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在苏联

一八二七年，“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在歌德的日记中首次出现，用来形容一个文学自由交流传播的新时代样貌：“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 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此后它被翻译成不同语种，在世界各地传播。而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也是这一“世界文学”图景中独特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文学”与“世界市场”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将它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总和”。宣言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种模糊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基于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来界定文学样貌的做法，恰好满足了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新政权的内在需求。苏联成立前后，建设者们急于寻求世界范围的认可，无论是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建筑方案“第三国际纪念碑”（一九二〇），还是维尔托夫拍摄的宣传片《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九二六），都透露出这种焦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仿佛一艘远处驶来的航船，被早期的建设者们赋予了各种意涵。

最先对“世界文学”方案表现出兴趣的苏联人，应该是作家高尔基。一九一八年夏天之前，高尔基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组织科学启蒙与社会文学的机构，如“积极科学发展与传播自由协会”“文化与自由”“社会教育联盟”“艺术活动同盟”等，这些实践活动从不同程度影响了他，使他产生了为人民大众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想法。不过，策划出版“世界文学”丛书也并不是高尔基的首创，在他之前，作家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瓦列里·勃留索夫也都曾为世界文学系列丛书的出版奔波过，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最终未能成形。

高尔基的想法很快得到苏联文化部门领导人的回应，尽管事实上，高尔基并不懂得俄语之外的任何外语。卢那察尔斯基的回忆录记载，一九一八年八月，他曾经就成立出版社的相关事宜，与高尔基进行了几次谈话。高尔基当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是苏联政权渴望团结的对象；并且，出版业务也是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年之后，卢那察尔斯基写下这样的文字：“我还记得我和梁赞诺夫去找高尔基时诚惶诚恐的心情，我们希望通过世界文学出版社，架设一条从党通往他那里的桥梁。要知道，所有人都想在党外保护这位优秀的作家……”

当年八月二十日，高尔基与苏联共产党内的几位负责人签署了成立“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合同。出版社一开始的计划是挑选一批十八至二十世纪初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俄文，并添加上“前言、注释和插图”，与此同时，也会出版一些同时期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这份合同授权高尔基与教育人民委员会签署创办出版社的协议，并规定了该出版社将会由苏联政府通过教育人民委员会拨款。教育人民委员会在出版社的实际运行中所起的监管作用不言而喻；但从高尔基方面来看，他也并非完全被动。当时的一些资料就显示出，高尔基创办出版社既满足了他启蒙民智的个人爱好，也有他审时度势的考虑。一九一九年，他在给国家出版社的负责人В. В. 沃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近期我们将准备好由英语、德语和法语印制的计划，我们会把这些计划分发到所有的国家：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英国、北欧等等。您也看得出，这是一项宏大的任务，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完成过它，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做过。政府应当竭尽全力促成这项事业，因为目前来说—它是可以实现的最伟大的文化事业。”

利用国外的文化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做法自然并不罕见。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研究中，歌德当年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也恰好与高尔基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相比于法国、英国等国家，十九世纪的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寂寂无闻的地位。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将德语变成“世界交流”的首选工具，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学语言。在和埃克曼的谈话中，歌德指出，未来德国人可以从德语译文中欣赏其他语种的最优秀著作，而不需要花时间学习这些语言。这种庞大的翻译计划一旦实现，德语便可以成为新的世界性的语言或文学语言。新诞生的苏联政权也亟待一场文化的“夺权”。尽管十九世纪帝俄时期的文学遗产足以令苏联占据语言的优势地位，但那毕竟是旧制度的产物，通过高尔基的这一计划，苏联要展示自身的国际视野就有了更多话语权。高尔基在出版社发行的书籍目录的序言中，也强调了这一点：通过“世界文学”丛书的出版，苏联文化可以在统一全世界文化进程中起到关键性组织作用。

根据最初的计划，出版社划分出“东方部”“西方部”和“诗歌部”，依照书籍内容的难易程度，所出版的书目又分成了基础系列、“人民丛书”系列和“新外国文学”系列。顾名思义，基础系列出版的是一些内容较为浅显的、带有注解的书籍，书中配有关于内容和历史背景的附注，面向的是基础层次的读者；“人民丛书”面向最广泛的阅读群体，对于那些刚学会阅读的读者们来说，这部分的作品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典范；“新外国文学”系列重在推出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并在一九二二年增设了《当代西方》和《东方》两种杂志。这些出版物所具有的教育意义，首先体现在了外国文学文本的“附加物”上—无论哪种图书，都必须附加一套程式化的文本，如序言、前言、后记、附注、注释等，编者对文本的解读首先是从苏联的意识形态出发的，因此，所有的附加文本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这种政治色彩。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到艺术文本，体现了国家层面的良苦用心：出版人为代表的宣传机关不仅规定了人民应该“读什么”，还指出了应当“怎样读”，如何辩证地接受书里的内容。

世界文学出版社一共存在了六年（事实上，最活跃的时期是前三年），根据人民教育委员会的要求，一九二四年，该出版社合并到了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由高尔基等人制订的宏大计划，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在一九一九年的出版目录上，曾列出了一千二百位作者和众多作品）。在该出版社发行的二百二十本书中，最主要的是“西方部”的作品，包括阿纳托尔·法朗士、罗曼·罗兰等法国和英国作家的作品；东方作家的作品只占了七本，包括土耳其、日本、中国、波斯等国作家。“人民丛书”系列计划出版五千种，最终发行了五十种单行本，包括居伊·德·莫泊桑、奥克塔夫·米尔博、维森特·伊巴涅斯的选集，席勒的戏剧等。所有出版的世界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那些情节引人入胜的小说，如杰克·伦敦的作品。

高尔基的世界文学出版实践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却吸引了当时最重要的一批作家，如勃洛克、古米廖夫、楚科夫斯基等参与编辑工作，并且在出版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了文艺翻译工作室。出版社合并之后，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也没有停止，譬如从前的基础系列丛书编纂工作，后来由Academia 出版社（学术界出版社）接替。这家成立于一九二一年的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并入国家文艺出版社）同样以出版文艺作品为宗旨，曾推出过“世界文学宝库”和“世界文学经典”系列丛书。

由于高尔基和其他出版人十分强调丛书的普及，要求每本书都要价格低廉，这些书很快覆盖了整个苏联的各个阶层，对于世界文学教育的普及可以说功不可没。苏联普通读者在接受文学滋养的同时，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我国学者黄嘉德曾根据一九五三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双月刊Voks 上发表的介绍英国文学在苏联的文章，考察了世界文学在苏联的发展。十月革命以后英国文学在苏联的译介，也体现了“思想性”对民众的感染作用。“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苏联人民看到英国人民的崇高思想，看到他们为维护人类权利而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的斗争……”“在苏联读者心中，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暴露蒙昧主义和专制制度，他歌颂人类为争取进步和正义的英勇斗争……”可以说，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世界文学普及运动中，站在全人类高度的批判现实主义视角是解读所有作品的进入路径，思想斗争的意义超越了对艺术成就的探讨，而文学作品本身最精华的部分，即作品的“文学性”部分被忽略了。

除了图书的出版，这一时间段“世界文学”运动还掀起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热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九三二年创办的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这个综合科研、教学、展览、档案收集工作的研究所不仅承担了研究高尔基生平和创作的任务，而且在古今各国文学的研究、文学干部的培养、高等和中等学校文学的教学、世界文学名著的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国家的鲁迅文学院便借鉴了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建制。另外，一九三五年，在普希金之家成立了由维克多·日尔蒙斯基领导的研究小组，主要研究不同国别、区域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曾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一环。日尔蒙斯基等学者能够走在世界文学关系研究的前列，足见这一时期苏联总体文化环境的“国际化”。不过，研究小组后来经历了改革重组，并入了西方文学部。一九四九年，由于与“国际主义”的斗争，该机构最终解散。

有种观点认为，高尔基创办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二四年被合并，就已经标志着“世界文学”在苏联的地位开始出现转折。但从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对外举措和报刊宣传来看，对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并没有终结，反而频频出现在官方报纸的显要位置。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世界文学”这一表述在《真理报》和《文学报》上出现的频率很低，并且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而在三十年代，这一情形发生了急剧的改变。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世界文学”在两份主流报纸上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其中《文学报》在一九三四年达到顶峰，一共出现了一百一十次左右，而《真理报》在三十年代初和一九三四年最多提及“世界文学”，一九三四年这一年提到了三十六次。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当年举办的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

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范围的文化会议， 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出席会议的除了全苏各民族的五百九十七位代表，还有四十三位其他国家的作家参加，他们本身进行左翼创作，或者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同情，如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德国作家奥斯卡·玛利亚·格拉夫等，其中也包括中国作家胡兰畦。将苏联作家大会办成“世界作家大会”，主要是高尔基的提议，不得不提的是，会议期间产生的另一个宏伟规划也和他有关：当时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提案——在欧洲举办由苏联支持的作家大会。这个方案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诞生在高尔基的别墅，与会的外国作家同苏联的领导人正是在那里举行了会面。所有这些都似乎在释放一种信号：“世界文学”正悄悄地由国内文化政策转向了外交方略，为苏联赢得国际地位贡献力量。

在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上，有不少报告和发言认为，当代苏联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代表。在与会者们看来，无产阶级的文学除了在思想观念上具有优越性，在艺术探索方面也在努力破除西方“现代派”在艺术形式上的痼疾。一些报告对以苏联进步作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先进梯队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将积极参加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论坛，同来自非洲、澳大利亚、南美的代表们握手。几乎所有发言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是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而当代苏联作家的任务便是创作可以获得全世界认可的文艺作品。

所有报告中与“世界文学”议题直接相关的，是卡尔·拉狄克的报告《当代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他指出，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世界资本主义文学终结了其垄断地位。在他看来，未来新文学的中心，分别为苏联、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而“世界社会主义文学”就是新的“世界文学”。在这次报告中，狄拉克旗帜鲜明地提出，“世界文学”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应当服务于这一思想。

“世界文学”在苏联发生的这种变化，实质上暗合了国际局势的走向。三十年代，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势力在欧洲日益崛起，使得世界政治力量日益分化为“左”和“右”两种方向。一九三七年巴黎世博会期间，苏联场馆矗立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雕塑高达24.5 米，引得参观者驻足观望，而在夏佑宫步行道的另一侧恰好是德国馆，象征纳粹势力的十字标志和纳粹鹰雕塑正好与其形成了对峙，似乎在印证这种国际格局划分。

这一时期，苏联以反对法西斯为背景，在欧洲的外交取得了节节胜利，而以左翼进步文学为代表的“世界文学”，是对外宣传的有力武器。凭借在国际活动中的积极发声，苏联的不少文艺团体在这一阶段同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文艺界人士建立起了同盟。表现在文学出版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世界文学书籍出版活动，还有一些与世界文学相关的期刊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有三种—《外国文学学报》（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世界革命文学》（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以及《国际文学》（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三）。其中，《外国文学学报》是革命文学国际处的主要出版机构，该处与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学报的任务是“向苏联最广泛的大众读者介绍西方和东方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世界革命文学》杂志隶属于国际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后改组为国际革命文献局），在简介中有这样的文字：“全苏联唯一一份全方位介绍西方和东方文化生活的杂志，主要刊载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而《国际文学》杂志上除了刊发苏联及国外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还会发表那些左翼资产阶级外国作家描写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作品。可以说，每一篇被刊发的作品都与世界局势的两极化不无关系，都携带着进步阶级革命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