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素思玛

一

“致我的朋友徐志摩，感谢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一段文字。这张明信片在徐志摩纪念馆大量馆藏文物中并不显眼，但我却一眼认了出来。

对于泰戈尔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大人物访华，徐志摩作为主要接待者，其实不少人是心存疑惑的，这与当年的大背景有密切关系。在泰戈尔访华的1924年，中国文化界正开展一场“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复杂争论，参与者包括“新文化阵营”“学衡派”“甲寅派”“玄学派”“现代评论派”等不同立场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泰戈尔一方面受到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接待，并会见了辜鸿铭等旧势力的代表，另一方面成了左翼文人攻击的对象，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于是，泰戈尔访华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文化势力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一个导火索。

泰戈尔第一次来华访问的前一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已连续出版了两期“太戈尔专号”，徐志摩写了许多文章，介绍泰戈尔的作品，撰文宣布“太戈尔来华的确期”。1924年4月中，泰戈尔到达上海，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等地，举行了近二十次讲学，悉数由徐志摩任翻译。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又是徐志摩陪他同行，《志摩的诗》中最脍炙人口的那五行小诗《沙扬娜拉》，就是写于其间。

《小说月报》“太戈尔专号”在徐志摩纪念馆也有收藏，在馆藏文物中，还能见到泰戈尔在华讲学的印度版合集，书名是《在中国的演讲集》，这些珍贵的馆藏都是纪念馆创办人罗烈弘花重金购买的。徐志摩曾就读于杭州府中学堂，鲁迅、陈望道、李叔同、俞秀松、施存统等近现代史上的大家都曾在此执教。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杭州高级中学。徐志摩在府中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和有“中国的圣雄甘地”之誉的厉麟似。

1929年3月19日，泰戈尔专程自印度来上海徐志摩家做客。当时他们住在福煦路613号，即现在延安中路四明村沿马路的一幢普通住房中。这也是泰戈尔第二次来华。据说泰戈尔在徐志摩家中大约待了两天，随即去美国、日本讲学。不料在美国受到一部分人的排斥，心绪不佳，旅途中又染上重病。他先给徐志摩来了封信，据陆小曼回忆：“看他（泰戈尔）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飞到他的身旁。”

泰戈尔回国途中，又在上海住了两天。他在轮船上时就发了电报，要徐志摩去码头接他。那一天，正巧郁达夫在路上见到徐志摩，两人便联袂去杨树浦大来轮船公司码头。在轮船未靠岸前，徐志摩的情绪颇为低沉，他呆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郁达夫发表在《新月》的《志摩在回忆里》说：“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这次泰戈尔到上海，还有一个插曲。原来，泰戈尔在加拿大访问时不慎丢失护照。他应邀去美国访问，又在移民局办公室受到歧视。泰戈尔在日本时，因提醒日本人民警惕，不要被帝国野心的歇斯底里所毒化，而受到冷遇。诗人的心情十分郁闷。可一到上海，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对他嘘寒问暖，非常热情，令泰戈尔十分感动。临别时，他特意写了一首《赠徐志摩》的小诗：“亲爱的，我羁留旅途，/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显现你慰藉的笑容。”泰戈尔这首题诗借景抒情，樱花纷纷飘落的凄凉景象，反映诗人在美国、日本时沮丧失望的心情；徐志摩夫妇对他的敬重，微笑着对他的宽慰，生活上的体贴入微，以及切磋诗艺给他带来的欢乐，则从似谙人意的映山红鲜艳的花瓣上显露出来。

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曾说过，“泰谷尔很爱徐志摩，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作Soosim（素思玛）”。

二

泰戈尔首次访华，在中国待了四十多天，先后去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太原等地，并多次发表演讲，鼓励人们心向光明，他甚至获得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这个名字是泰戈尔在中国过六十四岁生日的时候，梁启超赠予他的。这个名字中，“竺”源于中国对印度的古称，“震旦”则是印度对中国的古称，寓意中印两国文化的交融与源远流长的情谊。

这次访华，令泰戈尔对中国充满浓厚的情感，他曾说过：“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会经常想起中国的锦绣山河和中国友人。1941年，病榻上的泰戈尔写下《我有个中国名字》：“我起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服装。/我深深地体会到：/哪里有朋友，/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 奇迹。”

杭州北山街上，创办于1913年的新新旅馆，是泰戈尔访问杭州期间的下榻处。饭店一楼，保存展示着在此下榻的多位名流的记录，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以及李叔同、胡适、陈寅恪、蔡元培、徐志摩、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林徽因、南怀瑾、张静江，等等。蔡元培也是邀请泰戈尔访华的重要人物之一，而徐志摩与林徽因则参与了接待。

泰戈尔在杭期间，参观了灵隐寺和西泠印社等名胜。当看到灵隐寺前飞来峰的佛教石窟造像中，有两尊来自印度的佛教大师的雕像时，泰戈尔很有感触：“我想这两个大师，初来的时候，见到这样湖山，也感想到自然界到处都是一样。但是他们的本意，不是来玩赏湖山，是传导相互的爱，因此印度文化有许多到中国了，如同中国几个大师，到印度去，也有同样用意。”

泰戈尔还在杭州各界欢迎会上发表了名为《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据说徐志摩在主持时透露了泰戈尔“今日看见西湖山水，就生出无限的感想”，并作了一首诗，大意是：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地不动。

新新旅馆与西湖仅一路之隔，泰戈尔下榻于此，推窗可见西湖，尤其是西湖美不可言的晨昏，让诗人发出感叹：“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有意思的是，陪同泰戈尔访杭的徐志摩曾在杭州读中学，而林徽因则出生于杭州清波门的陆官巷。新新旅馆悬挂的一张照片，是泰戈尔与徐志摩、林徽因的合影，这张合影似乎已经成为泰戈尔访华的经典，在当时还生出一段美谈。

三

地处杭州中山北路600弄的徐志摩纪念馆与西湖文化广场隔楼相望，离京杭大运河也不远。这里原先是一家工厂，后来成为一个文化创意园区。罗烈弘在获知创意园内的一家照相馆主人有意以五万元人民币每月出租店面时，喜出望外。其时，他正在外地出差，联系上照相馆主人后，当即汇给他两万元作为定金。这家照相馆原址上，也因此出现全国首家私人创办、纯公益的徐志摩纪念馆。

事实上，在600弄新馆于2018年开放之前，罗烈弘已经在附近的上塘路97号开出徐志摩纪念馆，但面积相比新馆要小得多。随着藏品越来越丰富，罗烈弘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来开一家新馆，600弄显然是一个非常符合罗烈弘心愿的馆址。

徐志摩纪念馆馆名由诗人流沙河题写，为了请流沙河，罗烈弘也是费尽了心思，这里暂且不提。纪念馆门面全部以红砖砌成，看上去有一种鲜明的年代感，善于攀爬的凌霄花沿着大门和外墙肆意生长，逾一百米的外墙，现在成为杭州一处网红打卡景点。墙绘是徐志摩、张幼仪、林徽因与陆小曼的诗，以及众多名家大师对徐志摩的评语。

我与罗烈弘相识多年，但到访他的这处纪念馆却是头一次。烈弘细心，因为天热，在我与他约定的时间之前，就已让馆员泡上两杯龙井茶凉着。

进入纪念馆，迎面一堵白墙上，便是徐志摩的诗：“诗人哟！/你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哟！/你是思想艺术的集成者哟！/你是人天之际的创造者哟！”

馆内隔出两层，一层是徐志摩生平介绍及藏馆文物。与公共纪念馆相比，这间馆舍的展陈自然要简陋一些，而且布局看上去显得过于紧凑，甚至于稍稍有些凌乱，但馆藏物品却随处可见。馆内有一些文创产品，还有一间新月咖啡馆。这间咖啡馆很特别，对外是一个真正的窗口，为凌霄花所遮掩的一扇有民国风格的窗口，是外卖窗口。当然，也可以在馆内坐上一会，喝着咖啡，与三两好友谈诗论文。二层尚未开放。烈弘带着我，踩着木楼梯上了二层，我发现有一些沙发和书柜，烈弘计划再装修一下，可以作为“摩友”们小聚喝咖啡切磋文艺的小型沙龙场地。

我与罗烈弘对谈一个半小时，他讲到了自己开设这家纪念馆的初衷。原来，烈弘年少时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掘到的第一桶金被他挥霍一空。于是，从小爱好文学的罗烈弘在西安经商时，决定自考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在西北大学，他第一次接触到徐志摩的诗时，就被深深吸引住了，这是照亮罗烈弘后来创办徐志摩纪念馆的第一束光。在西安期间，罗烈弘遇到了他的初恋，那是一个武汉姑娘，分居两地，罗烈弘为她写了半抽屉的情书。但令烈弘遗憾的是，这些情书在两人分手后，被女孩后来的恋人一把火烧了。虽然烈弘是笑着讲完这段往事，但我能看得出来，他内心对于情书被烧，是介意而心痛的。

在决定创办自己企业的品牌时，罗烈弘首先想到的就是泰戈尔为徐志摩起的印度名“素思玛”。罗烈弘说，首先当然是因为喜欢徐志摩，其次是因为这是个内衣品牌，“素思玛”的谐音也可以是“舒适吗”。在罗烈弘看来，使用这个品牌，既是对徐志摩的一个纪念，也能通过品牌背后的文化元素，对徐志摩及其作品起到一定的推广作用。

有个台湾朋友去英国，问烈弘需要什么礼物。烈弘说：“啥也不要，您就给我拍一张剑桥大学的照片。”朋友没有食言，拍了一张剑桥大学标志性建筑的照片。烈弘说，当时自己还没有去过剑桥，所以这张照片对于自己来说特别珍贵。我在纪念馆看到了这张照片，和烈弘后来去剑桥时拍的照片放在一起。烈弘这张照片是在剑桥校园里的徐志摩纪念石碑旁拍的，石碑上刻着《再别康桥》的前后四句诗。

龙井茶续了一杯又一杯，健谈的罗烈弘意犹未尽，我们相约下次再谈。我走出纪念馆，发现大门两侧有数位年轻人在拍照，这是罗烈弘设计制作的一面志摩诗墙，足有百米。罗烈弘说，这面诗墙，在徐志摩诗歌爱好者心里，就是一个图腾。我发现，在拍照的年轻人里，其中一位女孩站在张幼仪头像下留影，头像边上，选用的是张幼仪写给徐志摩的一副挽联：“万里快鹏飞，独撼翳云遂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这副挽联写得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不过，在我看来，徐志摩遇难后的众多悼词与挽联中，写得颇为感人的要数蔡元培：“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四

《再别康桥》可能是徐志摩在读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诗。其实，在剑桥时，徐志摩是走读生，当时年纪和他差不多的纳博科夫（《洛丽塔》作者）也在剑桥读书。研究徐志摩的学者们对这位诗人的评价要更客观。这也是罗烈弘创办徐志摩纪念馆，举办一系列徐志摩作品研讨会的主要原因。烈弘说，他要通过办馆、办会，来扭转社会上对徐志摩的误读与误解。罗烈弘曾组织过一次国际性的徐志摩研讨会，属地政府领导得知消息后，特意来到上塘路97号，也就是纪念馆老馆。因为有多位外宾参会，一位领导建议换个条件好一点的地方来开会，但被罗烈弘婉拒了。烈弘对我说，纪念馆虽然简陋，但徐志摩研讨会只有放在纪念馆开才有意义。

有学者总结，徐志摩是非常自信的人，“中国人去西方有一种民族自卑感，但二十出头的徐志摩和哲学家罗素等人交往很好。当时新诗的产生一直是被旧诗所轻视的，但他和旧诗人的交往也很多”。

徐志摩是新文化运动文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系统的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术训练的人。与西方哲学家罗素、诗人泰戈尔等人交往颇多的徐志摩，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国外文学、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文章。

梁实秋在《关于徐志摩》一文中回忆：“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而胡适在《追悼志摩》里，也写到徐在朋友中的灵魂位置，“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