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发现卡夫卡

终其一生，弗兰茨·卡夫卡都没有离开过欧洲大陆。他在未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让主人公漂洋过海去了美国，他与恋人菲莉丝·鲍尔初次见面时畅想过移居巴勒斯坦，但他终究还是在自己的故乡布拉格归于尘土。众所周知，他嘱咐过密友马克斯·布罗德，让他那些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也化为灰烬，人书同寂灭。四十一载的天空，这只乌鸫已飞过，只求了无痕迹。

然而，现代文学的天空，已经无法抹除卡夫卡的痕迹。激荡了一个世纪的美学风云，时刻会闪现卡夫卡的想象之翼投下的影子。即使毒舌如米兰·昆德拉，一边苛责布罗德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将其未竟之作悉数出版，一边却又畅谈自己十四岁初读《城堡》的震撼，并将《审判》视为现代社会的原型范式。他似乎忘记了，没有布罗德的背叛，这两部小说以及他热切追述的卡夫卡式世界都不会与他相遇。而与卡夫卡相遇，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就会发现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文学纪元。从中欧到拉美，从北美到东亚，这样的遇见和发现一再地发生，一再地改变无数个现代心灵对自我的感知、体验、想象和书写。

的确，布罗德背叛了垂死的卡夫卡，但由此成就了卡夫卡的永生。卡夫卡创造的众多文学奇观，没有坠入虚空的黑暗，而是远涉重洋，抵达了卡夫卡生前仅仅梦想过的远方，也让远方的人为自己的梦找到了象征和名字。在这场壮阔而持久的文学迁徙、传递和流变历程中，也不断有人逆流而行，追本溯源。他们不满于布罗德对卡夫卡遗作的刻意修补和加工，力图清除那些覆盖和遮蔽卡夫卡原文的矫饰或讹误，让卡夫卡的文字现出原初的真实面目。他们要重新发现卡夫卡。但是，他们的发现之旅不会通往布拉格，而是更可能通向卡夫卡不曾去过也不曾梦想过的牛津大学。在这座英伦名校的博德利图书馆，保存了卡夫卡的大部分手稿。而图书馆近旁的沃德姆学院，则有围绕这批手稿建立的科研机构—牛津卡夫卡研究中心（Oxford Kafka Research Centre）。

在牛津卡夫卡研究中心的官网上，可以找到中心主任之一卡罗琳·杜特林根（Carolin Duttlinger）撰写的手稿流浪记：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布罗德赶在纳粹德军入侵布拉格之前，带着卡夫卡托付给他（希望他焚烧）的遗稿，坐火车经波兰、罗马尼亚，跨越黑海和地中海，抵达了特拉维夫。他首先将卡夫卡手稿藏在特拉维夫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中。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布罗德担忧手稿的安全，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苏黎世州银行。这批手稿的所有权也就此易手，归于卡夫卡的三个侄女名下而不再留在布罗德手上。一九六〇年，在牛津大学教德语文学的玛尔科姆·帕斯利爵士（Sir Malcolm Pasley）结识了当时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就读的米夏埃尔·斯坦纳（Michael Steiner），后者正是卡夫卡的一个侄孙。通过他，帕斯利联系到了拥有卡夫卡手稿继承权的三位女士，说动她们同意让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这批手稿。一九六一年，帕斯利前往苏黎世度假，借此机会将这批手稿放入自己的菲亚特小轿车，一路驱车回到牛津大学。从此，博德利图书馆成为最重要的卡夫卡手稿存放地，也成为全世界卡夫卡研究的圣地。

不过，牛津并非探寻卡夫卡文字真相的唯一目的地。布罗德将一部分卡夫卡的遗作保留在了自己身边，其中包括他最珍视的《审判》原稿、卡夫卡给菲莉丝·鲍尔的信件、短篇残稿和卡夫卡的素描画作。他于一九四五年口头承诺，在他死后，自己的所有译稿包括他收藏的卡夫卡手稿都交由他的秘书艾斯特·霍弗（Esther Hoffe）保管。但后者也背叛了布罗德的遗嘱，为生计所迫而出售了部分卡夫卡手稿。其中颇具轰动效应的重大文学事件是一九八八年她委托苏富比公司拍卖《审判》手稿。坐落于席勒出生地的马尔巴赫德语文学档案馆，自一九五五年创立之日起就视保存现代德语文学作品原作为己任，在这次拍卖会上倾囊抢拍，以超过百万英镑的价格取得了卡夫卡这部经典名作的手稿。马尔巴赫也由此成为牛津之后另一家重要的卡夫卡手稿保存机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〇一一年卡夫卡给自己最偏爱的妹妹奥特拉的信件又出现在了拍卖行。这次马尔巴赫德语文学档案馆和牛津博德利图书馆联手将这批对卡夫卡意义重大的书信买下，让它们能在公共研究机构里供人参阅研读，而不会尘封在某个私人藏家的密室之中。

马尔巴赫与第三家参与卡夫卡手稿保卫战的公共机构的关系就不这么友好了。霍弗在二〇〇八年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她将卡夫卡手稿连同布罗德遗稿都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女儿。马尔巴赫德语文学档案馆有意从她们手上收购卡夫卡手稿。但此时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突然介入，认为卡夫卡是犹太作家，其遗作便是犹太民族的文化财产，理应交由以色列的国家文化机构保管。德方和以方展开了争夺卡夫卡手稿的世纪之战。最终，以色列最高法院在二〇一六年一锤定音，将这一批卡夫卡手稿判给了以色列图书馆。这一番曲折跌宕，映照着德语犹太作家在二十世纪的坎坷命运和身份谜局，本身堪比一部小说。美国记者本杰明·巴林特（Benjamin Balint）也确实在二〇一八年出版了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纪实作品，标题是《卡夫卡的最后审判：一则文学传奇的案例》。时至今日，尘埃落定，牛津、马尔巴赫和耶路撒冷三足鼎立，在卡夫卡生前从未踏足的角落各自保存着他本不愿留与后人的手稿，全球的卡夫卡传奇也由此被改写。

随着卡夫卡手稿一步步告别了布罗德等人的私人庇护和收藏，进入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公共文化空间，卡夫卡作品也逐渐挣脱了最初的布罗德改编版的桎梏，迎来了新生。全世界的卡夫卡读者和卡夫卡研究者得以进入一个重新认识卡夫卡的新纪元。将卡夫卡手稿带入博德利图书馆的帕斯利联合了德国的三位卡夫卡研究专家于尔根·博尔恩（Jürgen Born）、盖尔哈德·诺伊曼（Gerhard Neumann）、约斯特·希勒麦特（Jost Schillemeit），在仔细研读手稿的基础上出版了全新的卡夫卡作品集，这便是德国费舍尔出版社从一九八二至二〇〇五年逐步推出的十一卷考订版卡夫卡作品与书信集，简称KKA。四位主编，连同后来加入的其他学者，将布罗德对卡夫卡作品的所有增删修改一一撤除，严格还原了手稿的原作样貌，并整理出版了大量书信。每一分卷还配有一册异文与注释辑录，其中展示了卡夫卡自己对作品的修改过程。费舍尔出版社之后又以考订版为底本，出版了不带注释和异文，便于普通读者阅读的十二卷卡夫卡作品书信集。于是，焕然一新的卡夫卡，以其真正独有的文字风格和原创魅力，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布罗德版本从此不再被人视为可信版本。英语世界在重新翻译出版卡夫卡作品时，无不以考订版为据。国内的不少译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卡夫卡小说全集，同样也从考订版译出，还加入了考订版提供的异文。

布罗德力图向他的时代展示一个可读可解可亲近的卡夫卡世界，以保证读者和批评界不会因为审美障碍过大而错失了他心目中的天才作家。他因而在自己的卡夫卡版本中追求故事的完整和行文的合规，为此付出了扭曲原作的代价。卡夫卡闻名天下之后，人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也经历了几番更新。残缺、断裂、零碎、悖论层出、自我消解、意义暧昧不明等文本现象早已不是缺陷，反而成了现代写作的必然趋势，对应着碎片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体验。考订版卡夫卡作品集的编者们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理解之下回归卡夫卡手稿，让卡夫卡的文字本身就具有的碎片化、断裂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彰显出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卡夫卡研究正是在这个卡夫卡版本的刺激和支撑下完成了从阐释学到后现代主义再到文学本体论的多重转向。卡夫卡构建的文字迷宫本身而不是其后隐藏的某个意义成为大家更为关注的卡夫卡特质。以牛津学者为首的手稿研究，促成了对卡夫卡的新发现：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自我嘲讽的行为艺术。

不过卡夫卡的版本较量，并不逊色于卡夫卡手稿的争夺战。考订版卡夫卡作品与书信集尚未编完，德国就出现了新的挑战者。海德堡大学教授罗兰德·罗伊斯（Roland Reuß）与他的同事彼特·施坦格勒（PeterStaengle）都是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德语文学研究者，比考订版诸位编辑晚了两辈人。他们深受一九七五年开始出版的荷尔德林历史考订版全集也即法兰克福版（FHA）的影响，比考订版更加激进地追求手稿还原。考订版的工作在他们看来都不够忠实于原作，而是包含了编者自己的衡量和裁决。他们则决心以影印手稿原件加印刷体誊录的方式出版最原汁原味的，连删改标记和划痕都保留的卡夫卡作品全集。他们选择了出版荷尔德林历史考订版的施特略姆菲尔德（Stroemfeld）出版社作为合作方，从一九九五年开始逐步推出影印历史考订版卡夫卡手稿及打印稿全集，简称FKA。罗伊斯教授于二〇一一年赴牛津卡夫卡研究中心，与杜特林根教授开展手稿研究与出版方面的合作。二〇一八年施特略姆菲尔德出版社破产解散，著名的学术出版社瓦尔施泰因（Wallstein）和维托里奥·克洛斯特曼（ Vittorio Klostermann ） 出版社先后承接了影印历史考订版卡夫卡全集的出版工作。迄今为止，这个版本的卡夫卡作品已经出版了十一卷，近六千页。编辑出版工作仍在进行，尚未看到终点。

雄心勃勃的影印历史考订版，让卡夫卡的手稿真正走出了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其原貌与全世界读者相遇。手稿上种种痕迹，是作者或艰难或畅快的写作现场实录，也让文本的生成呈现为一个充满变数的动态过程。在这里，任何唯一定本的执念都趋于瓦解，任何未完成的作品都以杂乱的划线和突兀的空缺召唤读者进入卡夫卡的文字宇宙，展开想象之翼，去发现更多可能。这样的手稿影印会激发出怎样的卡夫卡式新体验和新创造，则有待后人追述了。

而在牛津，卡夫卡的手稿还在持续地激发着学术想象力和新发现。二〇二四年是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牛津卡夫卡研究中心也在九月召开了名为“变换中的卡夫卡”研讨会，邀请了英、德、美、中、日、韩、印等多个国家的多位学者围绕八十多则发言进行了集中而热切的讨论。笔者有幸作为中国代表之一，目睹了国际卡夫卡研究的斑斓多彩和奇思飞扬。杜特林根教授以手稿档案中的报刊涂鸦为例追踪卡夫卡在同代大众媒介中获取的创作灵感，韩国学者在气候变化中重读《变形记》，印度学者探索卡夫卡作品的漫画改编，美国学者在大卫·林奇的电影中探寻卡夫卡的迷宫，而日本学者则大胆提出用人工智能更新卡夫卡的手稿出版，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找到我们肉眼不可见的稿纸修改痕迹与文本关联。卡夫卡与世界的关联，从手稿出发，跨越不同媒介、文化、符号系统和学科，连通了过去和未来。

需要去牛津发现卡夫卡，因为卡夫卡已经不再属于布拉格，卡夫卡属于我们和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