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

作者: 魏邦良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提及母亲“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臂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蔡元培成年后能尊重女性,倡导男女平等,原因之一是源自对母亲的尊重与敬爱。

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一件事。

某年除夕深夜,父亲的朋友孙宝楚先生突然造访。原来,这位孙先生在一家钱庄做事,欠了钱庄五百元,如果年底不能还清,第二年就要卷铺盖走人。丢了饭碗,一家老小的生活就没了着落。情急之下,深夜来此求助。

包天笑父亲想帮朋友,但家中没有这么多款子,很为难。一旁的包天笑母亲将丈夫喊到里房,说:“我看这位孙先生的面容不对,如果今夜这个年关不能过去,恐有性命之忧,他不是说过只有死路一条吗?”

包天笑父亲道:“我也没有办法。我手头没有五百元可以接济他呀。如果他早点来,我可以找朋友帮忙,现在已是大年夜深夜了,我到哪里给他借钱呢?”

包天笑母亲说:“你问问孙先生,如果不是现款,可以吗?”

包天笑父亲吃惊地看着妻子,道:“不是现款是什么?难道大半夜拿着房契、田单,找人抵押?”包天笑母亲回道:“我没有房契、田单,但有首饰啊。救人之急,我可以把首饰拿出来。”

包天笑母亲把自己的所有首饰拿出来给了那位孙先生,首饰中最值钱的是一对金绞丝手镯,还有一只名为“一根葱”较小的金镯子,另外还有金戒指、金锁片等。孙先生感激得要磕头。他对包天笑母亲说:“大嫂!你是救了我一条性命。”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圆形牛角盒子,里面装满了鸦片烟膏,“我到此地来,是最后一个希望了,如果这里没有希望,我觉得无颜见人,借此三钱生鸦片烟毙命了”。

孙宝楚是因为赌博欠了钱庄五百元。包天笑母亲便劝他以后千万不能赌钱了,这位孙先生当然点头不迭。渡过难关的孙宝楚自此走上正路。

母亲的这次善举,包天笑一直记着。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我并不痛心,我只赞礼我母亲慷慨好义,慈善救人,是一个寻常女人所不肯。她是不曾读过书的,识字也有限,而却有这仁厚博大的心肠,我们如何不纪念她。”

包天笑成为作家后,经常用的一个笔名是“钏影楼”。他说:“这钏影楼的名词,我不过纪念我母亲的一段盛德的事实罢了。”

陈独秀幼年时,家乡流传一句话“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可见,科举在当时的神圣地位。

陈独秀六岁时,他的教育主要来自严厉的祖父和慈爱的母亲。陈独秀在《自传》中提及祖父的“严格”与“可怕”:“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祖父)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

祖父喜欢体罚,达不到他要求就打,越打,陈独秀越背不出书,形成恶性循环。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独秀的母亲虽没文化,但在陈独秀眼中却非常了不起。回忆母亲,陈独秀话中流露出敬爱。他说:“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

当祖父骂陈独秀“真是家门不幸”时,母亲只能默默流泪。对倔强的陈独秀,她从不打骂,而是温言劝勉:“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

见母亲流泪,陈独秀也跟着流泪。母亲一面给他揩泪,一面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

陈独秀回忆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马一浮母亲课子甚严。马一浮六岁时,母亲常给他讲古来豪杰孝义方面的事,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超凡脱俗之辈。母亲常告诫他:“某人富贵勿羡,某人行谊贤者,汝学焉。”

一次,年幼的马一浮与几个小孩玩掷铜钱游戏,谁掷远,谁获胜。母亲见了,立即批评他:“儿幼,勿宜弄此。他日成人,须严立风骨,龌龊事,此将鄙夫之归矣。”马一浮成年后,对此事念念不忘:“迄今追忆此事此语,未尝不赧发项颈间也。”

有人认为,马一浮义理之学,启自庭训,而文学的种子则是母亲播下的。马一浮八岁作诗,九岁读《文选》《楚辞》,都是母亲精心教育的结果。

马一浮十岁时,母亲患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为考核儿子,要马一浮以庭前菊花为题做一首五言诗,限麻韵。他略一思索,得诗如下: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

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母亲对马一浮此诗的评价是:“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当天夜里,母亲病逝。

丁文江的父亲吉庵先生,是泰兴的一个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丁文江行二。大哥名文涛。丁文江去世后,文涛先生在《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中说:“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年,毕《五经》、《四子书》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母亲很早就教丁文江认字,所以丁文江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了。丁文涛还特别提到他们的母亲对兄弟几个的言传身教:

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之,而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事能亲为者,必使亲为之,毋役僮仆。即不能,偶役僮仆,亦不得有疾言厉色。平居谕涛兄弟,必诏以志远大,毋囿流俗。以故亡弟成童外出,周历瀛海,去家万里,绝无怅惘可怜之色。迄回国以后,陟遐荒,探地质,缒幽凿险,劳作不辞。而行旅不恃僮役,御下必以宽仁,公私费用,罔敢稍糜,盖早于幼稚时代之家庭教育植其基矣。

正如胡适所说:“在君一生的许多好习惯,据他大哥说,是他母亲的家教‘植其基’的。”

钱穆十二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

某年除夕,钱穆哥哥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大弟弟患疟疾,“寒热交作,拥被而卧”,母亲在一旁守护。最小的弟弟也依偎在母亲身旁。钱穆孤零零坐在门槛上苦等哥哥。整个村庄,此时炊烟袅袅,爆竹声声,热闹非凡,只钱穆一家,冷冷清清,灶冷锅凉。邻居夫妇请钱穆母子去他家吃年夜饭。钱穆母亲婉谢,说:“非不知领君夫妇之情,亦欲待长儿归,具香烛先祭拜祖宗,乃能进食。”邻居夫妇听后肃然起敬,此后常夸钱母,治家为人远非他人可比。那个除夕,钱穆哥哥天黑了才赶回家,又匆匆上街准备祭品,之后,母亲带着孩子们祭拜了祖先,才草草吃了年夜饭。

亲戚看钱家穷困,推荐钱穆哥哥去商店任职,钱穆母亲不允:“先夫教读两儿,用心甚至。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

曹聚仁母亲识字不多,但她运用词语却十分适当。曹聚仁回忆说,母亲给他写的信,句句中肯,十分恳切。曹聚仁去香港后,母亲给他的家书中有这么两句话:“钱不可不用,却不可乱用。”曹聚仁说:“许多老一辈的人只知道叫后辈‘钱不可乱用’,却不懂得‘不可不用’的意义。”曹聚仁友人看到这封信,赞叹道:“老曹,你真幸福,有个八十岁老母亲教教你!”

曹聚仁母亲自嫁到曹家,六十年间,每天不停劳作,从来没有休息过,“每一种事业的结束,就是另一事业的开头,就如从围巾,接上做手套,没有中断过一样”。她经常说一句话:“不管怎么样,我总已经做过了。”至于衣着,她的看法是:“衣以蔽体,能够穿得暖就行了。”她常批评城里人衣服太多:“城市里人的衣裳,都是填箱子的。左一套右一套,一个季节换了,晒了,收拾了,忙个不了,真是自寻烦恼。”曹聚仁评价:“这就是她的穿衣哲学。在她,觉得对世人十分歉然;她是多么珍惜别人的劳动力。她相信只要劳动,就会有饭吃;所以她对劳动的信念,远超过任何空虚的精神上的寄托,她的人生观是入世的。”

熊式一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母贤惠能干,相貌秀丽,当地人称“熊家坊的第一碗菜”,就是村花的意思。熊式一刚学说话时,母亲就教他认字。后来母亲把家中一间房改成学堂,母亲对包括熊式一在内的几位学生要求极严:所讲授的内容必须会背。

熊式一说,他从母亲这种严厉的方法中获益多多:“即使今天年近八十了,我还能大体记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次,母亲教他学《论语》中某章节内容,他很快就记住了。于是,他合上书,在母亲面前把这段内容背了一遍。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他出门玩去了。到底是孩子,听到这句话,像脱缰的小马驹向屋外狂奔,情不自禁高喊一声:“老子自由啦!”母亲听了,脸色突变,赶到屋外,把他喊回来,严加斥责,道:“熊家孩子是有家教的,不准说粗话,更不能自称‘老子’!”母亲勒令他跪下,一直跪到午休结束。有学者对此分析道:“那天上午,他丢了脸面,也没有享受到自由,但他得到了教训,并因此终生获益。他从此再不会去恶意诅咒或者得意自狂。”

诗人冯至幼年丧母,不久,父亲续娶朱氏(我们只知道她姓朱)。朱氏是北京人,祖籍浙江慈溪,略识文墨,心地善良,视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为己出,关怀备至。

平时孩子们有什么要求,她都尽量满足。只要冯至提出买书,继母总是慷慨答应。冯至在文章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也是在1915年,继母有一次去北京,临行前问我要不要什么东西,我说什么都不要,只希望能托人到商务印书馆给我买一本世界地图。在她将要回来的前几天,我更迫切地想念我将要得到的地图,以致夜里不得安眠,不断做着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梦。等到她回来把一本新版的世界地图交给我时,我的兴奋是无法形容的。”

冯至小学毕业前夕,继母着手筹划他的未来。当地孩子小学毕业后,一般有三条路。一是留在家里做父亲的帮手;二是去店铺当学徒;三是外出继续读书。冯至父亲无固定职业,不需要什么帮手;让冯至小小年纪就做学徒,吃苦不说,将来也不一定会有啥出息,甚至糊口都难。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冯至去北京继续求学。

继母就把想法告诉了丈夫,丈夫当然希望孩子能去北京读书,但他苦着脸说,家里根本拿不出学费。继母告诉丈夫,把自己陪嫁的首饰卖几件就够交学费了,冯至在北京读书可住在自己堂弟家,食宿都不需花钱。为了冯至能顺利去北京读书,继母专门去北京和堂弟一家商量妥当。

冯至能赴北京读书,完全归功于继母无私的付出和长远的目光。她对冯至的爱,与血缘无关,源自美好高贵善良的人性。

幼时的贾植芳顽劣成性,胆大包天,整天惹事。每次闯祸,母亲就会责骂他:“你也算个少爷,怎么能这样的德性呢?”父亲则是边打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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