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记得十年前克厚兄路过开封，席间曾谈及他对经典的认识，说的都是些经典的重要性之类的话，而今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读经典。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往事。1985年，大学刚毕业的克厚兄背负简单的行囊到西北边陲执教，从此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研读经典的学术志业。面对纷扰的世界与熙攘的风潮，克厚兄始终坚守思想本位、学术本位，广泛阅读中外名著，以期对经典作出通识性、普遍性的解读，立志让古人的智慧照亮现代世界，力图以今人的眼光发现古代思想的价值。在古代经典中，他用力最深、所得最丰的就是《论语》。从文字考据到语义辨析，最后到思想解读，克厚兄的《论语句读》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请到今天的世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用我们近来关注的人文语义学这一话语体系的视角来看，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来，人文语义学就意在“通古今”“究天人”。而且，我们在重视精英、文本的同时，更为看重“对话”。“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

文归正传，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

孔子生于春秋后期，当时周天子权力衰微，天下混乱，诸侯争霸，以往的礼乐秩序逐渐被破坏。孔子因时而起，主张用仁、礼来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有人说，孔子“述而不作”，是个复古主义者。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他在“述”的过程中也“作”了许多，最重要的就是将三代以来的文化内核总结为“仁”，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从“仁”之宗旨出发，去重建礼仪。在重建的过程中又有“损益”，即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就此而论，孔子是一个以仁为本、尊重传统、尊重习惯、渐进改革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仁为本，才是我们读《论语》的原因，用仁心来提升自己，用仁心来“立己达人”，用仁心来改革制度。

《论语》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行录，关于其版本与形成过程历代学者已有充分的研究。从汉代到今天，关于《论语》的注本可谓汗牛充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人们对思想的追求，《论语》更成为许多人争相阅读的经典。因此，寻找合适的注释，也就成了重要的问题。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鲍鹏山的《论语导读》等是目前市面上较为流行的注本。其中杨伯峻、李零基本是文献学的路径，钱穆则在其注本中融入了许多宋学思想，李泽厚以哲学家的身份解读《论语》，鲍鹏山在“导读”中着重发挥道德的意义与价值。

注解《论语》如果只是辨析音义，恐怕不需费太多笔墨，因为前人已打好扎实的基础，取其精华足矣。然而，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注本，《论语》更是如此。今天注解《论语》，既要遵循文献学的原则，更要结合孔门师生所处的社会秩序和他们的思想主张，同时也应该根据现在的阅读习惯、心理状态、生活情境、社会规则进行发挥，这样才能使古人的智慧在现代焕发生机，同时也能借鉴西方思想丰富《论语》的精神。

我认为，作者结合几种视角对《论语》进行了系统性、发散性乃至具有原创性的解读。

第一，文献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视角。一般来说，注释古籍首先采取文献学的方法，辨正音、义、字、句法，疏通文句。这方面作者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同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更重要的是，作者将文献学与思想史结合，对古籍作了更丰富的解释。如“当仁不让于师”，作者将“让”解释为“退让”，而非常见的“谦让”。由“退让”出发，作者指出：“面对仁，即便是老师，也不退让。”虽然尊师重教的传统很重要，但是面对真理和仁义时，独立思考更为重要。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斯害也已”，作者把“攻”确定为“攻击”之后，列出了两种解释“祸害就停止了”与“那就有害了”。作者根据孔子对时人、弟子不同意见的宽容，采取了第二种解释。作者还就此发挥，认为对不同意见的宽容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方面。古往今来，不同思想的互相碰撞，恰恰是思想进步的必备条件。作者还引用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来论证“异端是多元思想的一部分，是应该也是必须得到承认的”。这就把孔子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结合起来了，使之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第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结合。因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社会习惯的长期影响，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纠缠不清，成为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难题。作者通过注解《论语》对此有所反思。有子说：“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古人在解读此句时，一般会论证“不好犯上”与“不好作乱”的逻辑关系。按照三代封建的原则，从家到国最后到天下，人伦关系与政治关系层层递进，在家不犯上的，在国与在天下也就不会作乱。可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这个逻辑及事实已经遭到了破坏。秦朝以后的学者还坚持三代的原则，其实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作者说：“孝悌和犯上作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孝悌属于私人领域，而犯上作乱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所遵循的原则是否一样呢？大量的例证说明，私人领域中的孝悌和公共领域里的不犯上作乱没有必然的关系。”《论语句读》与古人解读此点最大的不同，就是作者有清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认识，而古人陷于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网络中无法解脱。作者这种解读为我们了解《论语》、理解古代中国提供了关键且实用的视角。

第三，现实经验与理想追求相结合的视角。作为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孔子一生的政治事业与思想建构也充满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作者注解《论语》，充分意识到了孔子这种心路历程与生存困境。公山弗扰曾经召孔子，子路很有意见，孔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急于用世行道，但各国均不重用他。于是，孔子想依靠公山弗扰等叛臣实现“东周”的理想。问题是孔子的“梦见周公”“君臣父子”“损益三代”都是以周代的礼乐制度和忠孝伦理为根本的。现实的“得君行道”之路不通，他只能寄希望于“得臣行道”，甚至是“得叛臣行道”。于是，孔子也发出“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虽然如此，孔子还是自认为“天生德于予”“文不在兹乎”。作者指出：“孔子屡次把自己的使命和天连在一起，表达了这个使命的崇高和神圣。……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有了这个信念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匡人真的对他无可奈何。”孔子以道自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道能够具有拒斥暴君、乱臣、小人的力量。就此而论，孔子的道虽然具有理想主义的高度与信念，但并不能使别人认同、践行他的道。孔子为了行道，也就不得不有“枉道”之想。这引发我们思考的是，“枉道”以“行道”，那么“道”还是“道”吗？在孔子的时代，行道于世是不可能的。要想行道就必须改变孔子的生存环境，乃至中国古代的制度框架。这也是今天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

以上几种视角的结合，使作者的《论语》注解突破了文献学的单一范式与古籍研究的固有传统，因而具有了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思想意义。作者坚持以人为本与以学为本，探索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能路径。

最后，基于以上几种视角的结合，作者贯通了“问题”意识与“问道”意识。在通常意义上，学术研究多是提出或回答问题，但对一个人文学者而言，最重要的则是问道意识。这个意识乃是判断一部论著价值的核心标准，因为无论任何学术论著，如果没有“求道”之心，其价值常常流于所谓“学术仪式感”或“学术存在感”，而失去孔子说的“上学而下达，知我者其天乎”的崇高追求。无论称号怎样改换，如果一个学者只是一个任人操纵或摆布的“工具”，那只能是“器”，而与“君子学以致其道”南辕北辙。只有成为一位高尚、光明、磊落、正义的君子，才能具有高于工具的人文意义，也才能成为“一以贯之”的求道之士。这正乃“良知比知识更重要”的题中之义。

（左克厚：《论语句读》，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