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问而学问”

《中华读书报》2024年5月8日《瞭望》版有《思想是学问的灵魂——访刘梦溪先生》一文，为2008年6月19日记者对刘梦溪先生的访谈稿，当时未得发表。“编者按”言：“虽已过去十多年，访谈内容仍然鲜活，刘先生对很多学界的问题、观点仍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也许可以温故知新。”

访谈者舒晋瑜注意到朱光潜先生认为当代的学术太强调实用性了，对学术本身的那种真理性和神圣性重视不够。刘先生访谈中的所论正是对朱先生的回应和引申。

“中国学术还讲究经世致用，这本来是好传统，可以使学问不‘蹈空’。但是，处处都跟实用联系起来，学术独立就困难了，因为他会考虑学术之外的目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区别的一个标志是，是不是以学术本身为目的。”“如果赋予学术很多附加目的，学术就不会独立，就容易急于求成，为利益所驱使。”这些话说到了要点。学术上有建树的学者，多遵循学术独立的观念，少有“附加目的”，不“为利益所驱使”是必备的学术人格。

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萧公权即坚持这种理论。当年民国政府整顿高等教育，注重理工学科，限制文法学生名额。对此，萧公权指出：“我觉得偏重的政策未必是促进教育发展最有效的办法。我相信‘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教育家和学生往往不能认清大学教育的真正功用在青年的求知欲，在坚定他们为学问而学问的志趣，换言之，是他们对致知穷理的工作抱着古人所谓‘敬业’的诚挚态度，不把毕业文凭看成敲门砖或踏脚石。急功好利的心理流行于‘最高学府’之中。许多年青人企求速成，不肯埋头读书。他们既没有实在的学识，更不易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并且认为，若按“粗浅的实用主义”办高等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够产生卓越的科学家”（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

“学术之外的目的”“粗浅的实用主义”使学术失去正确的方向，使学术不再纯正。这说到要害处，所以主张“放弃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而采取崇奉真理的人生观”。同理，“号称最高学府里的师生应该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学术才能迈进”。更进一步指出“教育文化是一种前进的努力。越是自由，越能发展”。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说过：“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陈寅恪先生游学欧美十年，在多所著名大学，始终不肯为学位劳神费时，一心在学术上，在掌握多种语言上，这使他成为极为博学的历史学家和人文文化学者，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钱锺书先生也认为，所谓学问是一些静心明志的人士不旁骛其他，在思想学术领域踏实耕耘的收获。正是这种观念使钱先生和杨绛一生坚持不懈在学术领域耕耘，获得极为丰富的学术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