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师友杂忆

书信，在今天已是渐渐远去的风景。旧时风云与师友情谊，常在书信的字里行间。细读旧信，也许可以从另一角度解读出“师友圈”，或可读成“回忆录”。《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出版之时，金耀基先生八十三岁，自称此书“几乎是我半部的‘回忆录’”。此书与金耀基的散文集《有缘有幸同斯世：金耀基忆往集》参读，庶几可合成一部回忆录。

金耀基是老派人，作文都是手写，近年更醉心毛笔书法。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写书信者愈来愈少，用电话、手机、电邮者愈来愈多，有朝一日书信或将不再是人间传意达情的载体了。金耀基则相信“见书如面”：“书信是一种最有手与心的温度的书写。看到手札，便有如见到书信人的本真。书札含有的情意元素，决非其他书写或媒介可以比称。尺素之所以可宝，正因如此。”新时代而读旧书札，但见古风犹存。

一

金耀基是台湾大学法学学士、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金耀基在政大的导师王云五是“二十世纪的一代奇人”。金耀基上王云五的第一堂课，但觉他须发皆白而精神沛然，犹如仙界中人。金耀基第一次留美返台，执教于政大，王云五即召他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兼职。王云五任总编辑，委金耀基任副总编辑，并实际主持《出版月刊》编务。之后，王云五要金耀基肩负《东方杂志》的复刊之责。

《东方杂志》复刊后一年，金耀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已三年，第二度考取一个全额攻读博士学位的美国国会奖学金，上年度金耀基已考取一次，因王云五不赞同而放弃，但这次是美国在台所设奖学金最后一年。金耀基去意已决，因他绝无能力自费留美，且已逾而立之年。金耀基不愿当王云五之面请辞，便写了一封长信，再度陈说留美的缘由。信中说，自己不能像云师一样，胸有万卷，吐丝不绝，而只能学蜜蜂酿蜜，增加自己的学养（《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王云五读信后，毕竟是谅解的，也贺金耀基去美，只望他学成再有回商务印书馆服务之日。

1970年，金耀基在匹兹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王云五不无希望落空之感，作信云：“耀基同学：奉读本月九日函，知吾弟已荣获匹大博士学位，可贺可贺！愚满拟待弟重返商务，并虚席以俟。兹悉已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因有优越条件，可省机票十万元，是则重返商务，又成空想。惟如此特殊条件，愚亦深为谅解，台港非遥，聚首机会仍多，深望数年以后仍能共事也。”

1975年，金耀基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一年的长假，并得李维厚基金会（Leverhulme）的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王云五作信云：“耀基同学：奉读四月四日来书，无任雀跃，犹忆十余年前同游政研所，即已逆料蛟龙非池中物，及弟由港中大资送剑桥研究，更断言终有一日，弟必擢任港中大甚至港大校长（名义上为副校长，英制如是），今仅初试其端耳。此不只为政大同学庆，云五亦与有荣焉。谨贺！谨贺！”

那一年，金耀基四十岁，在剑桥大学访学之余写出了名著《剑桥语丝》，书中有一篇《书城飘香——远怀云五师》。多年后，金耀基真如王云五信中预料，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当年我读此信时，只觉得云师是对我奖掖逾恒，并不在意，四十年后再读此函，便觉得真有些匪夷所思。我2002年出任中大校长，是在一非常情况下的决定，非我之初衷，我当年之应聘到中大，实因我喜欢做的是教书与著述，即使七十年代担任新亚院长及八九十年代担任大学副校长，都是兼任，我的本职仍是社会学系教授，在我服务中大三十四年里，惟校长一职是全职的学术行政工作，对我而言，也决无余力再做教研了。故我从来就没有做校长的aspiration（抱负）。”

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东会为九十大寿的王云五铸造了一个半身铜像，请金耀基以二百字写云老九十年的人生。金耀基所作短文的结尾说：“人生如壮游，云老九十年的壮游，在历史上已留下了无数的足印，但他还计划着明日的旅程。”王云五致信：“获读所为文，敬佩无量，以短短二百言，描述云五九十年生涯，重要言行殆皆具备，至扼要而有力，堪称能手，书法亦甚秀丽，是文可谓不朽之作，云五得借此而名垂不朽。”

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有二。金耀基在香港怅望云天，心送书翁归返仙庭。

王云五在1961年一篇纪念爱迪生的文章中，曾提及他所作的一首诗《反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壮游，胡为不劳生。壮游不易得，岂宜虚此行。偶尔一回醉，终日须神清。雪泥着鸿爪，人生记里程。豹死既留皮，人死当留名。盛名皆副实，人力胜天成。人人怀此念，大地尽光明。”

这首诗是夫子自道的言志诗，最能说出王云五的人生观。他一生服膺爱迪生的生活哲学，那就是“工作、工作”。王云五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他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确是“人生壮游”。

二

金耀基1970年举家自美到中国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至2004年以校长和社会学系讲座教授退休。

1969年，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到匹兹堡，与基辛格共同接受匹兹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李卓敏一到匹大就约见金耀基，当面热情地邀请金耀基加入香港中文大学。这是金耀基初次见到李卓敏，金耀基回忆道：“李卓敏先生1969年在匹兹堡大学当面邀请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不只态度热情，而且恳切坚定。我与卓敏先生素昧平生，他怎会对我如此信任呢？当时，我想过这个问题，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我相信一定是匹大著名社会学系杨庆堃教授向李卓敏校长大力举荐之故。”

李卓敏提出的“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理念已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立校精神。金耀基与李卓敏交往深入，他说：“李校长有眼光、有能量，他是一位能把理念转变为事实的实践家。但是李校长在创校期间，并非事事顺风顺水，事实上，他从不缺少阻力与反对的声音，但他有魄力、有毅力，遇阻不回，迎难而上，忍劳、更忍怨（他常需以写字、编字典来求心之宁静），从不颓神丧志，卒能得道多助，把中大一步步向前推进，并彻底改变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生态，在世界大学圈中，声誉鹊起。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寇尔博士（Clark Kerr）亲口对我说，香港中文大学是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数以百计的大学中极少数最为成功的大学之一。香港何幸有李卓敏校长，我又何幸能在李卓敏先生手创的大学执教。”

外传李卓敏与钱穆气味不投，看似一洋一中。然而，钱穆离开新亚书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亚“内斗”。1977年，金耀基接掌新亚书院，一上任，最高明的一招就是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迎回钱穆。李卓敏有一信致金耀基：“宾四老兄毅然莅校讲演六次，洵为创举。然非兄早作筹谋，绝不会实现，诚非他人可能对中文大学所作之贡献也。”

金耀基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构想：“不止是想借此对新亚创办人，首任新亚校长（当时的职称）表示感恩尊崇之意，更想借此逐年邀请全世界对中国文化有卓越成就的学者来新亚讲学，以继续并增强新亚为研究中国文化重镇的地位。新亚同事一致赞同这个构想，并希望钱先生本人为讲座第一位讲者，这样不但增加讲座的分量，并且也可早日邀请钱先生回新亚，这是新亚师生久所企盼的。”这样，金耀基在第一时间致函钱穆，表达有意去台北拜望他老人家之意。

1978年10月，钱穆由夫人胡美琦陪同到新亚书院，作“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第一讲（共六讲）之日，新亚山头人头攒动，中大师生、新亚校友、香港文化界人士都慕先生之名，闻风而至。演讲设在最大的新亚体育馆，座无虚席，还要动用临近的教室以电视转播，这是香港当年文化界的盛事。金耀基回忆：“钱宾四先生是最善于演讲的老辈学人之一，他又讲又演，是名副其实的演讲。钱先生有浓厚的无锡口音，像我与妻元祯这样的江南人，听来固然津津有味，但第一回面对他的演讲的广东人，恐怕最大的满足只是欣赏到这位国学大家投手举足的讲堂风采！”

钱穆赴港演讲时，金庸携《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访问过钱先生。金庸告诉我：“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我问：“钱先生晚年的《晚学盲言》就是由他口述、钱太太记录的。他讲话无锡口音重吗？”金庸说：“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钱穆与金耀基初见时，一再说“一见如故”，还说彼此有缘。自此之后，金耀基每次返台，只要时间许可，一定去素书楼拜访，一谈就至少两三小时，几乎次次在钱府午膳，常常品尝到钱夫人精致的小菜。早时钱穆体力尚好，他与夫人好几次陪金耀基夫妇游阳明山、北投诸景。钱穆喜欢风景，即使眼力不佳，也丝毫没有减少一近山水的兴头。

有一次，金耀基问：“先秦诸子不计，如在国史中可请三位学者来与您欢聚，您请哪三位？”钱穆的答案是朱子、曾国藩、陶渊明。

钱穆逝世后，金耀基感慨：长者已去，他已隐入历史之中，后之来者，只有在历史中寻觅他的声音容貌了。

三

我认识的前辈学人之中，陈之藩先生最喜欢写信。而陈先生一生，给我的印象是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在《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到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

1977年8月12日，陈之藩给金耀基写信：“我下学期要去中大，您很惊讶吧！”金耀基说：“我很惊喜。”还在台湾读书时，金耀基看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喜爱得不得了。金耀基始终认为陈之藩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好的散文家之一。“《剑河倒影》文笔清幽空灵，与徐志摩浓华之笔所写的康桥绝对是各有美趣。我1975年在剑桥书写一篇篇剑桥的散文时，心中是有徐志摩、陈之藩的剑桥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要写一本我自己眼中、心中的剑桥，这就是《剑桥语丝》。”陈之藩信上说：“见报上《剑桥语丝》即将出版，甚为兴奋，因为我只看过一两篇，没有看全，就是一两篇，也使我想念起剑桥来。”就这样，两个写剑桥但从未见过面的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了同事与朋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陈之藩是香港中文大学电机系的名誉教授，他是第一个为香港中文大学开办电子学博士课程的，而他的散文是“秋水文章不染尘”，影响了好几代人，包括他信中提到的“哈佛大学的小朋友”童元方。金耀基说：“2002年他是与他新夫人童元方一同加盟中大的，元方是哈佛的文学博士，才学过人，入职翻译学系，时有佳作惊艳文坛。陈之藩在晚年与童元方有一段傍花随柳、云淡风轻的香港岁月，内心自有快乐。2012年，之藩大兄病故，他是在香港与世长逝的，时年八十有七。”

杨振宁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位博文讲座教授。金耀基说：“杨先生在我所识的前辈学人中，可能是一位最善于和乐于言谈的人。他喜欢讲，喜欢听，也喜欢问，每谈到一件事、一个人，他都要弄得清清楚楚。”

2018年新春期间，因杨振宁提议，金耀基、陈方正与杨振宁一起到新界西贡一间面海的泰国餐馆午餐。“这家餐馆是杨先生与翁帆第一次二人餐会的地方。转眼他与翁帆结婚已十四年。我们下车后，走去餐馆，杨先生用一枝手杖，步履健实而稳，而记忆之力强，思维谈吐之精密清晰，绝不像是九六高龄之人，显然他与翁帆八二与二八的结合是一成功美满的婚事。”杨、翁结婚之时，金耀基曾寄送一张写上“不一样的对称之美”的贺卡。近年，金耀基更赠杨一幅书法：“夕阳无限好，只‘因’近黄昏。”

四

大约在1965年，殷海光因看到金耀基在《出版月刊》发表的关于现代化的单篇论述，便嘱其门人陈鼓应与陈平景到台湾商务印书馆三楼请金耀基到殷府“喝咖啡”。金耀基第一次在殷府见到殷海光时，还来不及对眼前满头白发、面容清癯的哲学教授表达心仪钦迟，殷海光已请金耀基坐下，用手指着桌上金耀基的现代化论文，文章上有他圈圈点点的笔迹。殷海光去世前不久，金耀基为他新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写了一篇五千字的评论，在香港友联出版的《大学生活》上发表。

1967年，殷海光与金耀基原来都有去美国的计划，但殷海光患了癌症。《民主评论》的主编徐复观曾托金耀基赠送殷海光新台币三千元。殷海光逝世后，徐复观写了《痛悼吾敌，痛悼吾友》一文。

1981年，殷海光的弟子陈平景在东京给金耀基写信：“殷先生当年教我留心的人物之中，永远记得对您的评语，他说：‘你看他那气象，那相貌，还有那大脑。’殷先生从来没有对人如此推崇过，所以给我印象特别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