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的一份孙绳武的校改稿

1983年8月，以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孙绳武为首的一行六人，应邀前往联邦德国参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对外协会组织的中德文学翻译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同行的德语翻译家关惠文整理成文，经孙绳武校改后发表在1984年第一、二期《外国文学季刊》（合刊）中。时至今日，孙老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牵头组织的座谈会为后续中德文学作品互译、中德文化交流拉开了序幕，让我们深切探知到老一辈出版家、翻译家为推动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笔者收藏了这次座谈会的关惠文记行原稿、孙绳武校改回函、补充资料及最终出版物等。原稿题为《西德记行》，以圆珠笔写作，手稿为十一页，是对此次德国访问行程的纪实，按时间线以类似游记的形式展现了一行人在德国参观、访问、交流乃至生活的情况；原稿上有孙绳武铅笔校改字样，且孙另附改稿回函意见一页及补充资料六页。即是说，孙的校改意见从字数上来讲已有关原稿三分之二之多。倘若对其略作比对，不难发现孙绳武笔下所蕴含的严谨治学态度，以及无时无刻不在推介外国文学、推动文化交流的心志。

补充资料包含十二条拓展信息，按其回函所述，这些资料是“具体的、感性的东西”，使原文“更有趣些”，在笔者看来不仅如此，也能体现出他着眼细节、严谨治学的态度。

比如，关原稿第一章讲述了中方团队一行六人在德方带领下参观马尔堡时的场景。孙老在校改意见中增加了一段马丁·路德当年在该古堡中居住的轶事，而当时的中德读者想必对此人也更为了解，这便为下文“文物的保护在西德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活动之一”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论据，也使得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另外，孙老在信札中提到“关于马丁·路德在马尔堡，请参看附上的德文书77页”，这是哪本德文书不得而知，但孙老当年在回复关惠文时必然是附上了相关书籍。孙老着眼于细节还体现在对具体词句的斟酌修改上，在此不多赘述。

最能够体现孙老严谨治学思想的是其对“三只兔子共耳奔跑”的考证。原稿第二章讲述了在帕德伯恩市参观露天博物馆的行程，孙老在校改稿中增加了一段对帕德伯恩市的介绍，提到该城的城徽是三只耳朵相连正在奔跑的兔子。参观时，德方介绍说该图案来自中国，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确实出自何处”。回国后，孙老不忘加以考证，初步证实了这一图案来自中国的敦煌藻井。于是他热心地给关惠文附上一份复印材料，请关惠文执笔告知帕德伯恩市负责外事的秘书贝克夫人，并且指明“待查出更详的材料时，再及时告她”，至此，这件事“大致也许就算有交代了”。或许，在游览中，中德双方人员只是以娱乐的态度看待这一图案，而孙老回国后却执意要给此事一个“交代”，多方求实、查证。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帕德伯恩市政府人员得知这一图案果真源自中国之后，德方与中方今后的联系必将更加紧密，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更加密切，这也是孙老的心愿所在吧！

遗憾的是，笔者收藏的校改稿中没有那份复印资料。就“三只兔子共耳奔跑”这一图案，目前学界广泛认可的是：原型最早出现在中国隋朝（敦煌莫高窟407窟），这一图案经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并在沿途国家的一些建筑等场景中得以重现。可见，中德文化交流由来已久。

综观整个校改稿，孙老严谨细致且执笔老道，在细微之处的简单修改，都使得叙述更加精确、分寸轻重更加到位。

再如，关于参观该市露天博物馆的行程，在关原稿对博物馆设施、景物的描写中，孙老增加了这么一段：“据说，像（注：孙手稿为‘像’，但出版物误作‘象’）这样的博物馆在联邦德国不止一处，巴伐利亚也有类似的一个。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越向前发展，人们似乎更希望把过去的历史遗迹保存下来，也许不免还有些怀旧的趣味，在联邦德国遇到的情形可以说也是这样。”

通过这段文字，孙老将中国读者的心与德国民众的心联系起来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之前，中德两国文学关注重点具有很大差异，但读者的文化共情却可以打破这种隔膜。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两国人民都面临着科技进步的同时却难以保全历史文化的难题。如何看待及破解这一难题，则引起两个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从而构建更多文化交流的契合点，驱动更多交流的潜在需求。

又如，在“紧张的工作”一章中，关原稿记录了某场座谈会的场景。在列举了双方出席人员后，关原稿论述中方三位同志“先后介绍了我国翻译西德文学的情况”后便转入结论。读到这一段时，读者或会有疑问：座谈会只有中方发言吗？德方有没有发言？如果有，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孙老的校改稿给出了答案：“研究中国文学的施维尔齐克先生也来过中国，对鲁迅很有研究，写过一本论述中国文学的书。他在发言中谈了对鲁迅的认识。德根纳先生和索姆普拉茨基先生分别介绍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学发展的情况，表达了同中国作家相互来往的愿望。”幸而，这一段文字在最终出版时，按照孙老的建议加了上去，让我们更加全面而真实地看到当时的会议场景。

从孙绳武对关原稿的校改意见中，不难看出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及推动中西交流的心志。纵观其一生，尤其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十多年间，孙绳武一直致力于搭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行将离休，但仍然不遗余力地组织中德文学翻译座谈会以及两国文选的编纂等活动，向中国读者打开了一面深入认识德国的窗户，同时也向德国读者推介了中国。

幸得此手稿，笔者得以穿越冰冷的铅字世界，推倒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柏林墙”，如临现场地感受到老一辈翻译家、出版人严谨的治学风范、为文化传播而矢志不渝的拓荒与奉献精神；同时，文字所传承的历史，也激励我和后来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