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货币”

“货币”有可能是无限的吗？

《书屋》2022年第十二期刊登拙文《从“钱”到“货币”》，谈及了一个认知“钱”和“货币”两者差异的特殊视角：“钱”属于生活，富于情感，有善恶之分；“货币”则是抽象的，中性，远离生活，无情感牵扯，无善恶可言。这个视角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应当将中性的“货币”看作有喜怒哀乐、有伦理道德的“钱”去做判断。例如，每年电商网络购物节实现的消费“货币”总量，显然不能用于判断购物者花这些“钱”究竟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抽象化了人的经济行为，只有数量概念；而“钱”总是和人们的获取或使用行为相关，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属性自然会给出伦理道德的判别。

一般来说，“钱”是有限的，因为它与明确的经济行为主体以及经济活动事项关联。经济行为主体和经济活动事项的确定性会划定出清晰的“钱”的数量边界来。这是容易观察到的事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论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还是政府部门，也不论是收入还是支出，只要关联到具体的经济事项，“钱”的数量就可计算出来——如政府机构的服务采购、社会组织的年度支出、企业销售得到的利润、家庭的存款额、个人工资收入等，都是有限的数字，更不用说人们日常的购物、交水电费、捐款、人情往来以及投资理财等活动了。

那么“货币”呢？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还是可能无限的？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货币形态来看，人类社会的货币演化历史大致经历了商品实物货币、黄金（或白银等）货币和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三个阶段。其中，黄金货币也是商品实物货币的一种，将其单独列示出来讨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金是历史上唯一完成过统一人类社会货币的商品，它由“特殊”转化为了“一般”，不同于那些偶见的地域性商品货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德国作为货币的香烟；二是黄金从商品实物群里出来成为货币之后，它的实物体成了货币体，和其他任何的商品实物相对存在，不再是商品实物群中的一员；三是黄金在当下主权国家货币时代，仍然有它支撑主权货币或是直接作为货币的规定，各国中央银行储备它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并未回到商品实物群中。这三个方面可以概述为：黄金货币具有特殊性、自我的独立性和主权货币的关联性。在一定意义上讲，看清了黄金货币，就可以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货币体系。

不过，黄金货币本质仍然是商品实物，和其他的商品实物一样。如果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商品货币（包括黄金）归为一个群，那么，人类社会的货币形态主要就是这样两种：一种是源自大自然或人类创造的“商品货币”，一种是主权国家发行的“制度货币”或“主权货币”。前者有实在的物质形态，不只是“看得见”，还可以“摸得着”；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符号形式或说记账形式的存在，如人们最熟知的纸币、银行账户的存款，还有未来可能的独立电子数字形态等。在这样的分类里，“货币是不是无限的”问题，隐约显现出答案来。

当货币处于“商品形态”时，毫无疑问，它的数量一定是有限的。因为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任何商品实物都有限，黄金也不例外。但是，自从货币有了“制度形态”之后，它的数量取决于发行或供应它的主体，即主权国家政府。基于“制度货币”形态的高度抽象，仅仅只有名称、单位和统一形式（如人民币、元和纸币、硬币等形式），如果没有一个发行的“基础”，要求数量管控，这样的“货币”就不再有一般的数量边界存在。也就是说，“制度货币”是存在数量上无限的可能性的。

我们的问题就由此转到了货币供应主体和供应依据之上了。理论上讲，“制度货币”的数量会不会出现无限量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主权国家政府的供应考虑。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操办这种供应的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银行和关联的财政部。那么，主权国家政府供应货币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在这些考虑中，有没有某种强有力的“基础”依据能够有效地约束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供应货币的数量，从而使之不会走向无限？

现代社会主权国家政府供应货币的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维护“货币价值”，保证货币的购买力相对稳定，保证兑换其他国家主权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也就是保证不出现价格飞涨、大幅贬值的情况，即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维护经济体运行和发展对货币量的需要，有预见性地提供货币的增长数量，以防止出现货币流动性不足，商贸、投资和储备不因货币量的“短缺”出现经济紧缩或衰退，也就是经济专业术语讲的通货紧缩。简言之，货币供应的考虑，不是要避免通货膨胀，就是要防止通货紧缩，它们其实都是维护“货币价值”稳定。这有点类似于农田灌溉，既要防止灌水过多“淹没”庄稼，又要保证供水足够避免作物“缺水”或“干旱”。在这里，“货币价值”是一道很硬的“杠杠”，它会使一国政府管控货币供应，不让“货币”走向无限量的境地。

然而，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对于维护“货币价值”，不少经济学家和货币发行机构认为，应当从主动的货币政策角度来理解。也就是一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有必要也有可能自主积极地运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刺激经济增长或是阻止经济衰退，动态地实现“货币价值”的相对稳定。这种理解和实践使得整个世界总是以担心通货紧缩为由不断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彻底地突破了“制度货币”供应的一般数量边界，“货币”无限量供应的格局陡然清晰了起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主权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均以倍数增长论道，以至于供应过多，利率跌过“零平面”成为负值，“宽松”和“量化宽松”等新名词大量出现，“制度货币”供应的无限可能部分成为事实。

如此一来，“货币价值”或通货膨胀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国家）开始收紧货币供应量，其大背景就是以往的“货币”之水无限制地供应，将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快“淹没”了——通货膨胀看起来有些严重的同时，经济增长还很乏力，全球性经济衰退已有无可避免之态。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前些年世界各大经济体会如此“大放水”地供应货币量呢？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在“货币”无限量的背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元为中心并以美元和黄金固定价格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完成。这个被史学家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新货币体系将整个世界拉入了“金本位制度”的大框架——美元依托黄金量来发行，其他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都关联美元来进行国际商贸、投资和储备。如此一来，作为美元发行依托的黄金便成了世界所有主权国家货币最后的、共同的基础。中文词语“美金”将“美元”和“黄金”二合一，最能清楚地表达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创举，也是一次划时代的试验。

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二十七年的“金本位制度”体系运行历史，重建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解决了一些当时的急迫问题，但留下了无法避免的致命性矛盾。结果是，该体系不解体不足以转移、缓解或解决深层次的冲突，一次伟大的货币体系试验戛然而止。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同时承担国际货币的角色，存在内在的矛盾，因为一国政府很难既保证国内经济运行对货币的适度供应，同时完整、动态地掌握国际商贸、投资和储备需求来供应货币，这种矛盾被称为“特里芬悖论”。第二，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具有动态性、波动性和扩张性，美元按照固定价格挂钩黄金的有限总量，无法满足国际经济发展的变动和成长需要。第三，在民族国家存在的世界里，各国的利益诉求超过对于国际规则的遵守，恰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时地冲撞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利益，累积而来的利益之争彻底动摇了这个体系的根基。

毫无疑问，这个被称为“尼克松震荡”的美元和黄金脱钩决定也是美国国家主权货币制度的一个新起点。它表明，原来受限于黄金总量发行美元的历史终结，美元的供应从此走上了一条可以不受任何“发行基础”也就是没有任何实际数量边界管控的“无尽大道”。“制度货币”供应的无限可能性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到来了。尼克松打开了现代人类货币历史的“潘多拉魔盒”。

事出总有道。这里的“道”就是理论理念。“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主权国家的“制度货币”有了从有限走向无限的可能，这个巨变背后的理论力量来自哪里，又会走向何方呢？

英国是老牌“金本位制”国家，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这种货币制度的强烈反对者。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货币论》中，将货币分为“商品货币”“管理货币”和“不可兑换纸币”三类。其中“管理货币”，是由主权国家政府决定可否兑换黄金（或其他实体价值物）的货币——如果可以百分之百地兑换黄金，“管理货币”相当于“商品货币”；如果完全不能兑换黄金，“管理货币”就是“不可兑换纸币”；当然也可以部分或有比例地决定兑换与否。1971年之前的美元和黄金挂钩，完全可兑换，美元就相当于“商品货币”或黄金；脱钩之后不再允许兑换，美元就成“不可兑换纸币”了。凯恩斯从历史到现实给出了现代国家主权货币从有限到无限供应可能的分类。他偏好对货币进行“管理”，希望从“金本位制”中有序地脱离出来。1931年9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货币制度。理论之力转化成了货币供应无限的可能基础。

美国的经济学家走得更为激进些。明斯基认为，货币来自社会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借据”。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借据”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开出“借据”。不过，相比于家庭、企业和银行等开出的“借据”，主权国家政府因开支需要发出的“借据”是最高层级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政府向全社会“借债”。政府不是财富创造机构，这种“借据”只能通过向家庭等其他主体收税来清偿。政府的“借据”和政府的税收共同构成了延续不断的债权债务关系，永远地存在。由于现代社会“税收和死亡不可避免”，人人都会愿意接受政府“借据”来交税，“借据”因此具有社会的普遍接受性。按照明斯基的理论，现代国家主权货币实质就是这种“借据”，它和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国债”是一回事。鉴于一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不存在任何自然限定，法律确定的边界也是人为可调整的，因此，政府“借据”没有硬约束，“制度货币”的供应之口是完全敞开的。

之所以说明斯基更为激进，不只是因为他为“货币”的无限量供应创设了一般理论，还在于他将“货币供应”和“国债”统一了起来，在实践上为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的“收支政策”一体化提供了操作支持。从政府机构方面讲，明斯基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各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并起来的依据。这是惊世骇俗的学说。政府财政收支历来如同家庭收支一样，“以收定支、支出管控和略有节余”是基本运作原则，而一国的货币供应不只是代表既已存在的财富，还要连通生产和消费，激励潜在的财富创造，因而家庭、企业和银行手里总是需要有中央银行的“借据”，并且还需要“借据”量增长和调节——换言之，经济体系中必须总是有货币存在，中央银行因而总是要“欠债”来运行。当政府“借据”可以将政府“收支活动”和“货币供应”两者合为一体时，有多么大的政府支出需要，就可以供应多么大的货币量。通俗地讲，就是政府永远不用担心没有“钱”花，因为政府可以给自己发“钱”。

从凯恩斯“管理货币”出发，沿着明斯基理论前行，二十世纪的后期，货币理论界成型了一个称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的学说体系。其中“现代货币”明确为各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它们无须依托黄金或其他的任何实物价值基础。这种“现代货币”的运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政府根据开支需要向社会供应“主权货币”或“借据”，“购买”社会产品和服务来保证政府履行职责，并要求或允许家庭、企业和银行等主体用这种“货币”交税，形成“主权货币”运行的完整闭环；（2）基于向政府交税的需要，家庭、企业和银行等主体必定保有相当量的“主权货币”在手中，这使得大量“货币”永恒地沉积在经济体系之中，这些“货币”的“借据”本质意味政府永远都是“负债”履职而不可能清偿完全部的债务；（3）与此同时，家庭、企业和银行等主体之间自然而然地会运用这些“货币”来进行标价、支付、借贷和投资等经济活动，政府的“主权货币”或“借据”完成向社会性货币的全面转化。容易看出，“现代货币”作为政府对全社会的主动负债，这个量的大小完全不存在自然和法律的硬约束。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货币理论”就是以“货币无限量”为别名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