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微云寄清秋

一

自1984年5月4日第一次踏上深圳这块热土起，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四十年。这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我将在这里终老，回归大自然。

我到深圳大学来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受当时深圳市市长梁湘之邀，担任深圳大学创校校长，他请北京大学派人来兴办文科。1984年元旦，张维院士请钱逊（钱穆之子）邀我和汤一介去他的清华园寓所会见。他开门见山告诉我俩，北大常务副校长张学书答允支持深圳大学，由他来挑选北大学人去办中文系和外语系。他已邀请英语系李赋宁办外语系，想请我和尚在美国的乐黛云来办中文系，发展新学科，请汤一介办国学研究所。当时，汤一介和我都已在培养研究生，开设新课，忙得不可开交，如何去得了深圳？张维院士见多识广，思路开阔，他当时就为我们出了新招：“你们三人不用调离北大，可以采取半年在北大半年去深大轮换的新办法，照顾两边。在深大可以物色一个青年教师当副主任，处理日常事务。你们的责任是审定学科方向，设置教学课程，挑选合格教师。”张维院士的这一新招已经属于新事新办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张维院士还劝我和汤一介去深圳看一看，实地考察一下。1984年五一节前，我到厦门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应正在负责创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之邀去汕头看看，就决定乘此机会也到深圳走一趟。张维院士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我带着去见已在深圳负责建校的常务副校长罗征启。5月4日我抵达深圳，深圳大学尚无校舍，校园正在蛇口半岛的粤海门开建，罗征启主持的深大办事处设在宝安县政府的旧地。他一见我就劝我和汤一介夫妇赶快来，催促乐黛云快回国。当时，他说了深圳的许多优势，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深圳是个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你们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说来也巧，我们在刚搭建起来的铁皮房里用餐，竟碰上了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三位也在此吃快餐。我们在厦门一起参加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们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之邀，也来深圳考察，他们三位都鼓动我来深圳，在此建立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他们的想法和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的想法高度一致，都想以深圳为基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我回北京和汤一介一说，他当机立断，决定去深圳，也催促乐黛云赶快从美国回来。1984年9月，张维院士亲自带了我们八个人乘飞机到广州，深圳大学派了一辆中巴把我们接到深圳，这八个人是清华大学的童诗白（任电子系主任）、汪坦（任建筑系主任）、唐统一（任图书馆长），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任法律系主任），北京大学的李赋宁（任外语系主任）、汤一介（任国学研究所长）、乐黛云和我。如今，这八个人中只有三人尚在，一个是高铭暄，今年已九十四岁高龄，2019年荣获国家授予的“人民教育家”称号。一个是乐黛云，今年已九十二岁高龄，在北大朗润园安度晚年。我最小，也即将进入九十岁。

我和汤一介夫妇没有辜负季羡林的嘱咐。在1984到1986的三年间，以深圳大学为依托，很快初建了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先后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国际文化交流座谈会、海外华文文学暨港澳台文学国际研讨会。按照与北大当初的约定，汤一介、乐黛云在1987年都回到了北大，我却迟迟不归。1987年元旦，我到清华园张维院士寓所拜年，他又和我作了一次长谈，劝我留在深圳大学，继续为发展人文学科做贡献。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落户深圳。我读副博士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严家炎帮了我的大忙，给予我最大的谅解，看我决心要留深圳，助我让北大放行，我深为感激。

我在北大三十五年，实现了“读万卷书”的美梦，却未能履践“行万里路”的另一个美梦。在美丽的燕园，我只是闭门读书，很少外出，从未出过国门。改革开放之初，李泽厚邀朱光潜、杨辛和我去昆明参加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大会，我才得以第一次乘飞机出京。后来参加了数次学术活动，都是应好友之约方才出行。

特区成立之初，目标就是要建设成开放的国际化城市。什么是国际化？如何国际化？大家都不明白。因此，深圳一开始就鼓励我们抓住机会到各地考察。

我在1986年5月从深圳出发，跨过深圳河、罗湖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在新亚书院会友楼住了一个多月，和香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当时香港尚未回归，能去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甚为稀少，先是朱光潜应邀与钱穆会面，然后王瑶、杜琇夫妇去待了一个多月。我先去香港把他俩接回深圳，我就接续王瑶去访学，成为新亚书院从北大接去的第三位学人。我在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美学的新变”的学术报告，和饶宗颐、李达三、袁鹤翔等相识，从而开始了和香港学界的长期交往。

自1987年落户深圳，我就频繁出入于香港。深圳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邹尔康特批，给我办了一个港深特别通行证，凭此证可以随时去香港，省去了一些烦琐手续。在香港回归之前的那些岁月里，香港中文大学有什么我感兴趣的重要的学术活动，袁鹤翔等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就可以跨过罗湖桥，乘上香港的轻轨火车直奔沙田，就像我从北大乘32路汽车到王府井的文联大楼一样方便。我若出国，也无须再从北京转机，只要就近从香港启德国际机场出发，非常方便。

我们出去考察，回来后不仅要写一个考察报告，还常和市领导决策层当面对话、交流看法。每年元旦或春节，市委书记或市长就会带领市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在市政府聚会，邀请我们参加，同时要求我们对深圳今后的发展各抒己见，以提供参考。当时的领导层都很尊重我们这些人的意见。跨入新世纪后第二年，深圳文艺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当时兼任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特请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参加。她不仅来了，讲了话，还和我们共进晚餐。我和她坐在一起，旁边还有主管人事的白天。那晚，我滔滔不绝地向她说起深圳大学今后的发展。当时，校领导正要换届，我向她建议，此次换届也要创新，不要再由广东省教育厅派校长来，而从深大内部选拔。我详尽为她分析了利弊，目的是要促进深大的跨越式发展。没有想到，她真的听进去了，当即要白天去深大调查研究，向她报告后做最后决定。之后，白天广泛听取了师生意见，最后由黄丽满决断，从深大副校长中选拔了一位当校长，这是深圳的一次创新，实为难得。

深圳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确有不少创新之举。

我和乐黛云来深圳的最初三年，每人每年只在此主持半年的工作，未曾深思如何改进教学。那三年，乐黛云开设比较文学课，我开文学概论课，引进了一些青年教师开基础课，如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好些课程都是请北大的教师来讲，谁讲得好，就请谁来。我们请黄修己来讲了一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请张钟讲了一年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没人教，我们就请了北大西语系的孙凤城来讲了一年。当时，我和乐黛云在北京和深圳之间飞来飞去，王瑶开玩笑说我们是“空中飞人”，深大人说我们是“飞鸽牌”。1987年，汤一介、乐黛云都回北大了，我决定留在深大，成“永久牌”。

我留深大之后不久，市里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邹尔康跟随梁湘去做海南省副省长了，接任他的副市长林祖基是爱好文学的文友。我们常交谈，很投机。林祖基很诚恳地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在深大办中文系，不能照搬北大模式，北大是重点学校，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深圳亟需的是中西兼通的实用人才，不可能都去研究比较文学、国学、美学，所以专业不能分得太细；但知识要广博，中西兼通，贵在应用，要能说能写，适应国际化的需要。我觉得林祖基说得很在理，认真地考虑了中文系的发展前途。就在当年6月，我脑海里涌现出了“国际文化交流”几个字。夏天，我回北京，特地去中关园拜访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创始人赵宝煦，向他请教把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前途如何？赵宝煦一听，连声叫好。他告诉我，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学生很少能进入政治和外交领域，很多人只能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出去，把外国的文化介绍进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需要更多人来参与国际文化交流，若深大办国际文化系，实乃国内首创，是大好事。

1987年深秋，我在深大海涛楼住所草拟出了一个将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的方案。我把这个系的教学方针定为“贯通中西，应用为主”，为深圳培养中西兼通的应用人才，以适应外向型国际化城市建设的需要。全系分为四个专业：中英文秘书、对外汉语、大众传播和旅游文化。当年年底，我把这个扩建方案送交已接任张维的第二任校长罗征启，等他审批。我想，好事多磨，可能需要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打磨好几次。是否能办成，也不知道。没有想到，1988年新年刚过没几天，罗征启带了那方案跑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说道：“你这改革方案很大胆，把中文系扩建成国际文化系，思路很好。深圳讲创新，允许试验。你是系主任，我校长尊重你的意见，就照此办理。咱们不用再报教育部，今年招生，就用国际文化系的名义招。你再写一个招生简章。”我一听，真个是心花怒放，想不到深圳办事效率如此之高。随后，我很快起草了一个国际文化系1988年的招生简章，当年就按我分的那几个专业来招生了。《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许兆焕看了国际文化系的招生简章，特地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发表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上，称赞这一壮举乃是国内首创，北大只有国际政治系，到深大才有国际文化系。

那时候，系主任和校长的责权分明，系主任的责权甚大。张维校长早就和我说清楚了：系主任有权决定办系方针、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甚至教师的聘任也由系主任定。系主任决定聘请什么人来任课，只需把名单告诉人事处，就由人事处到市里去办手续。我和乐黛云共同主持中文系时就从北大调来了好几位青年教师，如章必功、刘小枫、郁龙余、景海峰、荣伟等，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后，我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调进了一些研究生，如吴予敏、吴俊忠等。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深圳大学的栋梁之材，如章必功当了校长，郁龙余成为首任文学院院长，吴予敏成了传播学院院长，景海峰做了人文学院院长，吴俊忠当了社会科学处处长，等等。

国际文化系所设置的那几个专业方向都是我经过调查研究才定下的，而且咨询过林祖基、马志民等。这些专业都是当时深圳亟需的，后来成为深圳大学人文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国际文化系建成后数年，我不再担任系主任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蔡德麟当了校长，特别重视深大的学科建设，自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请我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我就主要关注起深大人文学科的发展了。后来，深大加快学院建设，成立了很多学院，国际文化系的好几个专业方向都成了新的增长点，以大众文化传播专业为基础发展成为传播学院，由蔡仪的美学博士吴予敏任院长；以对外汉语专业为基础发展成留学生教学部，后改为国际交流学院，由郁龙余任主任，后为院长。

二

深圳大学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专业，把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使深圳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这是华侨城掌门人马志民为我出的主意，我觉得是高明之举。我和马志民相识是在1986年春夏之交客居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时。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邀我参加香港作家的交流活动，在维多利亚海港作泛舟夜游。在游轮上，我遇见了马志民，他修长个儿，年纪和我差不多，刚过五十岁，神采奕奕，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略带广东口音。他是道地的深圳宝安人，被派驻香港多年，经营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他听说我在深圳大学，就很有兴致地和我交谈起来。他以为，促进国际交流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发展国际旅游。深圳靠近香港，就要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化城市的优势来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他主持的华侨城开发就是为了开拓国际旅游。他说他已向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提供了一个发展方略，希望把深圳发展为一座吸引人的国际旅游海滨城市，和香港相互呼应。为此，深圳亟需培养大量既懂中国文化又通西方文化的国际旅游人才。他希望将来能和深圳大学合作。我一听，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希望深圳能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旅游海滨城市，把深圳的美充分展现出来。

马志民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同他一起磋商过把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的想法。他极为赞赏，并建议我把旅游文化列为一个专业方向，他愿参与教学，介绍他多年从事国际旅游的经验，一同探索如何在深圳开拓国际旅游事业。深圳那时能提供旅游的地方还不多，东部可去的只有沙头角中英街，市内新辟了银湖旅游中心，莲花山公园正在兴建，华侨城正在开发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等项目，蛇口有了由明华轮改建的海上世界。马志民向我说了他的一个近期开发计划，想把华侨城和蛇口的海上世界连接起来，开辟一条旅游小火车道，中经深圳大学、南油大厦，再到海上世界。那时的华侨城、深圳大学、南油大厦、海上世界都紧靠后海湾，前边是大片湿地，沿岸有很多红树林，大规模填海是后来的事。马志民想把后海湾这一大片地方都开发为旅游胜地。深圳大学是一所开放的大学，不建围墙，正好可以成为一个旅游景点，重点发展文化设施。他愿出钱帮深圳大学创建一个艺术走廊，重点建设雕塑园，从华侨城开小火车过来只要几分钟。我听了他的设想，觉得事关重大，牵涉到深大今后发展的方向，必须要由他亲自与深大校长沟通。于是，当年秋天，我把马志民请来，直接和罗征启见面商谈。罗征启听了马志民的计划，兴致勃发，这正和他想把深大建设成没有围墙的开放大学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时就对马志民说：“您把这设想具体化一下，提出具体措施，我们再找机会作进一步策划。我请胡教授和您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