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感旧”走近施蛰存

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是从施蛰存与鲁迅的交往讲起的。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参加了共青团的施蛰存避难于松江家中，一起的还有冯雪峰、戴望舒和杜衡。四人创办了一个同人小刊物《文学工场》。施蛰存想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知道冯雪峰与鲁迅关系密切，遂请他出面找鲁迅谈谈，得到了鲁迅的热情回应和指导。拟定丛书十二种，鲁迅担负其中的四种。1930年，丛书遭禁，实际只印出了五种。正是在编丛书的过程中，施蛰存走近了鲁迅。1932年，现代书局的张静庐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刊物《现代》，邀请施蛰存去当主编。鲁迅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论“第三种人”》《为了忘却的记念》《小品文的危机》等，尤其是《为了忘却的记念》，是鲁迅在柔石等五青年遇害后含愤写成的，几家刊物不敢用，施蛰存接过来发表了，而且向鲁迅要来柔石的照片和手迹一同登出。查看这一时期鲁迅写给施蛰存的书信可知，施十分重视鲁迅的稿子，向鲁迅殷勤索稿。而他二人的笔战，却是因鲁迅的“感旧”而起的。

鲁迅的“感旧”发生于1933年10月，他感慨于一些“新青年”并没有受过“八股”文的影响，都是新式学堂出来的，不是国学专家，但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读《庄子》和《文选》了，竟然和光绪年间的雅人一样，所缺不过是脑后的辫子。（见鲁迅《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见到鲁迅的文章，劝人读《庄子》和《文选》的青年施蛰存（时年二十八岁）以为鲁迅是专门针对他的，就写了一篇《〈庄子〉与〈文选〉》，为自己辩解：因为曾经是国文教员，现在做编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推荐了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这一辩解随后被鲁迅批为“胡涂虫”。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鲁迅对社会上渐趋的复古思潮是警惕和敏感的。他曾说：“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鲁迅这一番话是有所指的。刘半农曾是《新青年》里的一名战士，是鲁迅的战友，而今作为大学教授，不仅自己钻进故纸堆里，还曾写诗嘲笑中学生写了别字，这让鲁迅难以接受。对此记忆犹新的鲁迅看到施蛰存推荐古书，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当年提倡白话文的人，大都从旧垒中过来，对古书十分了解，鲁迅之所以对青年人消沉于古书里深感忧虑，是因为害怕他们失掉了朝气和锐气。鲁迅主张青年在社会大变局之下多接受活学问和新艺术，这在那时的中国乃是当务之急。这一层意思，早在1928年他应《京报副刊》开列青年必读书目时，就已表达过了。当时鲁迅遭到许多误解，真知道鲁迅深意的人不多。鲁迅这回的“感旧”，自然并非针对某一个人。然而鲁迅是要弃绝古典吗？他绝无此意，鲁迅不但重视整理国故，而且成绩显著。鲁迅在整理古碑、墓志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还反复校对《嵇康集》，并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鲁迅反对的只是鼓励和提倡复古之风，因为这种复古之风是背离于时代精神的。可惜，青年施蛰存当时还不能理解鲁迅。

施蛰存与鲁迅的笔战逐步升级，鲁迅写了《“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扑空》《答“兼示”》等文章，施蛰存也写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等。在与鲁迅争辩时，施蛰存的心态是矛盾的，鲁迅的《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用的虽然是笔名“丰之余”，但据施蛰存晚年说，他对鲁迅的文风太熟悉了，从一开始就知道文章是鲁迅所写。与鲁迅笔战并非他之所愿。但一方面他觉得推荐两本书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就想辩白清楚，没想到越描越黑；另一方面，他又有些后悔为这件事与鲁迅打起笔战来，让旁人看热闹。如此一来，他一面说不再争论，一面又很不甘心地讥刺鲁迅，给人一种“挥了几拳”，“飘然远引”的感觉，致使鲁迅开始称他是“遗少的一肢一节”，后来则直斥他为“洋场恶少”了。施蛰存则自嘲云：“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又说：“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打了几拳’，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不幸一语成谶，与鲁迅的笔战，在日后使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96年陈漱渝出版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收入了鲁迅和施蛰存争论的文章，施蛰存被视为“论敌”之一。2000年曹聚仁出版的《天一阁人物谭》没有提到他，2005年吴中杰出版的《海上学人》，写到了曾和施蛰存一起在上海共事的朱东润和余上沅，但没有提施蛰存。2007年张昌华出版的《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提到施蛰存原名德普，被鲁迅斥为“洋场恶少”后改名“蛰存”，有“屈蛰存生”之意，写他和鲁迅的笔战较为简略。而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则详实叙述了施蛰存与鲁迅争论的经过，杨迎平结识晚年施蛰存，相交十几年，有过多次深谈，其论述是客观可信的。

杨迎平认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论战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实不必看得有多么了不得。实际上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争论有利于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她说：“施蛰存斗胆与鲁迅交锋和争论，使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活跃、自由的气氛，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阶段。”当时人才辈出，流派纷呈，论争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风景。

施蛰存对鲁迅是钦佩的，又因与鲁迅有过交锋，对鲁迅有相当的了解。1946年，《文艺春秋》杂志给施蛰存出了个题目“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让他做一个假设的答案。施蛰存的回答是：“我说，这个问题并不聪明。这个时候，鲁迅还会活着？这是不可能的。也许鲁迅先生会活到抗战胜利。但今天，鲁迅也必然已经死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也居然死了，鲁迅怎么能幸存于闻一多先生死后！”诚然，现实中没有如果，施蛰存的假设说明他对鲁迅决不妥协的斗士品格的了解。

施蛰存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通过《现代》杂志推出“自由诗”的代表诗人，如戴望舒、李金发等，自己也创作了大量新诗、小说，还翻译了许多外国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执教，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大学教授于一身，与钱锺书并称为“南施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