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思考

关于翻译文学

中国不但是人口大国，也是翻译工作者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不仅是个人行为，同时也是单位行为。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生活大抵是有保障的（政治运动之大影响除外），年轻人的翻译工作若被单位认可，往往也能像翻译家一样，有时间保障，有工资保障（起码从前如此）。译后也不必自己四处推销，出版一向顺利。还可评奖，评上了奖还有奖金，还可升级、升职称。这使中国的翻译队伍一向后继有人，翻译事业稳步发展。

而这又使外国名著在中国的出版进行得如火如荼。所译不限文学类，可谓类类皆有。从小说到诗歌到人物传记，全集、选集、丛书，曾几何时，进入书店，目不暇接，非常人所能读得过来。若某一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是绝不会愁没书可看的。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大多不止出版过一两种版本。数据显示，某几年全国出版业的总销售额中，翻译书几占一半码洋。

我曾读过一本中外幽默小说选集——第一篇竟是泰国小说，名为什么什么夫人（记不清了），内容是讲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美妇人，从前几任丈夫那里继承了一大笔又一大笔的遗产。当地警察局长起疑，传之亲自细审。原来那美妇人不但深谙房术，还是烹饪妙手，实未加害前夫们，他们皆死于贪享食色。警察局长便不审下去，激动而呼：“我不畏死，我要离婚，向你求婚！向你求婚！”那是我读过的唯一一篇泰国小说，领略了泰国式文学幽默。

中国也曾有过为数众多的连环画画家，他们的水平堪称一流。少年时期的我进入任何一家小人儿书铺，都会从挂在墙上的小人儿书皮儿看出，起码三分之一是由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当年和现在一样，所谓“外国”主要指的是苏联及西方诸国。197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外国文学家的故事》，小开本的上、下两册薄薄的口袋书。其所属的《少年百科丛书》此后十余年间累计发行六千万册，平均每年发行近六百万册。什么概念啊！还被评为1990年的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希望通过书籍了解世界的心愿是何等强烈啊！而青少年们，则首先习惯于通过文学作品及作家们了解世界，当年一旦有新的翻译书面世，必然可见排队购买之洛阳纸贵现象。

我们应该承认，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意愿远比我们了解他们国家的意愿小得多——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莫不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从前辜鸿铭将一部分孔、孟、老、庄、骚及唐诗宋词译为外文出版后，在国外读书人中引起一时轰动。那时的老外到了北京，无不以见到辜鸿铭为荣，视他为当时之中国“最伟大的学者”，而他也只不过是译者，只不过译了小小一部分。

是不是从此就有很多老外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文学感兴趣了呢？也不是的。多是多了点儿，却多不到哪儿去。

这乃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渴望快速地先进起来，于是眼睛总是望向西方，必然望向西方，开始以西方为标准，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甚至尤其如此。这种“拿来主义”总体上看，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益的，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饥不择食、拾人牙慧、盲目崇拜，扮作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假洋鬼子”，这种情况也是不争之事实。

那么，西方人到底是怎么看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得不用到“鄙视链”一词。

在相当长的世纪里，西方人早已习惯了处在文化及文学鄙视链的上端。彼们即使也采取“拿来主义”，那也是互相“拿来”，优优互学，优优互补，就近“拿来”，方便“拿来”，相得益彰——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拿来主义”。他们的眼，也是经常望向邻国的，邻国一有什么新思潮或新理念弄出了响动，往往很快就在整个西方产生呼应。彼们也不过是人，便也跟风。跟了一阵风后虎头蛇尾，并无佳品就草草收场的现象不乏其例。

客观地说，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漠然，并不完全由于鄙视，还由于译者稀少。相比于中国力求语种全面的、水平优秀的翻译队伍，在西方诸国那儿，能译中文者少之又少，而且翻译是个人之事，出版往往大费周章。即使他们的汉学家，出本什么译自中文的书亦非易事。在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互学互补一向是自给自洽之事，是“内循环”，目光并不望向很多方面落后的东方和中国，实在亦属自然。好比建设家园，装修房子，从来都是正要大兴土木的一方去向可作样板家园的一方参观学习，反过来则不正常。

至于前者曾有怎样的家风或曰传统，那不是首先吸引后者的方面。

国与国也像家与家、人与人一样，总是先看经济实力后看其他的。

关于鲁迅

我这一代作家，包括更多的喜欢文学的人，包括更多的喜欢读书的人，谁没崇拜过鲁迅呢？

在几代中国人心目中，鲁迅乃是神一样的存在。

我至今仍认为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最高。中国将“鲁迅文学奖”设立为一项全国性的文学奖项，证明此点仍是共识。

但坦率讲，如今的我，已不再将鲁迅视为神了。我七十多岁了，已深知一个人间清醒的人，若被神化，等于是对那样一个人的最大羞辱。

将人神化这一方式，往根子上说，是出于利用之目的。与从前的商家供奉财神、行会供奉关羽、丁口不旺的人家供奉送子观音，心思相同。

然而以上毕竟还是出于非恶意的利用，鲁迅也是每每被怀有恶意者别有用心地利用的。

不久前，我接受过一家外国媒体的采访，对方是华人。几番对话之后，他即从所谓“人种学”的角度，对我们中国人大肆侮辱，似乎中国人是地球上天生的劣种人类。

我忍着性子，问其根据为何。

他便抬出了鲁迅，理直气壮地反问：“阿Q、小D、华老栓、红眼睛阿义，他们不都是典型的中国人吗？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是中国人自己首先承认的吗？”

我问：“你是中国人吗？”

他说：“我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连愣都没愣一下。

我又问：“仅在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也有许多优秀人物，你承认吗？”

他居然耸肩。

“胡适先生曾获三十几次博士学位，多数是外国著名大学颁发的，美国颁发的最多，你总该知道吧？”

“这我当然知道！”

“亏你还知道点什么。古代的就不提了，单说鲁迅所处那个时代和以后吧。徐锡麟听说过吗？秋瑾听说过吗？辛亥革命了解吗？方志敏、叶挺知道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知道吗？八女投江之事知道吗？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有千千万万的铁血儿女为国捐躯，你承认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中国的国民性吗？”

“打住，鲁迅笔下可没写到他们！”

“那首先是因为鲁迅死得早。你这个美国人，不是像你刚才自我介绍的那样，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在美国生活的时间短吗？一成了美国人，曾经的同胞就都成了鲁迅笔下的中国人了？如果我认为马克·吐温、福克纳笔下的美国人是典型的美国人，那么你想听我坦率地说出来，此刻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差劲吗？”

他尴尬了。

我告诉他，我在五十几岁时，曾写过一篇杂文《阿Q和他的子孙们》，转载率很高。我特享受这一过程，多一次转载便使我多一分暗自得意，使我想象自己亦如鲁迅般人间清醒，洞见通透而又所思深刻。仿佛，鲁迅虽已成了历史人物，他那不朽的光环仍可映到我身上，于是我自己也发光了似的。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优越心理——通过这种贬低同胞总体形象的方式，满足了名利虚荣，暂时强化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直至有一天，闲读时读到了一句话，如被电击。

那句话是：“上天看人本同类，善恶区别一点心。”

讲完，我对那采访者说：“美国人，人也；中国人，亦人也。依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来——美国有好人，中国也有。至于坏人、恶人、愚人，目前的世界上各国都有。《阿Q正传》好就好在，如一面镜子，是中国的鲁迅提供的，可照出世界各国之人的人性劣根，自然包括你们许许多多美国人。至于是否包括您，您这位美国先生自己寻思。”

采访分明无法进行下去，不欢而散。

过后，朋友主动与我手机通话，责备：“人家不远千里回国，不过为了完成一项公干，好交差。你愿接话就接话，不愿接话可以绕过去。干吗把局面搞得那么僵呢？有必要吗？”

我说：“第一，‘回国’二字不适用于他，他已经完全将自己当成美国人，并将中国当成次等国，将中国人当成次等人类了。第二，他不但这样，还打出鲁迅的旗号，以阿Q为话题，企图诱导我说出他希望录音的话，用心不良。第三，你我可都是中国人，他的话也侮辱了咱俩。你不便反驳，我却做不到忍辱不愠。在我家里，喝着我为他沏的茶，我为什么那样？那就不是修养而是下贱了。第四，我没必要浪费时间陪他这种假洋鬼子。很快就结束了，正合我意。”

在中国，很有那么一些居心叵测的面目不清的中国人，动辄祭出鲁迅的旌旗，拿“国民劣根性”说三道四，弦外有音，仿佛今日之中国仍处在鲁迅那个时代；仿佛今日之中国人，仍都是阿Q、华老栓、红眼睛阿义、孔乙己；仿佛清醒着的中国人，除了死去的鲁迅及他笔下的“狂人”，活着的仅有他们自己，并因唤不醒“睡在铁屋子里”的国人而万分痛苦。

总之，在他们眼里，中国什么都没改变。

在我看来，他们患了“鲁迅现象后遗症”，正如西方某些人曾经患过“尼采后遗症”。

上述人又分为两类——一类想象自己是鲁迅衣钵的传人，于是在“精神鄙视链”上处于顶端，鄙视起亿万同胞来理直气壮，以此巩固自身的社会存在感，心态优越而自洽，活在舍我其谁的假象中。但若细看他们之人生，除了从一切方面抹黑自己的国家，贬低自己的同胞，其实从没做过什么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社会的事。

如果说他们毕竟是病态之人，亦颇值得同情，那么，每祭出鲁迅旌旗借题发挥，唯恐中国不乱的人，确实是别有用心的。

鲁迅的作品，乃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

鲁迅作品所体现的文学批判精神，乃是中国文学的功能之一，理应继承。

而以上两类利用鲁迅之名的人，每使鲁迅文学遗产蒙上“负遗产”的锈色，每使文学批判精神变得稀缺而丧失应有的品质。

窃以为，有两位历史人物对鲁迅的评价最客观。

一是胡适。

他在鲁迅死后说“鲁迅是我们的人”，意谓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称颂，主要是对此点的称颂。

另一位是蔡元培。

鲁迅逝世后，他在为《鲁迅全集》所作的序中有言：“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

他还说，鲁迅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文学、文化的遗产，一再被神化，往往会走向反面。

秉持以上态度读鲁迅的书，温情脉脉地理解他的为文为人，体谅其种种偏激和局限性，才算对得起鲁迅先生。

关于文化自信

窃以为，文化自信与否，首先不取决于别国怎么评判我们，而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当然，我们希望加速别国对我们的了解。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既然某些国家掌握文化及文学话语权的某些人对中国文化及文学采取双重标准，已是连傻瓜都看得明白的事实（国内亦不乏居心叵测的应声虫），则清醒地评估我们自己的文化及文学之价值和意义，便不但必要而且必须。文化概念甚大，姑且不论。中国之数千年，文化源远流长，绝非什么人所贬低得了的。那样的人，自身之没文化反倒昭然。

以下单议文学。

一

中国之现当代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相伴产生，已获文学史家们公认。

鲁迅是中国“新小说”之先行者，乃不存歧见之事。

鲁迅先生之“新小说”品质甚高，即使放在全世界十八世纪前后的中短篇小说中，亦属上乘之作——我又尽量多地读了些外国（也是指西方）中短篇小说后，说此话底气颇足。鲁迅先生的遗憾，也是我们后代作家替他感到的遗憾，乃是没有长篇代表作。若有，中国及世界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当更高于现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