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始末

辛亥年（1911），清廷已是风雨飘摇。清王朝之覆亡，固因武昌之首义，但其所以亡，盖有远因与近因。从远因说，自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再到庚子义和团引发的八国联军之祸，清廷丧权辱国，一败再败，一误再误，国已不国，命悬一线。清王朝已失天命人心。从近因说，1911年4月，革命党人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碧血黄花，革命烈士（如林觉民）虽九死而无悔的精神，感动与震撼了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与市民。是年5月又爆发因反对铁路国有化的“保路运动”，声势浩大。就在黄花岗起义的同一月，清廷亲贵还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满人这种私心自用的“假立宪”，使得主张君主立宪的改革派寒心失望，不少人转而投向孙中山的革命党阵营。武昌首义时，十四省响应独立者，许多就是立宪派人士。辛亥首义之成事，虽似偶发，但绝非偶然。晚清之时，中国精英分子救亡图强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是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的改革之路；一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共和之路。最后，历史选择了革命共和。

其实在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已领导了多次起义。虽皆失败，但一次又一次震撼了国人，以广州黄花岗起义最是感天动地。

其时，江孔殷任两广清乡督办。南海十三郎（江孔殷后人）说：“时两广清乡督办署设在海珠，江防舰队归其节制，先父身当武官，而风流自赏，常至东堤唤紫洞艇，征歌买醉，题东园对联‘流水是车龙是马，美人如玉剑如虹’，即此时也。会同盟党准备举事，以集得侨胞资财，如不举事，即令侨胞失望，而清廷防范甚严，军械不能运入城里。时两广总督张鸣岐在任，压制革命思想甚剧，先父不以为然，惟不及其势，无可如何也。会黄兴、胡汉民辈决在广州起义，向先父索取两广清乡督办封条，俾得运械入城，先父亦许诺，旋先父驻扎海珠，闲即在珠江设宴，不管城内何事发生，且职责在清剿四乡土匪，省垣治安，非其范围，故三月廿九之役，先父在海珠，即部属亦未与党人接触。三月廿九事败，胡汉民才抵广州，先父嘱潘达微告知胡事泄，着勿留省，返港再谋。黄花岗一地，亦为先父与潘达微亲葬众烈士，而事为清廷所闻，议论中处先父以通‘盗’之罪，先父大骇，乃纳亡母杜氏，即余之生母，清廷谓其通‘盗’，先父为辩，并谓与妓杜氏通，故有此误传。而清廷已召先父入京查究，先母杜氏怀孕生余，产后不治，先父在京得讯，坚请回粤处理丧事，清廷卒令先父纳五千两作罚款，责其行为不检，故有通‘盗’之嫌，先父惟有遵办。先母杜氏，年只十七即诞余而亡，并感娶她为妾即免通‘盗’之罪，实深哀悼。而此后两广清乡督办，大权旁落，先父亦知宦海浮沉，不如洁身引退也。”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同志举义于广州，攻两广督署败。死者不明（一说实数为八十六人），得尸葬黄花岗者七十二人。

邹鲁（字海滨）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对广州辛亥三月廿九日之役所记甚详。是役为黄兴领导，所率尽是革命党精英。起义前有绝命书，黄兴致南洋同志：“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诸绝命书中，以林觉民之书最是感动天下。林觉民，字意洞，牺牲时仅二十五岁，其妻名曰陈意映。起义时，林觉民受伤被执，张鸣岐、李准等亲讯之。“烈士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各国情事，张、李为之心折。烈士初坐地，至是张、李命去镣扣，延坐堂上，假以笔墨。烈士纵笔一挥，立尽两纸，洋洋数千言；书至激烈处，解衣旁礴，以手捶胸，若不复忍书者；书罢一纸，李持与张阅，更书第二纸；临笔稍为停顿，状似欲呕，犹恐污地，未遽吐；李亲持唾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烟，犹起鞠躬为礼。供毕，又在堂上演说，至时局悲处，捶胸顿足，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始能使国家安强，汉族巩结，则吾死瞑目矣。系数日，勺饮不入口；弃市之时，俯仰自如，色不少变。”林觉民事迹及《与妻书》传于天下，无数人读后为之感动，无异于为革命共和吹响了心灵的号角。

辛亥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率革命军举义广州。由小东营进攻清两广总督署。党人皆臂缠白巾，足着黑面树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司号者手执螺角。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而前。途遇警察，皆枪杀之。疾行入督署，见卫队，即说：“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卫队不悟。革命军枪弹并发，号角大鸣，杀督署卫队管带金振邦，攻入督署，直冲入二门。二门有兵八九，闻声走避，在两庑及大堂发生枪战，且战且进，卫队悉弃枪出降，求为引导。黄兴、林文、朱执信等分头搜索，渺无一人。其时总督张鸣岐等会司道于署中，正议防范事，闻警穿后壁入某押，转入水师行台。黄兴等攻占督署后即举火，出后火光融融。退出至东辕门，在路上恰逢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大队亲兵，林文闻赵声言李部下有同志，遂突前招抚，言未毕，弹中脑，立仆。其余死者尚有数，黄兴中枪，右手断两指。黄兴将部下分为三路：以徐维扬率花县数十人，出小北门，拟与新军接应；以川、闽及南洋同志往攻督练公所；黄兴自率方声洞、罗仲霍、朱执信等十人，出大南门，拟与防营接应。黄兴与方声洞行最先，遇防营数百于双门底，见其无相应的臂号，且举枪相向。方声洞发枪毙其哨官温带雄。黄兴且战且前，四顾所部，不见一人，乃以肩撞破一洋货店门板。入店内，出两枪，左右射击，中防营七八人，防营退却。后来方知此次双门底黄兴等所遇防营，却是来接应的同志，其中哨官温带雄、哨长陈辅臣，其实是党人中最热心者，其哨中党人尤多。约定城内起事，该哨即借拱卫之名，直至水师行台擒李准。因欲达此作用，决定未至水师行台前，不挂白布，以免入城及进提署之碍。不料方声洞见无臂号，且认为举枪相向，于是击毙温带雄，队兵陆续死者十余人，一哄而散。彼此误会，党人自相杀伤。否则，也许可以转败为胜。盖由此役为严密计，各部之事不相问亦不相告所致。

党人以敌众我寡，或牺牲，或受伤，或被捕，或脱险。

举义既败，清吏以党人多伏民居，乃肆行搜索。清吏讯问被捕党人的供词，颇多豪言壮语，如陈可钧：“尔以此举为壮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李德山：“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李雁南：“恨我身被二创，不复能战。虽然，今以往，不数年，必亡国；不百年，必亡种，生亦奚益。”喻培伦：“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黄兴受伤后，脱险到广州河南，寻至溪峡机关，徐宗汉女士为其包裹指伤。四月初一，徐宗汉为黄兴改装，亲送至哈德安轮，相偕赴香港。抵港后，黄兴指伤不减其痛，且有一指将断未断，于是入雅丽氏医院割治，照例割症须有亲族签名负责，徐宗汉从权以黄兴妻子的名义签字，等到黄兴伤愈出院，夫妇虚名竟成事实，成就了一段患难奇缘。

这次起义，党人死者，因事前为慎密计，各自部署不相告问，故事后莫知其确数，而检收遗骸，则得七十二。

清吏对革命党恨之彻骨，对诸烈士尸不胜蔑视。自诸烈士之死至四月初三日，始函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收拾遗骸，将其移置咨议局前旷地，分十数堆，折臂断脑，血肉模糊。南海、番禺两县知，拟葬诸烈士骸于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臭岗。臭岗者，刑人于市，丛葬于岗之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扬秽，过者掩鼻，故名。有一位外国教士叹道：“诸烈士死义也，皓皓侠骨，使与犯人同葬一处，揆之于理，实不能平。”于是自献一地以葬。善董以为葬烈士而用外人所购地，是国人的羞耻。善董徐树棠也说：“善堂收葬各骸，自有地方，不能与犯人同葬一所。”正在争议未决之际，潘达微挺身而出。

潘达微（1881—1929），字铁苍，号寄尘，广东番禺人，其父潘文卿为清末武官，广州广仁善堂创始人之一。潘达微自幼多病，曾两年未离病榻，病中卧游于诗文书画间，求医过程中认识孙中山，受其影响，立下“一雪国耻，匡时济世”之志，追随孙中山革命，为父所反对。潘达微与夫人陈伟庄冲破家庭牢笼，欲离家出走，在广州河南龙导尾另居。孙中山得知，劝其利用父亲与朝廷上层的密切关系，以世家子弟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潘达微通过父亲的朋友的关系，一方面周旋于朝廷要员之中，为革命党人制定革命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通过与朝廷要员感情的维系，利用他们的地位与权力扭转了不少被动的局面。在这些关系网中，潘达微与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的交情最深，而江孔殷对潘达微的帮助也最大。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又在某军营搜捕新军病兵一名、伙夫四名，“官军欲将其治罪，各善团不允，时适江孔殷到观，由其保释”。殓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潘达微通过江孔殷的周旋、帮助，才得以实现的。

辛亥三月廿九日举事失败后，幸存的党人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都已纷纷走避各地，唯有潘达微未暴露革命党人的身份。因此，收殓烈士遗骸的重任便落在潘达微身上。这一历史壮举的过程在潘达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殡葬之情形》中有记载：

辛亥三月廿九日之役，吾党举义于广州，攻督署不克，七十二烈士殉焉，时城中百计搜捕党人，越四月三日，城门仍半启，侦察出入甚严。余以《平民报》访员名义，故能于缇骑纵横之际，得往来无阻。是日晨，从南门入，侦知各烈士遗骸，已更续移置咨议局前旷地，遂出南门，折而之东郭，则议局前诸烈士遗骸赫然在也，陈尸场上，逻者洞察尚严，积尸分数垒，折臂断脰，血肉模糊，目不忍睹。余斯时哭不能声，惟有强含酸泪，中心如焚而已。旋离尸场，蹀躞东郊，欲一刺其实况，访诸舁尸者，知掩埋之役属善堂，丛而葬诸臭岗。臭岗者，吾粤刑人于市，丛葬于岗之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扬秽，过者掩鼻，故名之曰臭岗。余骤聆耗，肝肠欲摧，掩泪去而之广仁善堂，以此事诘善董。善董曰：“唯官命。”余以大义痛陈，谓诸义士为国捐躯，纯为国民谋幸福，彼此亦国民一分子，如是藁葬，良心何以自安？且慈善事业，不计谁是谁非，施棺施地，唯义所应尔！各善董多为动容，转询余以办法。余谓官殓刑尸，指定地址，属善堂殓埋，殆循惯例，若营葬别地，官亦必不深究。余相机复以由某择地殓葬之意，请诸各善董，各善董有难色，盖怵于威，恐事泄株累也。余不得已，遂以电话达此意于江孔殷太史，求太史一助力。太史遂转电告善董，谓此事可力任，纵有不测，彼可负全责。各善董得太史电，乃允余请，余遂去。

顾思何处得一善地，以为诸义士墓所。偶忆某牙医新购一地于东门外沙河，此事或可慨让。遂造医生之庐而请谒焉。告以此事，医生慨然相许诺，且谓地价毋急偿，区区数百金，唯公便。余闻而德医生，谓七十二烈士英灵其可妥也，医生旋以地券相付，卒为旁人所尼，遂中止。余此时抚案大恸，医生意良不忍，乃告余曰：“余可助君者，舍让地外，唯君欲。”余知此地必不可得，不如别图，遂与医生贷金数十，去而复之广仁。抵座后，余五中欲裂，半晌，哭不成声。善董见余举动失次，欲相慰，顾又不省其端绪，余痛少定，起告善董以余父名，乃曰：“座中多为父执，讵忍此不为小子助。”并告以顷求让地弗得事。言次，乃泪涔涔下。维时善董徐君诘余曰：“本堂有一段地，坐沙河马路旁，名红花岗，殆为本堂义地而未葬者，青草白地，可称干净土，棺殓营葬诸事，并由本堂任之，何如？”余闻徐君言，为之悲感不自胜。奔赴岗视察，岗地势虽非巍壮，无以妥先灵，然于仓卒百难中得此，亦差足自慰。遂以电话与徐君约，星夜嘱仵执土功，晨起集议局前督葬事。时已昏夜，余乃还家。是日自朝至日中昃，余水米迄未沾唇吻，然亦不觉饥苦，终夕伏枕不成寐。

翌晨，即四月四日，见星而起，余妻知余有葬事，潜以帛裹余襟底，以寄哀思，并以辟秽丸数枚置囊中。余匆促出门去，八时抵尸场，仵工未至，秽气触鼻欲呕，遂以丸塞鼻观。十时，仵工更续舁棺至，棺皆薄板制者，余见而心滋痛，以为男儿死国事，虽以马革裹尸还葬幸耳，然桐棺三寸乃不可得，死者已矣，生者何心！欲另市棺易之。时旁有一善董，乃方便医院派来者，谓棺可由院另备，不必求诸市，余深感此君不置，遂易以院所备棺，以次成殓。当时伤心惨目，不可言喻。盖陈尸数日，继以夜雨，尸体霉涨，且各义士多被假发，发去脑裂，中攒无数小虫蠕蠕动，体缚以铁索，多合二三人为一束。呜呼！骈首死义，结局如斯，亦云惨矣！仍属仵工解缚分之，并去枷锁。仵工故难之，予之钱而始允。旋殓旋舁诸葬所，仵约百人，络绎于道。计自上午十一时始，迄下午四时止，乃毕殓事。中有一尸，衣蓝布长衣，不类党中人，先为分置，午后有人领去，知为清吏李某之随仆云。除去此尸体，综计棺殓合七十有二具。是日也，风雨愁云，行人绝迹，马路中幢幢往来者，唯殓尸之仵工，皆若寒蝉，噤不敢声，此情此景，至今犹形梦寐中也。余随最后之一棺，步送到红花岗，岗上圹分四横直列，为先一夕嘱土工照式经营者。惟掘地不深，余遂以医生所贷金予土工，嘱为深掘而后营葬。葬至首列时已薄暮，细雨仍绵绵不止。余以党祸方急，伺人四布，夜行有戒心，乃嘱土工妥为深葬，遂先归。直抵第八甫《平民报》，以是日情形告同事，并至各报嘱勿将此事宣布。殊翌日《国事报》首先揭出，并措词有不利于余个人者，余知事难秘隐，是夕乃将此事颠末宣布，其标题曰“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盖余略嫌“红花”二字软弱，不如“黄花”之雄浑也。各报因沿用黄花二字，迄今遂成定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