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的“中国心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心理学家荣格在瑞士波林根决定对谜一样的《易经》发起冲击，他第一次拿起了芦苇秆，在那棵百岁梨树的树荫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根据传统，他本应拿着耆草，由于找不到耆草，只好用芦苇代替了。

奇怪的是，经过一番摆弄，这些芦苇秆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它们与他的思维过程形成了有意义的联系。不久，他见到了德文《易经》的翻译者卫礼贤。他发现在思维形成有意义的联系的观点上，他与卫礼贤出奇一致。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跨越一个六条路的岔道口，走过上海路和阳信路的街角，看到一个小小的窄门，从窄门中望进去，是一个斜坡上行的小路，通向后面的几栋欧式建筑。这里就是礼贤书院所在地，后来成为著名的青岛九中，这里的毕业生常常因他们的母校而自豪。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一百二十多年前这座书院的创立者——卫礼贤。

卫礼贤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母亲给他取名理查德·威廉，或许是希望他效仿狮心王理查德。1895年，卫礼贤取得神学学位后，就任斯图加特修道院教堂牧师。1898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德国同善会“青岛需要传教士”的消息，萌生了前往中国的想法。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发生在山东西部的“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1899年5月，卫礼贤乘坐小火轮驶近这片海域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烟雾笼罩中的崂山，那时到处是泥泞的工地和开挖的沙沟。在青岛，卫礼贤结识了当时中国颇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是儒家道统的守护者，如劳乃宣、周馥、康有为、辜鸿铭，以及恭亲王溥伟、孔氏家族的衍圣公等。他创立礼贤书院，成立“尊孔学社”，并建立“万国图书馆”（亦称为“藏书楼”）。藏书楼广泛收藏了经史子集及现代中外文书籍，计三万余册，蔚为壮观。

1920年夏，卫礼贤短暂离开青岛，返回德国。不久后，他再次来到中国，担任德国大使馆的科学顾问，并受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北京期间，卫礼贤与胡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张君劢、陈大齐等著名学者交往甚密。

卫礼贤在中国前后二十五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等，受中国文化浸淫颇深。他曾评论，严复的翻译“是用古典优雅的中文写成的，这些书也许翻译得非常流畅，也许看上去和中国古书的风格差不多，可是新鲜的内容被古老的文字形式缠绕和掩盖，就像我们试图引用很多《圣经》中的语言，来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一样”。

有一天，卫礼贤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位慈眉善目、胡须花白的老人。老人自称“崂山”，要卫礼贤去探访古老山岳的秘密，卫礼贤向他鞠躬表示感谢，老人却突然消失不见了。卫礼贤立刻醒来，努力思考这个梦的寓义。

不久，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来访，他给了卫礼贤一个建议：“你们欧洲人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原因在于你们从未接触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你曾拜作老师的乡村教师，他们也只了解些表面东西。因此毫不奇怪，欧洲人有关中国的知识只是一大堆垃圾。如果我给你引见一位老师，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他会引导你探讨中国精神的深刻之处。你觉得怎么样？你就能翻译各种各样的东西，自己也写一写，中国也就不会总在世界面前蒙羞了。”周馥举荐的老师就是晚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劳乃宣。辛亥革命以后，劳乃宣隐居河北涞水。

卫礼贤闻之十分欣喜，立即修书给时年七十一岁的劳乃宣，并在礼贤书院为其准备好了舒适的住处。几周后，劳乃宣接受邀请，携家人从涞水之北的郭下村来到青岛。令人惊奇的是，这位老师与他梦中见到的白胡子老人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老人姓“劳”，古时“崂山”亦写作“劳山”，劳乃宣的先祖正是来自崂山地区。

于是，师徒二人开始向着中国文化最为精妙之处探幽发微。劳乃宣称《易经》中最关键的传统如今已经消亡，好在他过去的一位老师仍深受古老传统的影响，而且他的家族与孔氏后裔关系密切。他拿出一套采自孔子墓的神圣耆草秆，开启了《易经》神谕艺术的旅程。

劳乃宣用中文解释《易经》的内容，卫礼贤写下笔记，然后翻译成德语。劳乃宣先将释读文本与原文对照，检查所有细节是否都准确无误；而后，卫礼贤审查德语文本，对文本进行修改完善；接着是详细的讨论，卫礼贤再根据讨论写出三四份译本，并补上最重要的注释。

不久，一战爆发，青岛成为德国和日本的交战区。劳乃宣避乱离开青岛，《易经》的翻译尚未完成，卫礼贤十分沮丧，甚至不抱希望了。战事稍停，劳乃宣致信说自己有意返回青岛完成《易经》的翻译工作，希望卫礼贤像先前一样提供膳宿。卫礼贤喜出望外，立即答应。工作终于完成了，1920年，卫礼贤动身返回德国，劳乃宣将遗嘱交到卫礼贤手中，不久就去世了。《易经》的翻译工作成了大师的绝唱。

荣格第一次在达姆施塔特遇到了卫礼贤，“他看上去完全是个中国人，外在举止以及写作和说话的方式都是如此。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渐渐融入其内心深处”。但是荣格仍然发现了卫礼贤意识深处的矛盾。1925年回到德国后，卫礼贤立即加入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担任教职。荣格听过他的讲座，发现与传统的布道会别无二致。“卫礼贤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结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他身上以西方与东方冲击的形式出现。我相信我可以理解他的处境，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同的问题，知道卷入这样的冲突意味着什么。”

或许在意识深处，卫礼贤的思维仍然是基督教式的。荣格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一种在西方文化压迫下的再度同化。在青岛期间，当他的弟弟——德国财政大臣问他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和创造者。他还是人性的神圣代表，他作为人类的领袖，代表了统一的整个人类。这一人性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中国肯定会像欧洲一样，成为现实。”

有一段话广为流传，据说来自卫礼贤本人：“我从来不曾给中国人施洗，这令我非常欣慰！”有人把这段话当作卫礼贤皈依儒家文化的证据。毫无疑问，卫礼贤倾心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典籍，但如果说卫礼贤放弃深层意识的信仰，彻底成为儒家信徒，未免有简单化之嫌。

我们应当考察这段话的背景。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被扑灭后，山东仍然面临着一些小小的麻烦。当时，青岛到济南的铁路铺设到高密，附近的乡民认为铁路的修建会惊扰黄土下面的列祖列宗，遂抵制铁路的修建。于是，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被派去镇压反抗的乡民。

卫礼贤在青岛听说这些事情，非常着急，于是不顾朋友的劝阻，决定到那些地方去，努力调解误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在一个村庄，他成功说服了德国士兵推迟进攻，同时他用尚不流利的中文说服村民放下武器。他召集附近所有村庄的代表，居间调停，并且向村民保证以后不会再受到侵扰。卫礼贤和他的助手做了大量工作，如包扎和照顾受伤的村民等，最终得到了村民的信任。村民们向他表示感激之情，纷纷送给他刺绣装饰品。一位省级长官还为他颁发了一枚纽扣状的勋章。

看到了义和团运动之后教会的反扑，卫礼贤变得非常谨慎，宁愿采取一种新的方式传教。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过一种与基督教精神相符的简单生活，通过学校和医院的工作影响别人，和他们一起生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一个已经具有自己文明的国家，应该让教会作出自己的决定。他说：“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施过洗，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而且，我也不会由于执着于不情愿的皈依，而使自己忍受内心冲突的煎熬。”

卫礼贤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但是他意识深处的冲突，仍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与荣格最后一次会面，卫礼贤仍未坦诚相告。荣格说：“只要我尝试去触碰他心中冲撞着的实际问题时，马上就能感觉到他在退缩，一种心门紧锁的感觉——因为这些问题切入骨髓。”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卫礼贤反复梦见无边无际、杳无人烟的亚洲草原。或许每个人内心中都有一块不容干涉的领地，正如歌德在《浮士德》说的，“人迹罕至，不能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