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湖南

大多数人把我作为湘人，也有人约我写写与湖南或湖湘文化有关的文章，但是我迟迟未能奉命。原因是我虽然填履历时“祖籍”一栏写“湖南耒阳”，实际上与湖南直接关系甚少。父亲少年时即离家出走，没有回过家乡。我更无从与他的家乡结缘，第一次踏上湖南的土地已是中年以后，因工作关系陪外宾——刘少奇同志在宁乡花明楼家中接见并宴请一批非洲客人，我亦作陪，一天之内匆匆来去，我对湖南未留下什么印象。后来又有几次，都是因工作陪外宾来参观访问，必到之处是长沙和韶山。

初访耒阳

直到年近八十，我才得以私人身份，由朋友热情安排，访问了几次湖南，并到了耒阳。

2009年，应湖南师范大学之请，有长沙之行，又承蒙主人盛情和朱尚同兄的热情推动，安排我赴耒阳一行，得遂夙愿。在此之前，《耒水乡音》的编辑黄爱友曾与我联系，并惠寄刊物。这次由他安排耒阳境内的具体行程，并一路陪同，短短的一天中我收获颇丰。过去我对耒阳唯一的印象，除了是父亲故乡外，只记得三国的庞统曾为耒阳令，因大材小用，整天不理公事，但是必要时也能“一蹴而就”，一天之内把积案全部办完，令我钦佩。还有，杜甫病逝之处也是耒阳。

到了耒阳，第一惊喜是访问蔡侯祠。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发源于耒阳，这是家乡的骄傲。当地人民和政府把这位历史伟人及其功业作为本市的一个文化重心，围绕精心布置的纪念馆和墓园，建设起一片宽敞、优美的林园，令人悠游其中，思接千载，心旷神怡。特别是纪念馆中还有专人演示最初的造纸工艺，颇见设计者的匠心，这是科普与历史课的结合。我联想起多年前访日时，曾参观过一家位于四国的造纸厂的附属博物馆，有图片，也有实物。博物馆就以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的事迹开头，展现每一个时期中国造纸工艺的进步（包括最精美的宣纸）和传入日本的年代；到一定时期，就以日本自己的技术改进为展示重点；再以后，引进和学习的对象不再是中国而是西方的造纸技术。最后一个陈列馆，一进去就让人眼前一亮，只见一条条白色飘带像帐子一样从几米高的天花板垂下。讲解者说，这是日本当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制的最先进的工业用纸，据说其十分坚韧，可以代替金属用于航天器材。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从不认为学习外国有什么不光彩。这个陈列也不讳言造纸术是从中国引进，而且一路学了几百年，直到自己以及别国技术超过中国。此番参观蔡伦故地又引得我浮想联翩：能否把蔡伦纪念馆进一步发展成造纸博物馆，陈列我国历代造纸技术的进步（当然这些进步就不一定都在湖南了），也包括何时引进国外的技术，以及今天的状况？顺便提一句，造纸工业对环境有污染，我参观的那家日本造纸厂已经在污染治理方面卓有成效，竟闻不到异味。今天的造纸术在工艺方面已然登峰造极，但在治理污染方面进行发明创造还是大有可为的。

对我来说，此行的重点当然是访问我父亲的出生地——资家坳。由于父亲少小离家，我与父系亲属极少联系，原意是悄悄地去看一看，不惊动任何人，后来发现这一想法不现实。父老乡亲对我家很熟悉，十分热情，令我盛情难却。由于“资”姓十分罕见，我一生走南闯北从未见过家族以外同姓的人，而且每次报出姓名时都要解释半天是哪个“资”字，对方总是表示诧异：这个姓没见过！这次却见到了那么多姓资的，不论是否沾亲带故，都令我倍感亲切。从耒阳乘车，一到目的地，忽然鞭炮齐鸣，我还以为附近有人家办喜事，没想到是欢迎我，实在出乎意料。将近一百年前，父亲从这里义无反顾地走出去，走向广阔天地，走向世界。现在我以偶然的机会回到原籍，乡亲父老仍然记得宗族这一支，对来龙去脉极为熟悉，隆重而热情地接待我。中午，老少妇幼满满一屋子人，以丰盛的农家菜款待我们一行，这一切都令我铭记在心。只是我在城市生活久了，许多礼数不熟悉，可能有许多不周之处，又不善言辞，面对这样的热情，难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事后心中总有些歉意。

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开采煤矿之故，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昔日的资家坳整个山头已经陷落，实际上小山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一棵榕树作为标志，我们只好在榕树所在的山坡下摄影留念。我从父亲的回忆录中读到，此地原是深山老林，风光优美，鸟语花香，还盛产油茶。油茶是收益很高的经济作物。书中还提到这里有优质无烟煤，当时没有大规模开采，但日本在侵华前，其有关资料中已经标明地点。当时采煤已成为此处最主要的产业和生计，许多人因此致富，据说湖南省的GDP中煤矿收入占一定比例。但是代价是环境污染、水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乡亲们对此忧心忡忡。

由于下雨，车行缓慢，需要天黑前赶回长沙，原计划的两个参观地点——我祖父的坟墓和淝江书院只得放弃。小黄对我不去淝江特别遗憾，因为那里可以看到青山绿水，改变我对家乡环境的印象，只好待下次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从山沟走向世界的少年

父亲原名资朝琮，字璧如，耀华是他自己起的号，以后就以此名行世。他出生于资家坳，开始在家读私塾，不久就遇到废科举、兴新学，县里办了新型小学，招收学生，一切免费。父亲小学毕业后到衡阳上市立中学，也是免费。十七岁中学毕业后，祖父命他最远只能到长沙升学，同时家里又包办婚事，要他回去完婚。他既为逃婚，又为闯荡世界，就此不告而别，离家出走，顺江到了上海。原想考清华学堂未果，结果考上官费留日，从此在日本留学足足九年，其间曾回国度假，但只到沪、杭一带，终其一生再未回过家乡耒阳。他自述从小学起整个教育没有花家里一分钱，全部都是国家公费培养的。

那时中国留日学生很多，但大多在那里进行革命活动，中途辍学的不少。父亲从湖南的偏僻山坳漂洋过海跑到日本，不懂日文，却立志非上两家帝国大学（东京、京都）之一不可。根据日本学制，为此先得上指定的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他拿出湖南人特有的犟劲，刻苦学习，竟然考上了著名的“一高”，毕业后又考上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坚持读到毕业。1926年，父亲回到上海，以其所学在几家银行谋职，在大学任教，并发表有关金融的文章，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金融家看中。这位贵人找到他，交谈之下，与之一拍即合，于是招入银行，又派他到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深造，并考察美国与欧洲银行制度。这样，他对现代金融业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打下了扎实、全面的基础。1935年，他奉派到天津开分行，从此开始了前半生的艰苦创业，奠定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以后几十年，大形势不断变化，他几经沉浮，以九十六岁高龄在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职位上去世。

关于他的生平，我原来知之甚少，大多是后来从他亲笔撰写的自述《凡人小事八十年》，以及母亲的片言只语中得知的。他的自述从1990年九十岁开始撰写，自己伏案一字一字完成，没有任何人帮忙，至1992年完稿，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第二版2005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名为《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第三版2012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改回原名；第四版201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增加了自出版以来的若干篇评论。一位老人的自述二十余年间出了四版，足见其对当代读者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说来惭愧，我作为他的长女，父亲的许多事迹还是从这本书中得知的，而且我也是通过阅读此书，才真正体会到他刻苦学习的过程，以及在家国多难的艰苦岁月中他做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贡献，表现出非凡的胆识。特别是天津沦陷那几年中，他奉陈光甫之命，依托租界，坚守银行，与日伪斗智斗勇，保全属于中国人的财产。其时，我少不更事，不知道，也不理解，直到经历人事沧桑，对大历史有了更加深广的了解，才体会到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有这样的坚守和智慧，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年他在家里总是那么严肃、沉默寡言，他实在笑不起来！后来他身心俱疲，得了肺结核，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痊愈。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一切都有我母亲运筹操持，遮风挡雨，作为初中生的我，除了感到伙食变差，需要节衣缩食外，生活几乎不受影响。母亲一向惯于牺牲自我，她忍受怎样的艰难，我难以想象。

我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父亲，是在他去世之后细读他的自述才体会到的。这自述实际也从侧面反映了百年近代史。缺陷是前详后略，越到后面越语焉不详。可能是精力不逮，也可能是有意对有些经历保持沉默。我更加后悔的是，在他写作的整个过程中，自己只顾工作奔忙，完全没有关心、过问此事，连技术上的抄写都没有出力，更遑论讨论和建议。他一贯的作风是不主动麻烦别人，包括家人。如今说什么都为时已晚，成终天之恨。

关于父亲的生平事迹以前已经写过，《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出版时加入了我的补充，并在当年的《书屋》杂志发表过。另外有些补充的材料，已写入我自己的书中，此处不再重复。不过有一件事值得重点提出，那就是2020年《资耀华文存》的出版。

关于《资耀华文存》

父亲本质上是学者，在进入银行业之前、之后都有许多著述。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货币学》曾多次重版，作为大学相关专业的重要参考书。1949年以后，几十年来真正做成的事业，一是创立中国金融学会，二是主编中国货币史资料。

近年来，上海有一位对钩沉文化史料感兴趣的沈建中先生查阅图书馆的历史资料，发现资耀华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在国内各种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涉及题材甚广，这批文章由沈先生收集、编辑，2020年在父亲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名为《资耀华文存》（以下简称《文存》），上、下两册。这部皇皇巨著足以为学者资耀华佐证。

《文存》收集的文章共六十三万余字，发表日期始于1921年，终于1986年，绝大部分发表于1937年之前，很多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写的。这些作品内容丰富而厚重，题材包括经济与金融理论、世界大势、银行专业、金银货币、工商实业、国际贸易、关税、汇兑、对外国的实地考察，以及政策建议，此外还有早期学生时代写的随笔、有关妇女运动和乐器介绍的文章，等等。既有从历史到全球的宏观论述，也有细到具体银行业务操作、员工选拔与待遇的微观研究。有数万字的长文，也有不到千字的短文。全书捧读之下，深受教益，并感触良多。略述如下：

一、宏观的世界形势

多篇文章显示出，作者眼界开阔，对当时世界形势有敏锐的认识，并对中国的应对之道深思熟虑，颇有见地。那个时期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者对于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有不少评论。例如，《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赔偿要求过于苛刻，埋下祸根，现在已是人们的共识，而他在1925年的文章中已经论及这个问题，以数据表明，德国绝对无法还清这一赔偿，以后会有麻烦。他还以很不以为然的口吻说，当时英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有所松动，而法国则十分顽固。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和1926年发表的另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最近各国扩张军舰的恶耗》，列举英、法、美、日、意海军舰队增长的吨位数，指出一战的惨痛经历刚刚过去，他们就又蠢蠢欲动，开始扩军，将来一场战争还是避免不了。他根据观察，预言下次战争将在太平洋地区打。文章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想见将来的世界大战争必在太平洋，而直接作牺牲物者必为我国。我们还可不极早起而谋抵御的方法吗？同胞曷其速起！”

另一篇题为《经济问题上之中外国际关系》的长文，实际上是讲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文中详列数据说明英、日等国如何占尽中国便宜。他为之痛心疾首，同时又提出自强之道，结尾说道：“我国若完全统一，上下一心，和衷共济，则以我四亿勤俭耐劳之国民，利用此天然丰富之物资，生聚教训，不出廿年，即可抵御外国之经济侵掠政策，而作太平洋之主人翁。……举国同胞曷其速起！”

从1926年算起，二十年之后应是二十世纪中叶。如果没有后来的外战加内战，以当时的发展势头，加以作者提出的改革条件，应该不是空想。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作者当时处于大学毕业前后，已经对世界大势有这样的关注和远见，而且对中国前途远景有这样的理想，可见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胸怀。

二、对中国发展的深思，胸有蓝图

作者有大量的文章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调研（特别是经济、金融方面的），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对策。有几篇长篇报告，针对“糖业”“丝业”“钱庄”“商业”等，记录了实地调查的详细情况，以年代、数据、人名以及机构网点的地址说明问题。

作为留日的“海归”，他对日本当了解最深，对日本经济上于我国之威胁忧心忡忡，时有流露。例如有一篇文章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当时第一丝业大国美国进口生丝量最大，早期以中国为主，后来日本居上，其生丝对美出口已远远超过中国。关于日本取代中国在国际上丝业地位的问题，当时很多中国的爱国志士都有所关注。巧的是，我母亲童益君上的蚕业学校，就是一批“实业救国”的人士如史量才、冷御秋等开办的，旨在培养改良中国丝业的专业人才，从种植桑树、科学养蚕、改良缫丝技术等一系列程序做起，达到根本之改进，目标就是与日本争夺国际市场。父母那时已经订婚，对这个问题是否有过讨论，已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