绕着下一起谋杀案展开，凶手设计了重重叠叠的圈套。换句话说，马洛与韦德夫妇开始了相当频繁的接触，于是他们的长辈哈兰·波特约见了马洛，声明他认定是伦诺克斯杀害了妻子，并且强烈表示不希望有人继续调查。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1953年，钱德勒借波特之口谈论社会：“钱有个古怪的特性，大量的钱好像自有其生命，钱的力量变得很难掌控。人向来是一种可用钱收买的动物。人口的成长、战争的大开销、无止境的重税压力，正在使人越来越容易被钱收买。一般人疲劳又惊慌，讲究不起理想，他必须养家糊口。我们的时代公德和私德都在惊人衰退。”波特指出，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质量不会太高，商人不要好质量，嫌太耐久了，于是使用商业诈术，改变设计，造成产品过时的错觉，于是产品一年后变得不再流行，如此这般，新产品才有市场：“我们的产品包装举世无双，但里面的内容多是垃圾。”

我们读到这里如同在读近日的社会现实。何等敏锐！七十多年前，很多电子产品还没有诞生之前，钱德勒就已经精准无比地预见到今日社会的弊端。

小说继续展开，作家韦德“自杀”。没有被金钱蒙蔽眼睛的马洛继续他永不停歇的调查与思索。离开事发现场，钱德勒这样描述站在风口浪尖上的马洛：“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就像星子之间的太空。空洞又空虚。到家以后我调了一杯烈酒，站在敞开的客厅窗前，一面啜饮，一面聆听月桂峡谷大道的巨大车流，凝视大道附近山坡上空那刺眼的都市强光。远处警笛或救火车的不祥哀鸣此起彼落，难得肃静。”

世事吊诡而难解，马洛打破了波特先生的怪圈，证实了真正的凶犯正是百无聊赖的艾琳·韦德，她杀死了妹妹和丈夫，然后自杀。波特先生的家庭再无更多丑闻。

易容过后，只有眼睛的颜色还一如旧日的伦诺克斯最后一次站到了马洛面前。在伦诺克斯最终湮没于人海之前，马洛把那张巨额钞票还给了他。侠骨柔情的最后一丝痕迹也消失殆尽。

余音袅袅，时报文化在出版这本杰作之时，极为好心地附上了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长文。长文谈及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写作者对钱德勒和《漫长的告别》的观感。我站在钱德勒一边，带着挑剔的眼光阅读村上春树的“文学批评”，却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喜欢村上春树是有道理的。他的论述使得对这本书的阅读格外有趣、格外深邃，绝对可以祛寒。

二

米兰·昆德拉走了，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地点是巴黎。他离开的时候，人们认为他是法国作家，他的作品应当列入法国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当代最富于哲学思考的小说家，他始终关切着故国捷克，在六十七岁之后才开始用法文写作。

1929年，米兰·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1967年发表小说《玩笑》，以戏谑的方式猛烈抨击专制制度，1968年参加了“布拉格之春”民主改革运动。这个运动遭到苏联的武装镇压。苏军占领布拉格之后，米兰·昆德拉上了黑名单，作品被禁。他在1975年抵达法国，并在六年之后成为法国公民。1989年，东欧剧变，跟着到来的是苏联解体。捷克需要再等待三十年，才会想到这位被迫离开捷克四十多年的伟大文学家。2019年，米兰·昆德拉在他九十岁高龄之际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身份。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法国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应当列入法国文学之林。他成为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由于其不断深入的哲学思考，他对小说艺术的见解愈见独特。

当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候，他不是在写一位骑士的故事，而是在提出“人生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谜题。人生的帘幕在塞万提斯的笔下被掀开了，在堂吉诃德就要断气的时候，他的侄女正在忙着吃东西，女管家在喝饮料，而桑丘的心情也挺好的。这样的叙事是一种回忆、摘要、简化和抽象，而场景就在此时此刻展开了，让我们看见、听见、理解人生的真谛便是一场挫败。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挫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理解它。这就是小说艺术存在的理由。米兰·昆德拉这样告诉我们。塞万提斯写完《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后，数年内赞扬声四起。就在他准备好开笔写第二部之时，竟有人抢先写了续篇！塞万提斯怒不可遏，但转念一想，点子便有了。他开笔写第二部，在整本书结束前五六页的地方，堂吉诃德与桑丘遇到了一个窃贼，一个文字的剽窃者。于是，堂吉诃德面对了自己的幻影，一个不真实的存在。幻影面对本尊，瞬间裂成碎片，消失于无形。可见，塞万提斯能够让小说熔散文、滑稽剧、史诗于一炉。

米兰·昆德拉喜欢英语小说鼻祖菲尔丁（1707—1754）。菲尔丁在1749年完成他的代表作《汤姆·琼斯》，也就是拉伯雷完成《巨人传》两百年以后的事情，距离《堂吉诃德》出版也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了。毫无疑问，菲尔丁尊重并沿袭了前辈作家对小说的理解，但他的《汤姆·琼斯》却以小说来探讨小说理论，舍弃所有的学术名词，“小心翼翼”地为小说这门新艺术做出诠释。首先便是人性。小说存在的理由便是揭示人性，思考自然状态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模样。事实上，菲尔丁对人性的不可思议充满好奇，这种对发现人性之复杂的向往成为菲尔丁进行创作的唯一动力。因此小说创作成为一种认知行为，去发现人性中不为人知、被掩藏起来的那些面向，也就是“能够迅速而且智慧地洞悉作为我们冥想对象所有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作家依靠什么才能够迅速地做到这一点？直觉。那么小说的形式又是如何？“小说的形式是无人能加以限制的自由空间，它的演进发展给人的惊讶是永不停息的。”而且，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希望读者崇拜他们的美德，他们只是希望读者了解他们。米兰·昆德拉这样告诉我们。相信，很多现代小说作者根本不知道菲尔丁或者米兰·昆德拉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想一想，毕竟有益而无害。

《汤姆·琼斯》面世八十年后，巴尔扎克将读者变成了观众，其小说场景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魅力。紧跟着，小说的天空出现了灿亮的星斗，小说走进了伟大的世纪。果戈理、福楼拜、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等广受读者热烈赞叹的小说家的光辉使得拉伯雷、塞万提斯、菲尔丁们不再那么耀眼，这对于小说这一门艺术而言是吉还是凶，米兰·昆德拉颇有疑问。

“在群体意识中，小说的历史，从拉伯雷开始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就一直处于不断蜕变的状态。参与它的包括有能力的、能力不足的、聪明的、愚蠢的，但是统摄一切的，却是那片越来越大的遗忘坟场。在那些无价值的旁边还躺着被低估的价值、被误判的价值以及被遗忘的价值。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公正性使得艺术的历史深深带有‘人性’的印记。”

福楼拜让我们知道，琐细小事只有在进入小说之时，才能展示其神秘而巨大的力量。托尔斯泰则提早五十年展现乔伊斯的风格，安娜·卡列尼娜在“将脖子一缩，两手向前，跳落到车厢底下”之前，“有种感觉淹没了她，好像以前她去游泳的时候，正要下水的那一刹那……”。米兰·昆德拉赞叹道：“瞬间，严肃的气氛居然和如此平凡、轻盈、令人愉快的回忆混杂起来！安娜远远离开了古希腊悲剧，而没有离开散文那条神秘的幽径，那是美与丑并存的地方，理性让位给非逻辑的地方，谜面永远找不到谜底的地方。”那地方便是小说的领域。

无论如何，小说的载体是文字。米兰·昆德拉认为，对于世界而言，欧洲最大的价值便是它文化的多元性，能够以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大的歧异。冰岛，到目前为止，其人口最多时不会超过四十万，却在十三、十四世纪出现用古诺斯语写成的长达数千页的英雄史诗Sagas。事实上，国家的“大小”与人口数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重点在于某种更深层的存在。波兰作家忧虑“百年之后，如果我们的语言仍然健在……”，西班牙作家便没有这样的忧虑，为什么？因为曾经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把它的语言带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再比如说卡夫卡，虽然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虽然他在1918年以后成为捷克公民，但他一生用德文写作。米兰·昆德拉说：“如果卡夫卡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捷克人，今天不会有任何人认识他。”何其残酷的事实，却真实地存在着。

米兰·昆德拉走了，留下了他的小说、他的思考，将给我们启迪。将华文小说放在国家、民族的小背景、亚洲的中背景，以及世界的大背景中审视，又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