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然回望梦依稀

1963—1970年，我在台湾七年有过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主演电影、第一个家、第一个孩子……刻骨铭心的许多经验，加速了我的成长。面对人生暮年阶段，能够记下对于我几乎是被遗忘的“角落”，平实地记下自己在那个青涩年代所有过的经验和见证过的历史，写下当年我耳闻目睹的人与事，颇具意义。

一

我必须记下我在台湾艺文界的一些接触和交往。首先是俞大纲先生，他是我舞蹈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知己”。演完《七仙女》，没多久就结识了俞大纲先生。我在影片中既是主演又任编舞，一生专注于中国传统戏曲和诗词研究的俞大纲教授，是内行明眼人，去他家拜访时，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想了解我在大陆接受艺术教育的经历。面对和蔼可亲、真诚的长者，我毫无保留地将1956年至1962年六年在北京舞蹈学校当学生的经历告诉了俞老师。除了教学课程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当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些现象，我如数家珍般向他汇报：北京周期性举办“全国民间表演艺术汇演”，每次集中数千演员，超过百台的晚会，各省的精英和各类形式的演出，无论是传统经典或即将失传的剧目，全都琳琅满目地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剧场中上演。

如果有好的演出，先生和俞师母常常邀我跟他们，以及他哥哥俞大维先生、姐姐俞大彩（傅斯年太太）一起去看戏，我因此认识了不少戏剧界的人，也了解了戏剧在台湾发展的情况。

在俞大纲位于金山街的家中，我先结识了戏剧家姚一苇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建立战后台湾的当代剧场以及文学艺术的评论环境，是台湾剧场与文学发展的重要推手，1964年于文化学院艺术学门任艺术研究所教授兼戏剧系主任，并兼教务长，曾任《现代文学》总编辑，主持该杂志的最后五年。1967年，在俞老师的推荐下，我看了姚一苇教授发表的剧本《碾玉观音》。姚一苇教授说：“《碾玉观音》的价值是沟通现代和传统、中国与西洋的舞台艺术之作，又特殊地表达了中国人崇高的感情境界。”一次，俞老师告诉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姚一苇教授因被牵连到“白色恐怖”案件中，入狱七个月后获释，出狱后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当时台湾仍处于特殊时期，俞老师告诉我这件事是用心良苦，让我不要掉以轻心，随便暴露我在北京舞蹈学校习舞的背景。在台湾拍电影初期，大家都以为我是台湾演员，直至很多年后，我一说起我在北京舞蹈学校受的基础教育，大家还真的吓一跳。

后来，我在馆前路俞大纲挂名董事长的怡太旅行社文艺沙龙中，认识了刚刚回台湾不久的陈耀圻，他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系硕士班，1965年返回台湾。那年，陈耀圻导演拍摄台湾纪录片史上第一部具观察性内涵的电影《刘必稼》，在艺文界引起震撼。电影的纪实手法与人物散发出的真挚情感，为弥漫虚无的艺文界带来了崭新的气息。

说到陈耀圻，我心怀感恩。1970年8月下旬，我背井离乡从台湾飞往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美国洛杉矶。以前素未谋面的张文艺（笔名张北海）、周鸿玲夫妇受陈耀圻之托，热心相助，从接机到帮我找住处、报名上英文课、申请装电话、接煤气水电、办银行开户手续、学习开车，等等。直到2022年张文艺在纽约百年，我们一直是最亲近的朋友。溯源从头，是陈耀圻当年在俞大纲老师授意下的“见义勇为”而促成的这段缘分！

另外不得不谈的，还有在俞老师家认识的导演牟敦芾。1949年，八岁的牟敦芾随家人到台湾定居，后来毕业于台湾艺专，1966年，他与同校同学黄永松（后来的《汉声杂志》创办人）、黄贵蓉（后为牟敦芾第一任妻子）参与了导演陈耀圻拍摄的纪录片《上山》而步入电影界。

1969年，牟敦芾任导演，黄贵蓉任编剧，完成首部黑白剧情长片《不敢跟你讲》，但在当年却未获公映许可。私下里我跟圈中人和俞老师去看试片，印象很深，影片非常具有实验性，很写实，如实捕捉了当年的生活细节与地景样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大胆无畏。由于迟迟没有上映，影片因此也蒙上神秘色彩。当年被禁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此片从片名到内容，均存在对台湾“白色恐怖”的影射。个性叛逆的导演牟敦芾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我尤其记得他去俞家，想通过俞老师的渠道打通官方上层关系，自己还提着影片拷贝前去“电检”央求看片子，然而电影始终没有公映。非常遗憾，台湾“戒严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扼杀了许多优秀的创作，1969年，牟敦芾执导的第二部电影《跑道终点》也没有获得放映证。

令人欣慰的是，1987年7月15日，台湾宣布解禁。直至2018年，台湾才挖掘出牟敦芾的《不敢跟你讲》和《跑道终点》，并于国际纪录片影展“出土”，一一首映。两部影片展现出导演的社会关怀，其美学成就也令人惊叹，曝光后国际邀约不断，也使得观众对牟敦芾及早期台湾电影有了全新的认识。令人无限惋惜和遗憾的是，牟敦芾这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传奇创作者，于2019年春天在华盛顿去世，他没能亲眼看到影片的正式上映便撒手人寰。我的老朋友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然而，反过来再思量，以我了解的他的脾性，这一切身后事早已与他无关，这么多年的尘事还会耿耿于怀、一直铭记在心吗？目前时过境迁，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了。愿老友安息！

在整理个人文字资料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份电影《童年》的企划书。电影剧本是我根据自传中《上海童年旧事》一章改编的，原名《失去的童年》，于1993年获台湾年度优秀电影剧本奖。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写电影剧本。

著名制片人邱复生先生是影响台湾媒体发展的先驱人物，我们并不认识，去台湾领奖时他约我吃饭。一见面他就直截了当地说：“当年我是你的影迷，《失去的童年》剧本得奖，我马上就找来看了，很喜欢。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剧本？”“我想当电影导演。”我答得干脆。“噢——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把你手边的工作全放下，我来制作怎么样？”事情发展得出乎意料的神速，我急忙点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邱复生的年代电影公司（以下简称“年代”）发起成立“中国两岸影艺协会”，他充当文化交流的前锋。“年代”筹拍了第一部直接碰触“二二八事件”的电影《悲情城市》，由侯孝贤执导；导演张艺谋则先后为“年代”执导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童年》拍摄企划书做好后，我和邱复生先生一同前往大陆洽谈拍摄的事宜。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对邱先生十分礼遇，但有理想和抱负的邱复生先生千算万算，也算不到伤痕题材的电影在大陆不允许拍的规定，所以到头来我们跑了一大圈仍然空手而返。当然，我仍然感谢邱复生先生对我的信任以及作出的努力和付出，但“电影审查”使得事与愿违，从此，我也彻底放弃了做电影导演的美梦。

《童年》企划书“市场分析”中有一栏“诉求对象”，我亲笔写道：

海内外

喜欢看人生中悲欣交集、剧情感人的电影观众

喜欢看天真无邪、惹人怜爱的儿童的电影观众

喜欢看真实、真话、真人、真事的电影观众

喜欢看一部由小人物的境遇看大时代的动荡的电影观众

现在再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十年前）写的电影企划书，那岂不是我从影七年遗留下来的印记？

二

1965年，胡金铨导演为台湾联邦影业公司拍了一部宣扬仁孝忠义的武侠片《龙门客栈》，凭借傲人的票房，胡导演接下来竟任性地花了三年时间拍《侠女》。虽然《侠女》一直被誉为中国新派武侠片的开山之作，但在当年，这部大制作公映后并未引发太多共鸣，票房成绩惨遭滑铁卢。他拍的武侠片是同类型华语电影的承前启后者，受启发者如徐克、李安等，也有受他提携的武侠明星，如郑佩佩、石隽、白鹰、上官灵凤、徐枫，还有众多受他指导或启发的电影人，如许鞍华、蔡明亮、贾樟柯、吴明才、张艾嘉等。

那时，胡金铨导演和我虽然在不同公司，见面的机会倒是很多。一来胡金铨导演和李翰祥导演以及宋存寿导演在香港是拜把子兄弟，互动频繁；二来称胡金铨导演为“师傅”的郑佩佩、岳华（本名梁乐华）、陈鸿烈都是我在“邵氏南国演员训练班”的同期好友，重情谊辈分的当年，师徒关系非同小可；三来当年胡导演在台湾力捧的爱徒徐枫，家在台北时和我住在同一小区并且是近邻，胡导演常带着徐枫找我出去聊天吃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导演胡金铨、演员张冲、编剧姚凤磐和我，在台北木栅溪边合买了一块农地，差一点当了同院的近邻。面积有多大，如今已记不得了，计划是各盖各的独栋房子，但院子可以合用。胡导演需要在家中有影片剪辑室，我需要在家中有练舞间……那时想得很美，院子里要种什么花、该栽什么树，还想建游泳池什么的，都热烈讨论了一番，前前后后拖了一阵子。到1970年有了图纸，但工程还没启动，轰动一时的婚变使我将一切抛在身后，一无所有地不辞而别，远去美国。之后，我和胡导演就这样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来往，他一开始就叫我小名小青，直到他不幸离世。

我写了《寄往天上的信——收件人胡金铨老师》缅怀这位可敬可爱的师长。信中的末段我写了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

1993年，我们到台湾参加金马奖三十周年庆典活动后，都去了香港，又不约而同住在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那时我们已有很多年没见面了。您已离婚搬到了洛杉矶定居，我仍然东奔西跑的，但基本上家在瑞典，待在欧洲的时间多。所以这是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在千里迢迢的东方重逢。

李大王（李翰祥）约了您和我到金钟的一个酒店大厅相聚，我们住在一处也就结伴赴约。他当时希望我客串演出他要开拍的新片中的一个角色，在北京时已跟我谈过。好像你们哥俩也多年没见了，要谈的可商议的事都多着呢。

我们都很珍惜能再相聚的时光，但怎么就会扯到歌剧《图兰朵》上去了呢？唉，真是的！那天我真不该惹您不高兴，如果那天我懂事些，多体谅您些，不必争一时之“气”就好了！也许该怪我？还是该怪我们都多喝了几杯？您意气风发地高谈阔论当年卡拉扬找您执导《图兰朵》的事，其实让您高兴“过瘾”就好，我应当像从前一样当个小学生，当个忠实的听众，听您滔滔不绝，那不就没事了？那时期您难得兴致高，我为什么偏偏要给您泼冷水扫您兴呢？

说起《图兰朵》，我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先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任编舞，后来又在瑞典和波兰担任此剧的导演和编舞工作，对故事、音乐、结构都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谈到自己熟悉的内容时，不免和您有些地方“意见相左”，对您的说法提出许多异议。大概您还是把我当成当年（1963年）《玉堂春》中的小姑娘了，不允许我“目无尊长”；还是因为您那几年心情郁闷，处在低潮深谷中，事事都不如意，故而特别敏感发作而成？一切的一切现在都无法知晓，一切的一切也都成过去了……

还记得那天，面对两位我年少时的“大王”（认识您俩时我才十七岁），我不得不落荒而逃，我开玩笑似的对翰祥说“您大材小用”婉谢了他的片约。和您也不了了之地留下了“尾巴”。那么难能可贵的一顿饭局，结果被我搞得一团糟，没有和你们一起享用就扬长而去，现在想来是我千不该万不该的，我哪里知道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唉！唉！唉！

1970年，重情有义的李行导演发起联合义务导演《喜怒哀乐》，由蓝天公司发行，当年台湾四大导演各导一章：白景瑞《喜》、胡金铨《怒》、李行《哀》、李翰祥《乐》。四大导演，都使出“洪荒之力”，然而该片阳春白雪，票房收入不如预期。

可是在艺术上我个人认为，胡金铨导演的武侠短片的巅峰之作是《喜怒哀乐》中的《怒》。而李翰祥导演的《乐》，是我电影演员生涯中的至爱，虽是小品型作品，但我认为这是李导演最具个人风格的艺术杰作。知名影评人焦雄屏认为：“这段小品是李翰祥所有作品中最理想化、抒情味道最浓，也最不犬儒的电影。”我曾在《江青的往时往事往思》一书中写道：

浅显的故事中，显现着人，同时又是中国人的精神。是一部富哲理却又充满了人情，趣味盎然令人玩味的佳作。……给予我的提示是：一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与财力无关，在不能借助于物质条件的功能时，唯一可利用和发挥的莫非是自身的潜在力。……1978年，我基本上借用了原电影故事，在纽约创作了舞剧《乐》。……舞台上不断再现的四季的变迁和延续，象征着轮回，也同时暗示着持久不渝的友谊。舞剧《乐》在上演时，比电影晚了八年，自己不好再扮村姑，而扮了新寡一角（电影中李丽华饰演）。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个离怀，聊作对自己从影期间偏爱作品的纪念。

李行导演亲自前后操办了其余三位导演的葬礼。2021年夏天，他与其他三位天上相聚。台湾著名电影学者、影评人、监制焦雄屏女士在微信上发文说：“他们那种又相惜又良性竞争的关系，是美丽的历史。我有幸认识他们，对我而言，他们联结着壮丽也沧桑的上一代，他们的作品也承袭着中国最值得流传的文化传统。谨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