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母丧杂记》

一

唐君毅先生的母亲陈卓仙老人1964年2月26日（正月十四）在苏州去世的时候，唐君毅仍在香港，考虑到当时情况，老人特别遗命：唐先生不必远途奔丧。

母子自从1951年罗湖一别，至此，已经十多年不见。唐先生又素来宅心仁厚，极其孝顺，乍然听闻噩耗，悲痛可想。他当时的哀痛欲绝，在家人与朋友的追忆文章中都有相当体现。唐先生自己哀思难忘，则于香港沙田慈航净苑守灵九日之后写下第一篇《母丧杂记》。

这篇记文中反复出现的，首先就是满心满怀的歉然。

他口口声声责备自己，“吾之罪大，不可赎矣”“吾不孝于母，亦负吾妹矣”。十三年前其岳父病逝四川眉山，其时唐君毅羁留香江，贫困交加，因此不得奔丧，这次方才和父亲、母亲一起，也为岳父、岳母在香港庵堂中设立木主。他再次深感：“吾其时正穷困，未有所以尽其为子婿之道……吾负廷光已多矣。”唐先生身后，师母谢廷光一再感叹丈夫一生如何“忠厚”“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负人的话”、处处“悲天悯人，宽恕对方，尊重对方”，看来确实是真的。

唐先生是自己一贯谦退。其实，具体到孝养亲长这件事，他已经做得太好了。远在海外，每月薪水奉到，首先即是分出额度，从香港寄回养母。唐先生的女儿安仁曾言父亲一生极少过问家务，唯此事，必亲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连米面肴食都要一一从香港寄回，犹要担心道途悠阻，是否霉烂，于亲不利。这次母病之后，亦专门寄出药物。然饶是如此周到，此时仍有痛悔，以为或许可以做到更好。例如当时若遣人携药回到广州，再行寄出，或者速度更快，或者更可施效。这便是至人心性，事事都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唐先生的母亲却不会这样以为。她的反应往往是每接钱物而落泪，以为儿子养家劳苦，两鬓斑斑，犹期讲习以奉母，自感如在吸儿子的脑汁生活一般。

其实唐先生何尝只是孝母呢。彼时身居沪上的熊十力先生，和唐先生并无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所需药物与养品，很多时候也是由唐先生安排寄回。唐先生之笃行孝道，便是如此周到、绵密、恳切。

不仅如此，即使母亲去世之后，唐先生仍然坚持继续汇款回家。先生二妹唐至中尝告兄长，母亲已逝，自可不必再寄钱。唐先生则说，只望自己的妹、弟不要生活太苦，仍是继续寄款，以践行其丧亲之后对于亲情的进一步感领：“忆当吾母尚在之日，吾于吾弟妹，固亦常念之，然于诸弟妹之子女，则罕在念中。自吾母之逝，吾念吾母之爱子孙之心，乃顿念及凡吾弟妹之子女，皆吾母之骨血。而吾于吾之弟妹，亦更增骨肉之情。吾乃自念，若我今能以余生多有所裨益于吾之弟妹及其子女，皆所以补我终身之痛，以安吾母在天之灵者。”

彼时唐家妹弟实多处难中，五弟与四妹、六妹两家的男主人，均因历史问题下狱，导致长期失业。故唐先生款子寄到，二妹犹要代为分为数份，再行寄给亟待支援的分处天南海北的几家人。

这更不禁令人想起1931年，唐先生的父亲迪风公突染时疫，英年早逝，幼女方才五龄。时年不足二十三岁即将大学毕业的唐先生，于父亲棺前发誓，必抚养妹弟皆能成就。唐先生毕业后，一度在四川成都同时担任几份教职，彼时交通不便，时常为了及时赶上下一家学校课时，结束上一家授课后，即急急忙忙跑步赶去。而他的妹妹弟弟们，也终于能在“烽火连三月”的抗战期间，都完成了高等教育。对于贫寒的唐家，这实属不易。唐先生的妹妹自己都认为，兄长“对我等之教育与培养，比父亲更细致、更全面，为时亦更长”。

唐先生继续寄款的行为一直坚持到他去世的1978年。

唐先生去世后，唐师母将按月汇款之举继续下去。乃至日后内地唐家后人赴海外留学，旅费与起首一年的所有费用，甚至儿女结婚、购置居室，也是唐师母提供了相当的支持。而这也正是唐师母当初面对唐先生临终不久对于“手足之情，世间少有”的至心恳念之下，“灵前火化，聊当寄书”时所毅然立下的愿力：“毅兄：你放心吧！我有生之日，我必尽我应尽之责。”（谢廷光《忆先夫唐君毅先生》）

已故的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尝在唐先生逝后感叹，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都体现在了唐先生的为人和为学。原是因为同在香港，有机会看得透彻，他才有此感。

世间的人伦亲故的确不见得都是善缘，不是冤家不聚头的恶缘很常见。这种故事原型之漫长，我们是从礼乐文明的定鼎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已经开始的：前者有大舜为亲父继母虐待、异母兄弟相残;后者不仅有“周公恐惧流言日”，一朝执政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更有《鸱鸮》之诗以言管、蔡之痛。可见古人于此处家及国的艰难，其实满满的心得体会，虽圣贤亦不让。

然不正是唯其如此，德行的自觉与分寸，“制礼作乐”之发动，才变得富有意义？冤冤相报何时了。倘若都是亲亲爱爱你侬我侬，大概也不要如此费事了。“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人一来到世上，首先就是亏欠的状态。人一生行走世上，一直都是亏欠的状态。我们反哺首先不是责任与义务，而是偿还与报恩。此所以唐先生会说，“我吃宇宙的饭我便做点工作来报答宇宙。我有取于宇宙，我也把自己贡献给宇宙”（《致廷光书》，1941年12月5日）。我们的天赋的亏欠，是指向整个世界与一切众生的。

作为孤立“原子”的个人观，是何其近代又何其荒谬的知见呢。包括我们得以出现于世，又何尝是小孩子不懂事哭闹的“为什么生我”。这个轮回路，原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啊。

如此说，并不是要否认处亲情的依然需要智慧与善巧。冤家路窄之时，如何仍能色笑承欢，这是连孔夫子都要承认“色难”的。

尤其如果是处在难免的青春叛逆期，经历些筋结原也无伤大雅。谁还不曾是个拧巴少年呢？唐先生少时，同样曾为中西哲学的问题跟父亲倔强，“恒无人子状”。传统中国的父亲，实有相当通达的智慧。唐先生的父亲先说，“冤枉路，亦不能不自己经过”，才能真正明白;又说，他死之后，唐先生自然晓悟中国文化的精魂所在——这后一句，一语成谶。

于是，《母丧杂记》中最感人的，实还不是唐先生对亲情的追忆与铭记，而是他的“志养”——体先人之志向而继承之，发扬光大。

二

香港慈航净苑是一处尼庵，距离老沙田火车站不远，位于小山之巅，是唐先生平时经常游历的地方。庵中有祖堂，堂中所列皆为亡人木位，有庵堂尼众代为供奉。唐先生赤子心性，往日过此，即每每为之恻然。这次母亲的灵位安放之后，即有庵尼供奉花果，为诵《金刚》《地藏》《法华》等经。庵主智林法师虽在病中，亦下楼吊唁，并为诵经。尤其那些入庵礼佛的民众，虽然素不相识，也均到唐母灵前作礼。唐先生于是由衷感慨：“古人言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乃亲受之也。”

尽管慈航净苑距离九龙市区较远，但朋友相识来吊唁者仍然络绎不绝，多行跪拜古礼。学生弟子辈更是三跪九叩，来往数次，有终日相守不去的。唐先生不禁感叹，“今世人情淡薄，而吾得有此，尤心感刻难忘”。他一定忆起了，自己少年也曾受时风感召，一度以为拜叩之礼为恶薄旧俗，一度也是拒绝于祖先坟茔前拜叩的：

我十六岁才回乡，以前从未上坟，亦无祖宗之观念。记得祖母在时，他从故乡到成都，总是带一本家谱。每见我无聊，便说你何不看看家谱。我觉非常好笑，家谱有什么好看呢？而且我在十三四岁时，便看了新文化运动时反对跪拜的文章，故以后回乡，亦不再去上坟，祭祀时亦不跪拜，若以此为奇耻大辱。到我父亲逝世，才知祭祀跪拜，乃情不容己。后来回乡，便总要去上坟，晨昏亦亲在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及祖宗神位前敬香。我同时了解了人类之无尽的仁厚恻怛之情，皆可由此慎终追远之一念而出。（《怀乡记》）

父亲的突然亡故，令他陡然发现，至诚所感、情不自禁之际，拜叩之敬愿，原是由衷而自然的。因为：“吾尝深信幽明之际，自有通途，一念相悼，即成相感，存者心念于亡者，亡者即存于存者。故凡相吊唁者，其一念之诚，冥冥之中，对亡者之灵，皆自有扶持翼翼之功德。谢启中常用之殁存均感之言，应非虚文，而为实事。”

日后在港，教育女儿应当如何跪拜“天地祖宗圣贤”牌位，唐先生所强调的也是：“叩首是尊重并恩感天地祖宗育孕身体，圣贤启发思想心性，反思自身的生长进展。”唐先生自谦地希望自己“他日德业有进，天启吾衷以大弘斯义”，以此来报答“今日吊唁者之隆情，与吾亲罔极之深思〔恩〕”。

所谓“大弘斯义”，包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生者如是，于死者亦然。所以他说：“此净苑之祖堂中一一之木主，皆其他之孝子贤孙所供设，其一一在天之灵，今皆与吾父母及岳父母之灵，共聚一堂，念此顿心生感动……乃并为之上香。”

所谓“大弘斯义”，更包括善待生命、涵纳差异、齐物等伦，将儒家生生大义恢宏光大。

唐先生在庵中守灵九日，每天中夜后即不能再睡，鸡未鸣即起，与母亲灵位相守，“渐闻佛殿中鼓声与罄声，见诸女尼上殿礼佛，归来相遇，皆合掌为礼，并相问讯，虽一言半语，亦点点滴滴在心头也”。

慈航净苑，实是近代高僧虚云法师曾经驻锡之地。庵中多蚊虫，唐先生不忍扑杀，但驱之而已。每夜灵堂中有蝙蝠飞旋，日间亦有黄蜂盘旋于祭坛鲜花，唐先生对之皆生异于平日的亲切之感。昔贤云，“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唐先生认为于此应该更益一语：“敬亲者不敢慢于物。”

以挽联致唁的风气，即使在当时的香港，也已渐次沦废。唐先生母丧，自是不同，诸多同人亲自撰写挽联送来，慰勉有加之外，更能“相期以道”。唐先生不仅因此念及“若有微善，得不见弃于贤者，皆吾父母师友及昔先圣贤之教化薰〔熏〕育之所致”，更一时顿悟：

佛家言回向，凡有丝毫功德，皆当回向于他人。此与基督言光荣归主，儒家之言让德于天、善归父母，同具深旨。吾平日贡高我慢，今日母丧，匍匐灵堂，方悟己身，实亦无所有。

愿本斯心，与师友相切励，以共继斯文，则今后华夏光明，诚当永在，并愿此光明，更回照吾父母及邦人君子之父母在天之灵，与先圣先贤之灵。

赠挽联花圈者如钱穆先生，已经年在七旬，也均以“伯母”相称唐母，这也让唐先生深感而悟及，此相敬以语并非单纯出于习俗，乃是圣贤之教以亲戚伦类之比拟通于四海，“天下之人乃属于一家之亲，若非出自至仁之心，安能有此”。

只是国运如此、教化安托？他仍然在期待，“愿以微躯与邦人君子共兴华夏，以此人伦之至之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敬怀心愿，以告吾母”。

遥想昔年唐家母子于南京相别，儿子对母亲说的是：“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今世乱方亟，以后行无定所，今有妹等侍养，望勿以儿为念。”母亲的回答则是：“汝必欲与中华文教共存亡乎？则亦任汝之所之矣。”有其子必有其母，有其母必有其子。也就难怪，在学问等第方面的预判，仿佛也是母子之间互为知音。母亲不仅早早断定儿子所学“已足继父志”，更于病中虽然担心儿子一旦知道自己不测必然悲痛，却更相信儿子“于学问已有所得，悲痛亦应可已”。这也就是唐先生《母丧杂记》结尾反省的：“日来哀思辗转，有如循环。常念古人云：毁不灭性。父母生我，欲我生也。而吾生有事在，哀毁之情，往而不返，是耽于哀以为乐也。耽哀为乐，是亦罪也。”

作为儿子，则同样深知“吾母生前原已有见于道，尝信人生有死而不亡者存”。且母子二人于此意皆是彼此早已心领神会：“吾亦尝与吾母言及此义。吾母谓吾学问有所得亦指此。”正因有此，母亲生前才会对儿子言及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林池树鸟，皆衍法音”，认为“此二语，使人难以忘怀”，儿子则在《母丧杂记续记》中心心相印般发出感慨：“则吾母果得升此世界，长闻林池树鸟之法音，使吾母德慧日深，则吾又复何求？”

三

如此匍匐灵前之际，唐先生竟是于礼教深意，一一有了深入的领会。这在写成于1964年4月6日至8日的《母丧杂记续记》中体现最多。

例如佛教追荐，何以相继至于七七，原也是“以畅生者对死者之情，其意亦至深而至厚”。祠堂或祖堂中陈设木主，乃为“人心必有所注念，乃能上通于神明。则木主之设，正所以使人永志不忘，其义大矣”。既然“祭祀之仪，实足以通幽明之际”，乃为打开时间与生命的门户，使得他界与我界感通畅达，则如果“彼有丧礼而无祭礼之教”，其恶果“必率人情日归于漓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