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碎片与岁月的暖色

上了年纪才发现：绵长的岁月记忆其实是由各种碎片组成的。记忆的选择性，本来是这些碎片存在的依据；但碎片自身的温度形态——有的极冷，有的炽热；有的如飓风，有的似和风；有的像海浪，有的若鸟鸣……

细细想来，它们或他们，无论阴阳正负、冷暖高低、喜怒哀乐，其实，都雕刻着也呈现着时光的骨骼、生命的质地与岁月的暖色。某个时候，当你偶因某个碎片的触发而打开记忆的闸门，你会恍然惊觉：那些骤然涌现的泡沫碎片，竟是时光老人肃然凛然地在向你言述着某个宏大的历史主题，倾吐着某段历史的大叙事呢！

于是，就引出了下面这几节本来非逻辑的连缀断片的记忆及其追述。

一、马克·吐温与容闳

那天，趁着疫情间难得的夏日闲暇，我和妻在客居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二十余年之后，才第一次造访宅所近旁的国家级名胜——州府哈特福德城内的马克·吐温故居。故居的建构嵯峨、陈设丰盈，斑斑史迹令我们感奋不已。瞻访归来，我便把些许故居留影放到了微信朋友圈，并写上几行感触文字。却不料，发生了一段“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奇迹——

“你老兄可知道容闳曾是马克·吐温的知己好友？”我万万没想到，被友人这一席话点醒，才让下面这些早已被岁月尘烟湮没多时、也沉睡多时的史迹断片，在随后的追溯中，声色俱全甚至有点拳打脚踢地跳脱出来、浮现起来。

真的吗？容闳，容闳？！一个如此熟悉又如此亲切的名字！鼎鼎大名的马克·吐温，真的与我这位来自同一故乡的耶鲁先贤发生过亲密联系、有过密切交往吗？随着浏览追溯，惊喜和震撼，可谓惊涛拍岸，接踵而至，不仅仅是容闳（1828—1912），这位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我的第一位仰望尊崇的耶鲁先贤先辈，还有容闳自耶鲁学成归国后再带到美国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习称“晚清留美学童”）都曾与马克·吐温和他的这座造型别致的红砖小楼发生过非同寻常的紧密联系。不独此也，早在萨缪尔（马克·吐温本名）青少年的流浪时期，他就在北加州的淘金潮中、红树林的伐木工里还有过万华工参与修筑的北美太平洋铁路的工地上，密切结交过早年的华工了。

面对当年弥漫整个美国白人社会的排华情绪（以及随后国会正式通过的《排华法案》），报章漫画里各种对“拖着猪辫子”的华人形象的诋毁侮辱，马克·吐温在1872年出版的《艰苦岁月》一书中（以及他众多的单篇文字中），曾如此字字入骨入心地写道：中国劳工“安静，平和，温顺，不会喝醉酒，一天到晚勤恳耐劳。不守规矩的中国人很罕见，懒惰的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人只要还有力气动手，他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白人常常抱怨没有活儿干，而中国人却从不发这样的怨言；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去找点活儿做”。在书中，他对华人的悲惨处境作了如此沉痛的总结：“他们（华人）替白人承受一切控罪，白人偷窃，中国人赔偿；白人抢劫，中国人坐牢；白人犯了凶杀案，中国人去替死。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在法庭上以宣誓方式把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消灭掉，但中国人却从不被许可作证而使白人入狱。”

坦白说来，我作为一位深入研究过容闳当年留学耶鲁行迹的同乡晚辈，又作为曾专门研究、写作并公演过描写早年华工修筑北美太平洋铁路的清唱剧《铁汉金钉》的剧作者，我是极力忍着心绪和笔尖的抖颤才能录下马克·吐温上面这些当年敢于逆流而上、挺身而出，为备受歧视欺凌的华人华工仗义执言的铿锵话语的。（史料记载：当时马克·吐温曾因为在报章里发文为华人说话而受到舆论围攻，因此被报社开除，丢掉了记者饭碗。）当年，在那个受全社会负面舆论的哄抬，从1882年起由国会正式通过《排华法案》的灰暗年代（此歧视法案直到1946年美、中已成二战盟国时才得以取消），马克·吐温以一己之力拼力振臂呼出、白纸黑字写下的这些话，简直就是瀚海荒漠中的惊雷、寒夜黑幕下的闪电，隔着百年尘埃，仍能让人感受到它的炙人的温热啊！

还是回到眼下这座红砖小屋吧。容闳自1875年第一次踏入哈特福德市区马克·吐温家这座刚刚建起方一年的宅所开始，他就成了这个时时高朋满座的知名厅堂里的常客了。1872年，因容闳极力向清廷重臣李鸿章、曾国藩建议而终获批准，再由容闳亲自率领的首批留美学童抵达美国的时候，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容闳已非常熟悉的康涅狄格州的州府哈特福德市。而当时容闳常住的留学事务局宅所就位于马克·吐温此新居附近的两三个街区之外。那么，谁是这两位中西大贤的牵线人呢？又一个容闳史料中同样熟悉的名字出现了——耶鲁董事、学者、牧师约瑟夫·推切尔。

约瑟夫·推切尔当年曾在耶鲁法学院专门发表讲话表彰优秀毕业生容闳，此讲话后来被收入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而成为此书的代跋。推切尔所在的教会则离容闳居住的留学事务局信步可达，而推切尔正是马克·吐温终生最信任、关系最亲密的挚友。他早年曾为马克·吐温主持婚礼，而若干年后，当马克·吐温的享年不永的妻子和女儿都先于他相继去世时，亲自操办马克家后事和葬礼的，也是推切尔。直至1910年马克·吐温最后逝世，其哀荣备至的隆重葬礼和追思会也都是由年迈的推切尔主持的。这样说来，就不仅仅是机缘凑巧了，容闳当年在美国的婚礼以及日后另一位著名留美学童李恩富（他的曾孙子曾是我的学生）在耶鲁的婚礼，推切尔同样正是他们的证婚人和主婚人。甚至，若干年后的1912年，当年迈的容闳在康州因病逝世时，为他主持葬礼的仍旧是这位推切尔牧师。

细读史料，马克·吐温、推切尔与容闳这三人之间情义深笃，绝非泛泛之交也！当年马克·吐温的新家，虽没响应当地教育机构的呼吁，像众多美国家庭一样被分配接纳中国学童留住，但他却常常邀请容闳和学童们到家里来做客，容尚谦等幼童与马克·吐温的两个女儿曾经是哈特福德高中的同班同学。马克·吐温女儿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常常邀他们到家里来玩耍，在家里教他们弹钢琴和唱歌，关系非常融洽。几年后风云突变，当中国学童们纷纷考进耶鲁、宾大、哥大等名校，在学业、体育、艺术等领域崭露头角而广受美国社会瞩目之时，守旧僵化的有心人却将留美学童“剪辫子”“穿洋服”“只识洋文”“必定全盘西化”的告密函送抵清廷，据知慈禧太后见到那张学童穿洋装的“耶鲁棒球队照”大怒，要严究严禁，虽经容闳一再上书解释规劝，李鸿章仍旧下令中止学业，撤回全部留美学童。情势万般危急之时，容闳紧急求助老友推切尔，他们一起商请马克·吐温出手相帮。马克·吐温便带着推切尔直赴纽约，求见他的老友、当时的美国总统乌里塞斯·格兰特，恳请格兰特总统亲自给李鸿章写信来留住留美学童。格兰特总统的亲笔信函曾让李鸿章深为感动，而使得清廷撤童之举延宕了一年；终因保守力量的一再要求，1882年后，一百二十多名留美学童被强撤回国（仅有个别抗命不回），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波本来可以提前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留学潮就此夭折落幕。心境黯淡的容闳也随之返国，曾先后参与康、梁的百日维新和孙中山的抗清革命活动。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到清廷通缉而逃到香港时甚至还曾给马克·吐温和推切尔写信，试探是否能用赈灾的名义向美国国会申请资金资助当时中国境内已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活动。

安危相牵，命运相系，休戚与共。容闳和马克·吐温之间的紧密纽带，那是连结两洋两岸、两个大国民族之间的历史纽带和情义纽带啊。

因之，当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圆明园被二度抢劫焚烧之时，刚刚自欧洲返抵美国的马克·吐温愤而发声，以他著名的尖锐讽刺笔调公开质问：这难道就是西方传教士为亚洲殖民地带来的“文明祝福”吗？！“现在全中国都起来了，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在受欧洲掌权的强盗的欺负。”他预言说：“中国终必获得自由，拯救自己。”由此我想起早在1861年，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有另一位面对英法联军第一次洗劫圆明园的暴行时挺身而出的西方作家，他就是维克多·雨果。当年雨果如此拍案而起：“有一天有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打劫，一个放火……他们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

马克·吐温和维克多·雨果，这两颗同为中国人的苦难而颤抖的人类良心，一时间，像浩渺星空上两颗互相辉映的星辰，灿烂闪烁在我眼前。年少时我曾背着行囊在欧洲大陆流浪，雨果故居是我踏足巴黎的第一站，也是我迈向文学之海、智慧之海的第一艘舟船；如今我已步入人生的秋天，却在步进马克·吐温故居后的史料追溯中，从马克·吐温、推切尔到容闳的交往中，再一次拓展了灵智心胸，获得全新的人生领悟，以自由正义为念，以平等至善为怀，从“己立立人”到“推己及人”再到“成己成人”——以一己而及天下，做人当如是，作家当如是，文学亦当如是！

二、张洁“平生最佳照”与两届中美作家高峰会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宏大版图上，唯一一位两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张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数月前张洁在海外病逝，引发了文学同行们众多唏嘘追忆的文字。我个人虽早年间认识张洁，却基本没有个人交往，本来并不具备追忆缅怀的资格。不过在多次此类阅读中看到坊间各种转载的张洁影像，大都未能呈现张洁本人的雅美风采，便想到张洁当年称赞过我为她拍摄的某照片为她的“平生最佳照”。于是，便搜检积压多年的旧相册，想找出这张“最佳照”来与一众怀念张洁的文友分享。拂开厚厚的记忆尘埃，张洁这张光彩照人的美照及其带出来的系列照片竟藏着一个惊世故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中期，在美国南加州先后举办过两届的“美中作家高峰会议”的留影，着实让我震惊不已！这同样是早被历史尘烟湮没的，其实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中甚具划时代价值的重要一页，也是所谓“八十年代叙事”中很值得回味留痕的一段重要记忆啊。

我是在1982年春天大学毕业，作为自费留美学生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研。因为当时我已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在1982年9月由母校UCLA筹办“美中作家高峰会议”的时候，我便以“海外中国作家”的身份，加入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之中，提前成为尚未抵美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位编外成员。几经翻搜，第一次美中作家高峰会议的留影相册一时找不见了，但记忆留存还是异常深刻的。记忆中，1982年9月的第一次会议的出席者，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冯牧（团长）、吴强（副团长）、陈白尘、蒋子龙、张洁等，美国作家有阿瑟·米勒、索尔兹伯里、艾伦·金斯伯格，还有华裔作家汤亭亭、李欧梵、聂华苓以及她的诗人先生安格尔等。此时中国文学新潮涌动。阿瑟·米勒的《供销员之死》刚在中国上演不久，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也刚刚介绍进中国。两国作家们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整个会议的气氛虽然显得正式而严肃，却始终是温馨和煦的。我还记得那次会议几段有名的逸闻都与“垮掉的一代”代表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有关。这位个性张扬的嬉皮士诗人异常活泼好动，在会上、会下都是媒体焦点和话题中心。相关会议文稿记录在案的，有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的一个怪谜语：“把一只五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一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马上回答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不由赞赏道：“哈，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被蒋子龙成功地抛了回去。我还记得，美方招待中国作家看的文艺演出是当时正在洛杉矶热演的著名音乐剧《猫》，剧场里震耳欲聋的乐声也把冯牧、吴强、陈白尘等几位老作家“吓住了”，他们没能坚持看完就退场了。

自然，第一次中美作家群体的面对面聚谈，双方文学观念的碰撞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冯牧在代表中国作家的开幕致词中反复强调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人民性”——“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中国作家创作的源头活水”。美国作家们对这个“文学是什么”的大命题自然却是各说各话。属于左翼阵营的著名记者、普利策非虚构文学获奖者索尔兹伯里是支持这一“人民性”观念的。而好几位美国作家则对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持质疑态度，有一位作家说：美国作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或许只能像一个南瓜从四尺高处丢下来发出的嗡嗡声那样的作用”。华裔作家李欧梵当时则在会上对“人民”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和别样解读，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他后来据此写成了文章刊发，强调了“文学独立主体”与“作家独立个体”的关键作用。这一质疑，后来实际上成为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反思”的主调之一，也引发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观念更新和创作蜕变。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会后还应安格尔、聂华苓的邀请，出席了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包括其中的“中国周末”。与老作家杨逵等人的欢聚和与来自欧美和亚非拉三十几位作家的热切交流，成为中国代表团访美此行中另一个小高潮。我记得蒋子龙等作家回国后都发表了大量文笔活泼、见闻新异的文字，成为当年开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以及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打开眼睛看世界”的很重要的一页。

在我手头上则保留有1985年春天第二次在UCLA举办的美中作家高峰会的丰富相册。与第一次会议基本都在大学教学厅堂正襟危坐地举行不同，这第二次会议却是在UCLA设在太平洋海滨的一个风景绮丽的会议中心举办的。椰林棕榈环绕着碧水荡漾的游泳池，绵延在蔚蓝海滨的白沙滩则是作家们会议间结伴散步的处所。会场也不似第一次会议的“大会听讲式”，而是布置成环桌而坐的“讨论会式”，两国作家男女穿插而坐，会场气氛显得融洽而随意。这一回，出席会议的中国作家，带队的也是比冯牧年轻一拨的团长唐达成（时任中国作协负责人），作家成员则是“老中青”组合——有“九叶派”老诗人王辛笛，也有“朦胧诗”代表舒婷，还有邓友梅、张洁、祖慰、李存葆、柯云路、田芬等。我知道两次“美中作家峰会”的幕后牵线操办人都是中文流利、时任UCLA东亚系教授的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但他始终很少露面，而让担任两次会议的美方主席、洛杉矶加大的校董卡曾斯先生以及同样两次与会的索尔兹伯里先生（此时他已完成了写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大书《长征》）当东道主。于是他们两位便成为会议间与众位中国作家最熟悉亲近的人物，在我的相册里留下了最多他俩与中国作家相聚交谈的影像。张洁因为是唯一的两次会议都参与的中国作家，我则算“唯二”，所以与我便成了熟人，也便有了相册里我为她频频拍照的各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