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缘何“文献名邦”多？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不仅有漫长的边境线，还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叠地带”。在整个云南省，有许多被冠以“文献名邦”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昆明、通海、建水、石屏、鹤庆、弥渡、大理、保山、剑川、丽江、巍山、会泽等十二个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获得“文献名邦”的称谓，并相沿至今。在地方历史书写中，“文献名邦”作为一种美誉，被地方传颂并影响着地方社会。

云南缘何有如此众多的“文献名邦”？某种程度上可能和古人对“文”的向往和“惜字”有关。汪曾祺在《收字纸的老人》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这些字纸被一个叫“老白”的人收走后，会在文昌阁的“化纸炉”中烧掉，看似简单的一件事，里面却有着“神圣”的内涵，因为有“字”的纸是不能亵渎的。这种“敬惜字纸”的习俗，体现的不只是对“文字”的尊崇，更彰显了“文字”的魔力，把文字与神灵相联系，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字意识的觉醒。这种“敬惜字纸”的习俗广泛流布全国各地，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也告诫我们，不能把写有字的纸张带入厕所中。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如彝族的文字，就有神圣的起源故事。1927年，杨成志先生在彝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采集到一则有关彝文起源的故事。故事讲述，在很久以前，在罗罗地方（彝族地区），酋长有个哑巴少年奴隶，每天少年都到山上去为酋长放羊。他虽然不说话，却聪明伶俐，每天都寻找机会偷偷地往森林里跑。那片森林是一个圣林，别人是进不去的，只有得到圣者牡猴和牝雉的特殊见宠才能进去。而哑巴少年来这里，就是跟着他的两个师父学习罗罗文。“他们学习的时候，牡猴坐在树上口说出字，牝雉立在地上用嘴巴写出字画”，少年则十分谨慎地，“耳听其音，手模仿其笔画，一一记今天心里头。如是者经十多天，每日都是朝出昏回。酋长主人看他回家时候，大不像从前样子，心颇思疑，欲窥探其动静，然苦无法以知其研究”。酋长想了一计，有天等少年出发时，将一根带着线的针偷偷插在少年背后的衣物上，等到他跑到森林时，酋长便跟着线追了过来，怒斥他为什么天天跑到森林里。结果哑巴少年开口说道：“你若不来，多几天我便可统统学完全了。”少年的两个师父见酋长是“俗人”，便飞走了。后来少年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师父，但是他把自己掌握的文字传承了下去。无论是汉字还是彝文，当这些文字出现以后，人们便有了“文字意识”，用以记述历史、故事和传说，传递各种信息。文字由起初沟通神灵的媒介转变成人与人之间传达信息的桥梁，并成为跨越时空传递信息的途径，所以身处当下的我们才能通过阅读“文字文本”，从而知晓“历史”。

依着文字的发迹，文字产生后，便开始传播，具有一定的传播路径。通常情况下，某一文字在一中心地区产生后，会向周边乃至更远处传播，离文字产生地区越远，某种程度上对文字及书写系统的接触也相对较晚。在未接触“文字”之前，文献或文字对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对文字的向往，也便成了在“中心—边缘”视域下，对中心和文明向化的一种表达。当这些“边徼之地”的人群不能书，也不能“识”时，学习文字就成了必然，在获得文字之后，人们便将其“持有”，不愿将其丢失。站在这种立场上来看，“敬惜字纸”也有着持有而不愿丢失的内涵。因此云南地区很多地方以“文献名邦”命名，即体现了对“文明”的向往，也侧面反映出一种向化后的“敬惜”。

建水地区的“文献名邦”称谓也具备这种内涵，此外还有另外一层内涵。建水地处滇南，唐元和年间筑土城，明代“拓城易砖”，形成了基本延续至今的城池规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水一度发展成为“滇南邹鲁”，并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临半榜”的美誉，随之便有了“文献名邦”的称呼。民国《建水县志稿》记载，城东北有一座迎恩寺，是明代包见捷所修，前有“文献名邦”坊，旧有碑记：“某次神宗皇帝举某朝典宪询问廷臣，众皆缄口，惟见捷能原原本本敷陈无遗。皇帝欣喜地说：‘中原文献尽在卿矣！’赐‘文献名邦’匾额，命有关部门建坊于其故乡。后临安知府金节遵旨建坊于城东北永善街。”该坊现已不存，只留有坊座。

“皇帝赐匾”作为建水“文献名邦”的又一来源，虽有别于云南其他地区的“文献名邦”，但在“文字意识”和“敬惜”的层面上是共通的。这些被视为“边徼之地”的地区，在化入王朝的同时，也把王朝的文字体系内化，从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用“文献名邦”进行标榜，在显示该地区文教事业兴盛的同时，也显示出其自身的“弱势”。如山东地区不会称自己为“文献名邦”，其本身就是圣人的故里。因此，云南十二个城市以“文献名邦”自许，在彰显某一阶段文教事业发展兴盛的同时，也是一种对文献“渴望”和“持有”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