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

一

众所周知，实证研究乃是自欧洲启蒙运动后发展而来的自然科学，以价值中立为条件，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来检验知识性命题的一套方法，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运用因研究对象的个体性、民族文化与历史经验的千差万别而有种种具体路径。从我个人体会来讲，文史领域的实证研究大概有逐渐扩展开来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本事实层面，例如研究某作家的人生与文学创作，运用调查取证、年谱著述目录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照家世谱系、生活经历、周遭环境、文学写作等事实记录，来确定该作家的形成过程；第二个维度是从时代精神、社会思潮、内外因素等角度，以直接关联为必要条件，运用可靠文献和经验事实来考察作家的思想发展和艺术审美追求；第三个维度是从现代世界一体化和中外文化汇通的观点出发，以间接关联为可能性条件，运用跨文化视角来研究作家与本国和世界思潮的广泛联系，从中认识其思想艺术的来源与独创价值。实证研究的宗旨在于强调以事实为据，摈弃研究者用特定价值标准和主观臆测影响资料和结论的取舍，从而保证其研究的客观性，这同时也意味着回避理论先行和观念预设。

第一个维度是文史研究的基础，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第二个维度最能显示实证研究的特征和强大功效，“以史带论”“论从史出”或经过“材料- 实证”的手续，根据可验证的材料推导出结论以获得客观准确性，这已成为学术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第三个维度则是第二个维度的延展，它突破“以直接关联为必要条件”的规定而将“间接关联”的种种事项纳入视野，通过对社会思想语境和一时代知识状况的深入把握，以“假说—实证”的方法在研究对象与间接材料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关联，从而开拓出于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认识研究对象的一片新天地。当然，“突破”意味着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是对已有边界的突破，因而具有是否科学可信和超出实证边界的挑战。

旅日学人李冬木坚持以实证方法研究鲁迅四十年，其成就汇聚为八十万字一部大书《越境：“鲁迅”之诞生》。我一直在关注这项研究，每每读到他陆续发表的单篇文章，自然为其新意和独到发现而欣喜，但也只是觉得仿佛清新的涓涓细流。待到汇聚成书则显示出一片汪洋恣肆的阔大景象，而且是有着内在肌理和逻辑结构的世界，我这才意识到其整体的方法论意义。简单说，这是一部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的大书。李冬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第一、第二维度出发逐渐跨出“突破”的脚步，最终攀登到第三维度，从而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知识场中描述出“鲁迅”之诞生的复杂轨迹。此一步的“跨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明治末年作为东亚思想流动枢纽的这一知识场中，东西两洋和英日中三语彼此交错相互激荡，曾深深影响到清末民初一代中国启蒙知识者。因此《越境》的出版在中日两国鲁迅研究界内外引起不小的瞩目，我们有必要从方法论和学术价值方面对此加以深入探讨。

二

本书以成为“鲁迅”之前的留学生周树人为研究对象，从阅读史视角入手，重点选取影响作家思想形成和文艺观念确立的三大概念群—进化论、国民性、个人主义，以及促成《狂人日记》诞生的狂人言说，在接受西洋思想达到烂熟的日本明治末年知识生产状况下，展开对鲁迅读书经历和思想发展的绵密考察。进化论议题，涉及加藤弘之《物竞论》和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国民性问题，带出梁启超《斯巴达小志》、涉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个人主义，关涉桑木严翼的尼采论、烟山专太郎的施蒂纳研究、斋藤信策的易卜生论，而狂人意象则涉及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和明治时代狂人言说种种。其中，既有通过实证考察确证以往中日学界基本认识的方面，又有运用独立调查和对明治末年书籍出版状况了然于胸而获得的全新史料，从而发现鲁迅精神史形成过程中鲜为人知面向的部分。

书中最初的两章《鲁迅与日本书》与《从周树人到鲁迅—以留学时代为中心》，具有阐明研究视角和概述新观点的意味。前者，对比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一九五九）和日本学者中岛长文编《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一九八六），发现“目睹书目”的数量超出“藏书目录”百分之三十三，又把“兄弟失和”之前周作人的日文藏书视为鲁迅的“潜在目睹书目”，从而划定阅读史研究的边界。在此，作者提出“西方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转道日本而来的”见解。后者，表明暂时悬置“鲁迅”而专注于“周树人”研究，目的在于不以作家诞生之后的那个鲁迅来解释此前的周树人，而是相反从“周树人何以成为鲁迅”来探索作家内在精神机制的形成。这就把曾经颠倒了的研究顺序摆正过来，使回到历史现场、让留学生周树人直接面对所处的思想文化和时代精神场景成为可能。这样，文史研究的实证方法也便落到了实处。

青年鲁迅留学日本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思想文化，这使中国学术界容易忽略一个切要的环节，即作为思想文化载体的日语媒介—翻译和研究西方知识的日文书。日本学者较早注意到这方面并已推出多项成果，而《越境》沿此一学术路径向纵深大步推进。我读该书最深的感受是，每一章节所讨论的概念词语和思想观念背后都有“两洋三语”构成的复杂知识网络。例如，讨论进化论知识之于鲁迅的接受过程，就涉及英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严复译《天演论》、日人加藤弘之《物竞论》和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以及鲁迅经由严复的“天演”而最后摄取日语的“进化”，并用中文表达出自己的理解。又比如，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涉及美国人史密斯《中国人气质》，还有日人涉江保的日译本和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

而全书最为精彩且极具方法论意义的，是讨论《斯巴达之魂》的部分。鲁迅该作品历来被视为“译述”而不为人们所重视，李冬木通过对同时期的梁启超《斯巴达小志》与希腊罗马知识在日本传播过程的考辨，对照《斯巴达之魂》的内容构成和词语使用，最终得出这是一篇小说创作的结论。而完成这一复杂的探索，需要在“两洋三语”世界中探寻其文本生成和思想建构的过程，即跨出实证研究的第二维度，在多重文本和跨语际结构形态中往复运动、彼此关联比照。因此，李冬木决定“从近代知识传播的维度，对《斯巴达之魂》的知识背景和创作机制展开两个层面的考察”。他意识到，以往仅以鲁迅为核心展开平行对比式的材源调查（如樽本照雄、森冈优纪）“似乎已经走到了极限”，需要提出一个“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独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知识思想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这样，该作品便不再是一篇早期的习作，而呈现为一个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亦由此清晰地浮出水面。

这在我看来，正是李冬木向实证研究的第三维度之精彩跨越，他将对象扩大到近代东亚知识传播的层面，由此可以将梁启超的知识来源作为鲁迅的背景与参照，从而对《斯巴达之魂》给出一系列全新解读。例如，以妇女为主体叙述斯巴达的抵抗史，建立关于斯巴达精神的心像，在材源上虽然受惠于梁启超《斯巴达小志》，却在创作上有超越梁之处。又比如，《斯巴达之魂》也即十五年后发表《狂人日记》的“鲁迅”之写作起点，而关于鲁迅心中理想国民意象的问题，李冬木则提出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结论：整篇小说虽在讴歌女主角“涘烈娜”并视其为斯巴达之魂，但这样的英雄塑造“既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同时也是一个终点”。弃医从文之后的鲁迅再没有过这样的人物塑造，而是对“关键时刻将女人推出来顶事却又把坏事的责任都推给女人的做法”极为憎恶。换言之，这个“斯巴达之魂”乃是青年鲁迅精神史上的灵光一闪，它更符合梁启超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新民”理想。以上观点，都是颠覆前人认知的发现！

三

对于留日时期鲁迅的读书与写作，特别是五篇文言论文之思想来源和蓝本出处的考证，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开始。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积大半生之功力完成《摩罗诗力说》的材源考证，中岛长文陆续发表《蓝本〈人之历史〉》、《孤星与独絃》（考证《破恶声论》与姉崎嘲风著作、斋藤信策文明批评立场之同异），而《科学史教篇》则有中国学者宋声泉于最近发现其蓝本并做出考略。李冬木的一系列考察始于上世纪末，至今所做的工作包括留日时期鲁迅阅读与写作的各个方面，尤以涉及《文化偏至论》的为多。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经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五篇文言论文都得到了充分的材源考证和思想独创的分析。李冬木不仅解决了《文化偏至论》中论尼采、施蒂纳部分的材源问题，补充了北冈正子研究中缺失的鲁迅论易卜生部分采译自斋藤信策的考证，而且以全新眼光探讨了《斯巴达之魂》的材源等，为揭开周树人“羽化”成鲁迅的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做出重要贡献。

而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说李冬木早年还是在沿着读研时代刘柏青先生《鲁迅与日本文学》的路线以及赴日留学后接触到的北冈正子、片山智行、中岛长文等关西地区鲁迅专家的实证传统向前推进，那么到了后期则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意识。用他的话说，即在启动“鲁迅与个人主义”关系考察并发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开始，其“研究视角做出了决定性调整”，即“把过去的‘鲁迅’这一研究视点调整到‘留学生周树人’上来”，强调这一调整并不意味着把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留学生周树人从鲁迅这一研究对象当中切割出去，而是试图还原他当年所置身的历史现场，从而尽量减轻之后关于“鲁迅”的庞大阐释对此前那一部分历史观察所构成的影响。

这其中，“还原”历史现场和“减轻”以往庞大阐释的影响这两点最为重要，带有溯本求真的明确意向。由此，李冬木开拓出从阅读史视角切入而直逼从周树人到鲁迅的成长史研究新路径。试与北冈正子的方法做一比较。北冈材源考的实证步骤如下：首先是确认《摩罗诗力说》某个部分的论述所引蓝本，介绍该蓝本的基本内容、学术思想取向等；其次是从蓝本中摘录出鲁迅参照、引用或概述其大意的相关段落，再与鲁迅原文加以对比，以辨析直接取自蓝本的或独创的部分；第三是对《摩罗诗力说》文本和参考蓝本两者的“文章脉络”做文化思想上的比较，从中发现鲁迅独特的文学观。我认为，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方法，即以直接关联为必要条件，运用可靠文献来考察作家的思想形成和艺术追求。李冬木则在高度肯定这种方法的同时，进而通过引入“阅读史”视角，对相关文本和概念群进行词源考辨、材源追寻和观点取舍的分析，最终上升到鲁迅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研究的层面。这其中，有着对传统“实证研究”的继承与突破，即我所说的从第二维度向第三维度的跨越。

关于“阅读史”的意义李冬木有自己的理解：阅读与写作是“文人得以确立的双脚”，但一般却只能看到一半（写作），而看不到另一半（阅读）。我们把隐藏在背后的“阅读”经历显像出来，“恐怕是看取创作过程更为有效的途径”。就是说，不仅要对鲁迅与所读书籍做一对一的实证研究，还要与阅读史视角密切结合，对阅读中获得的关键性概念乃至思想文化做系统分析。众所周知，进化论、国民性和个人主义乃是影响青年鲁迅世界观、社会认识和人生观的核心知识，它们来自西方十九世纪的知识系统，经过日文和中文的转译而进入到那一代中国知识者的思想世界，成为传统之创造性转化的动力源。阅读史也便是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鲁迅的独创性就在于他通过阅读接触异质文化而获得反思和创造的力量。对此李冬木也有清醒的认识：鲁迅与中国书的关系亦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原质”。但在从周树人向鲁迅的转化过程中，“就本质而言，并非他精神当中的那个原质的中国没有发生变化，而在于他从外来思想和文化当中汲取了异质性的内涵，从而升华出更高次元的文化自觉”。我理解，透过阅读史探索作家的精神成长史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不尽相同，它始终不离开阅读中词语概念之接受和思想观念之生成的实证考辨，始终把书籍文本作为必要的中介。用李冬木的话讲：词语与知识、思想“同源”，词源即知识源、思想源。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周树人的精神成长史落实到他所实际阅读的文本层面，或者说尽可能在文本层面把握和还原他精神建构的路径，从而为抽象的鲁迅精神史描述增添若干可视化内容”。

将思想史方法引入文学研究，这是近些年来中国学界的一股新潮，且产生了很多可观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一些把理论模式、观念体系直接带入文学世界的空泛之作，或者仅仅把文学当作思想史分析的“材料”。李冬木的研究注重书籍传播、思想转译、词语流变、概念形成等知识和文本层面的实证考察，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上升到思想精神史的分析。这就为当今文学研究如何运用思想史方法提供了一个重视“思想”而不离“实证”的有效途径，也为方兴未艾的阅读史研究树立了一个知识传播、阅读经验、思想形成三环相扣的实证研究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