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陵京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

一

康熙元年（1662）五月，顾炎武心里填满了悲愤和痛楚，不顾一切，前往京师的昌平，凭吊葬于思陵的崇祯皇帝。

他的心情沉重，几乎不能呼吸。

就在去年九月，清军入缅甸，追杀南明最后的希望永历皇帝。今年三月才听闻消息的顾炎武，还对着空阶敬上一杯祈天的酒，祝愿“时来夏后还重祀，识定凡君自未亡”。南明虽然势力极弱，他却希望上苍护佑南明的永历皇帝，能够如同春秋时期的凡国一样，面对强大楚国的威胁，以静制动，以小博大，不卑不亢，“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可是，天不佑明，去年十二月，永历皇帝已经被俘，今年四月，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政权从此覆亡。顾炎武兴复故国的希望，在这个时候彻底破灭。

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儒家士人精神上永远的追求。作为一个坚守节操的儒家士人，顾炎武决不可能“出仕”二朝。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虽然他坚决不仕“二朝”，也曾经被“二朝”两度关进监狱，禁绝文字，但是最终，他还是被这个他所排斥的“二朝”接纳了，并且被推向了“入祀文庙”的殊荣。

康熙到雍正时期，文深网密，没有人敢冒着杀头的风险，把顾炎武这样曾参与“反清复明”的明朝遗民，入祀文庙这样的国家庙堂之中。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清朝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而当时的士人，绝大部分还沉陷于科举辞章之学，完全意识不到社会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朝廷能够选拔出来的人才，基本上是恪守经书、不通事务的人，和外来的人交涉，往往无法沟通，导致外交失败。

此时，迫切需要“经世有用”的“实学”来改变学风，振作士林精神。毕竟“人才盛衰”肇于学术，“学术既坏，国运随之”。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学风，来改变扭转学术萎靡虚弱之风，从而改变国运，是当时明达士大夫的观念。于是，光绪十年（1884），礼部侍郎兼江西学政陈宝琛上奏，请将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以崇尚实学，激励人才。不出意外，很快被礼部驳回。光绪十一年，署兵部尚书潘祖荫、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九位大臣再次上奏，礼部由大学士李鸿章领衔、合五十一大臣共同签名，再次驳回。

屡请屡驳，顾炎武入祀文庙的阻力非常大。毕竟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两位先贤，都是不仕清朝、不忘故明的遗老，也都参与过抗清斗争，他们的著述，也多犯清朝禁忌。将这样的“反清”儒士推上孔庙圣坛，反对意见自然很大。当时针对顾、黄二贤入祀文庙的朝堂之议，朝臣分南北两党。北党主驳斥，以徐桐等人为首；南党主准，以潘祖荫、翁同龢为首。潘祖荫等不屈服，继续联名上疏争辩，而北党复推大学士额勒和布、李鸿藻等一百多位大臣再度驳回。礼部尚书徐桐驳议顾、黄从祀文庙的时候说：“所学未醇。”气得翁同龢作诗泄愤：“容台檄取遗书读，妄议经师是别传。排抵尊崇两无谓，前贤心事岂其然！”

在黄宗羲和顾炎武入祀文庙的奏请屡遭驳斥的时候，另一位先贤王夫之入祀文庙之路，也在经历类似的挫折。王夫之的名气，当时远远小于黄宗羲和顾炎武，因为王夫之高隐衡湘，才学并不为世人周知。王夫之从祀文庙的奏折，来自大臣郭嵩焘，他和王夫之同为湘人，对王多有了解，又有曾氏刊刻《船山遗书》予以宣扬，曾国藩在序言中说：“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所以王夫之的名声渐起，逐渐为世人周知。

但是王夫之和顾、黄一样，都是坚守气节的明朝遗民，坚决不仕二朝。因此郭嵩焘奏请之事亦遭驳回。郭嵩焘怕被朝廷彻底回绝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不敢继续上奏，就将礼部的驳案和自己的奏折并存起来，放在王夫之的祠堂中，以待后来。出身湘潭的御史赵启霖也仰慕王夫之，想要继承郭嵩焘的“未竟之志”，所以想了办法，将王夫之和前面的黄宗羲、顾炎武入祀文庙之事放在一起共同上奏，以作“援引”。

赵启霖这个方法很巧妙，一个联合，就将同意顾、黄入祀的朝廷大员和赞成王夫之入祀的力量团结在一起，自然更易获准。当时很多大臣认为三儒“颇言民权”，准备驳议。礼部郎中吴国镛主张王夫之入祀，但是反对黄宗羲入祀，他认为黄宗羲的书思想过于驳杂。他摘取黄宗羲书中一些不利语句，准备加以驳斥。而竭力赞成三儒入祀文庙的相国张之洞，派遣使者拿着“说贴”劝说各部大臣，“说贴”有这样的含义：黄宗羲的思想合乎孟子，“诸君将并孟子亦摈出文庙乎”？并且透露这样的信息：如果黄宗羲被驳，那么顾炎武和王夫之可能会同时被驳。大臣们权衡利弊，最后放弃了驳议。

据说，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成为三儒入祀最强力的助援。他倒不需要引经据典找入祀的依据，而是直接喊了一句：“我议准，谁敢议驳！”袁世凯当时权倾朝野，没人敢得罪他，他开了金口，“于是各部长官纷纷取说贴回，改作议准矣”。于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初传下上谕：“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均着准其从祀文庙。”

二

1914年第八期的《文艺杂志》刊有“涵秋”的一篇文章《顾亭林黄梨州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里面也提到顾炎武等入祀文庙的“细节”问题，这里面还有个关键人物值得关注。文章说：光绪末年，御史赵芷升、侍御赵启霖等再次提出这个议题，让朝廷里面的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议论此事。尚书溥玉岑主张从祀，请他倚重的礼学馆纂事曹元忠代笔草奏。

曹元忠是苏州吴县人，自然希望昆山顾炎武入祀。他聪明睿智，有机巧。他担心赞成从祀的人太少，不能够达到目标，就到处奔走游说，求得朝中大臣支持。这时候，朝臣当中十之七八都赞成从祀的奏议，但是相国孙家鼐却坚决持反对意见。

曹元忠想：孙家鼐反对三儒从祀，他的驳议陈奏必陈列理由，不如先窥探到他的理由，预先防备攻破，事情更容易成。于是他特地去拜谒孙家鼐，窥探他的驳议意见。孙家鼐之前是主张顾炎武等入祀的，但是现在却产生了不同的想法：“默察时变，民权日渐扩张，若再尊崇顾、黄、王之学说，流弊所及，深恐长少年嚣张之气，于国家前途必多危险。”加上黄宗羲著作有“诋毁本朝之语”，所以“宜罢其从祀”。曹元忠得到这些消息，回去立刻针对孙家鼐之意，修改奏折，提前做防备，其中大意是“后世避讳之法，断不能绳之二百年前之遗老”。他的好友张南皮、鹿定兴等朝廷枢臣也暗中相助。据说慈禧太后还专门找张南皮询问意见。所以，此事能成，“主动力实系曹君一人”。

一件事情的成功，尤其是顾炎武这些“不仕二朝”“颇言民权”的启蒙思想家能够入祀文庙，享受朝廷对儒士的“最高待遇”，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在这个漫长曲折的奋斗过程中，有朝廷大员的不懈努力，如张之洞、翁同龢等人，也“必借枢要贵人之援”，如军机大臣袁世凯等的强力声援，也有一些“小人物”在细微处的作用，如曹元忠颇费心思的“智取”。应了《易经》那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不同的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推动顾炎武等三贤入祀文庙的事业走向成功。

说到底，这也是一种时代趋势，人心所向，“将习其道，必各祭其师，皆发于人心之不自觉”。剖析下来，顾炎武等三贤入祀文庙，深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顾炎武等人的影响正在扩大。《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采黄宗羲之书十四种，采顾炎武之书多达二十二种。清道光五年（1825），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从“足备经济，关于实用”的思路出发，延请魏源编撰《皇朝经世文编》，共收录六百五十四位作者的著述，其中顾炎武一人的著述就有九十七篇之多。在当时，“《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

以《日知录》为例，根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序言，从清朝康熙中期至道光以前，为《日知录》作注疏的学者，有九十四家之多。其中包括唐甄、魏禧、朱彝尊、李光地、方苞、惠栋、全祖望、戴震、孙星衍、姚鼐、阮元、汪中、方东澍、赵翼、钱大昕、魏源……几乎囊括了道光以前各学术流派的所有知名人物。对于《日知录》的研究，“几无异汉唐时诸经史训解，为专门学也”。全祖望认为其经世之学更有粹儒气象，非永康、永嘉之学所能比拟。皖派学者程瑶田《肇域志》曰：“亭林先生之学，有体有用……至于体国经野、理财治安之道，至纤至悉，详其沿革，陈其利害，亦经世之宝书也。”俞樾在《仪顾堂集·序》中说：“有明一代，学术衰息，不如唐宋远甚。及其季也，亭林先生崛起，源本经术，而发为经世之学，遂卓然为一大儒。”

在王夫之“入祀文庙”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郭嵩焘，亦曾言：“而数千年是非得失、利病治乱之实迹，遂无知者……亭林大儒，岂能方比。”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对顾炎武更是大加褒扬：“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正在变化而面临危机的时局。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着清朝这个封闭的大国，一些朝臣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郭嵩焘，进入总理衙门后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兼任驻法使臣，在思想上已经称服海外。与此形势相适应，清朝“政府虽专，部臣颇能自立”，一些开明大臣可以在朝堂中发挥作用；而广大民间，呼唤民权的变革呼声，也在不断冲击上层建筑。

与之相应的，是以学风改变国运的思想诞生。在顾炎武等先贤“实学”思想影响下，沿用已久的科场八股文废除，改试策论，又废除科举改成学堂。如《国闻周报》记录有李慈铭光绪十年（1884）日记，翰林掌院学士徐桐对诸翰林说：“《日知录》一书，可备后场策料。”徐桐是反对顾炎武入祀文庙的大臣，但他也不否认《日知录》的价值。可知这时候，顾炎武的著作思想已经开始用于策论素材。甚至在晚清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中，顾炎武的学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改良派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多次引用顾炎武的论述，如在《变科举议》一文中说：“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是言！”在《复乡职议》一文中引：顾炎武“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之论。

谭嗣同阐述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就指出：“顾亭林悼八股之祸，谓不减于秦之坑儒。愚谓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章炳麟直接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太炎”，成为顾炎武精神的继承者。1906年，章太炎发表《革命之道德》：“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贤善俗，舍宁人（顾炎武的字）之法无由。”

在这种形势下，顾炎武入祀文庙，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呼声。反对的声音并不是不大，尚书毕道远就发愤质问诸司：“二人学问，我所不顾，但以品行言，二人在康熙时皆不肯出仕，尚得从祀邪？”他把呈献给他的《清国史·儒林传》扔出去，说：“我必驳！”但是，在整个赞成入祀的滚滚洪流中，这已经是沉舟病树的呓语，衰弱无济之音了。

于是，死后二百年的顾炎武，被他誓死“不仕”的二朝，推到了儒林第一席。

三

在古代专制政治体系里，尤其是清代，文化一直是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到了风雨飘摇的清末，政治的威权不再能够肆意自专，文化的作用开始显现。顾炎武等三贤入祀文庙的艰难历程，正是儒家文化战胜政治威权的曲折过程。毕竟，“不仕二朝”对于清朝政权来说是一种蔑视，但是“不仕二朝”的高尚气节，却是一个民族亘古不变的永恒精神。

梁启超称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他的道德文章足以“清风千古振尘寰”，能够有死后从祀文庙的殊荣，的确配得上他一世的辛苦。对于五十岁时发出“举目陵京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慨叹的顾炎武，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告慰吧。毕竟他一生都在追求“经世致用”，他学问的出发点就是传统儒家经典。能够从祀文庙，列为孔门学者，也是他深为满意的事情吧。

顾炎武心里崇祯皇帝充满敬意，对于这位赍志而没、壮烈殉国的“中兴之帝”，他伤感又悲悯。在二十多年的北方游历中，昌平是他去了又去的地方。“萧瑟昌平路，行来十九年”，他徘徊在思陵前，望着越来越荒凉的故国皇陵，叹息“镐邑风流尽，邙陵岁月迁”，他的壮志理想、他的故国情怀，也都和这故国皇陵一起风流散尽，岁月更迁。

这十九年的来来往往，看着昌平的景物越来越荒凉、冷寂，清霜重重落在殿瓦之上，野火将寥落的山烧成了惨淡的黑色。面对命运如此的毁灭性折磨，顾炎武并没有放弃儒家的责任，“传经独下千秋泪，历劫难灰百感心”，他将亡国之思，转化为“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使命。以“传经”为本源，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留下了洋洋千万字的巨幅篇章，传递给后世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