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巴黎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解放，维尔高尔（Vercors， 1902-1991）在英国BBC 广播中听到“巴黎所有的钟一起长鸣”。巴黎走出长夜，重新变成光明之城。一九四〇年法国战败投降，维尔高尔率先发出抵抗的声音，创立地下午夜出版社，出版其小说《海的沉默》（一九四二）等一系列抵抗文学作品，成为抵抗知识分子的象征。

一九四八年，他离开午夜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继任社长兰东在午夜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维尔高尔去世一年之际，再版他的《沉默的战斗：午夜的回忆》（一九六七）：“这本书套上了由他本人绘制的带着星形标识的封面……我已经期盼了很久，期盼午夜出版社能在维尔高尔的陪伴下共度这个生日。我觉得，这里属于我们。我觉得，这里也是属于他的。”在“二战”到六七十年代的“战争与和平”背景下，维尔高尔和兰东的“午夜”揭示了法德知识分子交集的“巴黎生活场景”之一隅。

沉默的警钟

维尔高尔原名让·布吕莱（Jean Bruller），本为版画师。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入侵波兰，攻破法国马其诺防线，布吕莱感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像史诗一样壮观，但这是一部黑暗的史诗。”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贝当与希特勒签订法德停战协定。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对法国人民发出抵抗召唤。作家和知识分子阵营沦陷。一九四〇年七月，法国出版者工会签署一份“与占领当局的出版审查协议”，声明“停售某些一贯毒害公共思想的书籍，尤其是政治避难者和犹太作家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大出版社和英法德经典名著。法兰西文明到了生死关头。

布吕莱在“奇怪的战争”后退伍回到巴黎。德占巴黎是抵抗、合作与沉默的万花筒。索邦大学学生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遭镇压，地铁上有人散发“致沦亡者的倡议书”；犹太人先佩戴黄星，然后开始被抓捕；当代艺术家德斯皮奥、德兰、弗拉明克应希特勒之邀周游德国；抵抗运动的创始人让·穆兰遇难。萨特战后承认，积极抵抗的人是为弱者赎罪的英雄。他在《什么是文学？》中写道，大部分抵抗者受尽酷刑却没有开口，打破了恶的循环。布吕莱最早像加缪一样信奉虚无主义，认同萨特“人是徒劳的激情”，但他无法忍受荒诞的战争制造痛苦和死亡，无法不听从里尔克在《马尔特·布里格手记》中的指示：“哪怕仅仅是看上去有可能，那么出于对世间万物的爱，就必须，就必须做些事情。”占领的日子如同暗夜，为了联合不同政治倾向的有抵抗思想的作者，他创办了地下“午夜出版社”。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十六岁时从匈牙利“向着远方的那颗星辰、那片为无数人提供过庇护的土地、那个自由博爱的法国大步前行”。从此午夜的每本书封面上都印一颗黄色“大卫星”和午夜（Minui t）的首字母M。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午夜出版布吕莱的第一部作品《海的沉默》。他解释说，书名源自他脑中一个诗意而野蛮的画面：“在海水表面沉寂、默然的假象下，各种海兽正在深水中无休无止、残忍暴戾地混战”，“在帷幕拉开时，我仿佛想用这个词来敲三下钟，昭示法国未来将失去言论自由、在沉默中偷生的漫长悲剧”。他在火车上看到阿尔卑斯山的分支维尔高尔出现在黎明的原野上，“就像是平地里突兀而起的一艘大轮船，有一种不可征服的伟岸感”，为自己取笔名“维尔高尔”。他自视为一个“热爱文学的步兵”，像斯丹达尔在《巴马修道院》中一样讲述正在发生的历史：一个德国青年军官入住法国民宅，每天以过分文雅的法语向沉默的房主及其侄女讲话。他热爱法国文化，赞美房主的高贵尊严，随着战争事态恶化，发现自己说的是致命的谎言，但他没有反抗，主动要求去苏联前线送死。少女意识到了这一切，最后以绝望的悲悯道了一句“永别”。《海的沉默》在巴黎、南方自由区和国外广泛流传并深受赞誉，维尔高尔“第一次感受到无名英雄的快乐”。

午夜的星光

一九四二年《海的沉默》问世，加缪发表存在主义小说《局外人》，一九四三年担任地下抵抗刊物 《战斗报》 的主编。萨特继续发表作品，但不与午夜合作。维尔高尔在《沉默的战斗》中描述，萨特每天在花神咖啡馆写作，他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跟朋友打招呼或长谈之后马上接着写未完成的句子。萨特和加缪“二战”后蜚声世界，但维尔高尔比他们更早从孤独转向团结、从荒诞转向反抗，建立了对人性、交流和合作的信仰。

午夜出版社同时针对作者和读者“介入”：一方面为作家提供出版机会，激励他们以反抗立场写出缜密、节制、逻辑清晰的文字，区别于激发仇恨和暴力的地下印刷品，维尔高尔强调：“宣传之道非我们所能为。这是人赢得精神纯洁的问题。”另一方面将社会“名流”确立为目标读者，向各界人士寄送抵抗文学书籍，鼓舞、说服并动员他们。在《海的沉默》后，午夜出版社发行了由四十多篇文章组成的二十五本书。比如 《禁文集》 包括波朗为在抵抗运动中牺牲的《法国文学报》主编雅克·德古尔写的文学传记、蓬热描绘法国工人到德国当劳工的诗、朱利安·邦达谈德意志民族的随笔、艾尔莎·特里奥莱的《阿维尼翁恋人》、阿拉贡的《格雷万蜡像馆》、纪德的《日记选》、艾吕雅征集的地下诗集《诗人的荣誉》等。维尔高尔还设立“证言”丛书，出版了被纳粹杀害的共产党员佩里的自传文稿与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佩吉谴责贝当之流的作品合集。在抵抗的四年中，维尔高尔和同伴们穿过遍布德国哨兵的大街送铅条，运包裹，分发图书。

维尔高尔以为自己是在读了德国作家荣格尔（Ernst Jünger， 1895-1998）的日记《花园与道路》后构思了《海的沉默》中的德国军官，后来发现小说写作时间更早。“现实中应该是这样发生的，我读后说：‘这个荣格尔，就是我的维纳尔·冯·埃布伦纳克！’”荣格尔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总理科尔和总统赫尔佐格为他祝贺百岁生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多次拜访他。二〇〇八年荣格尔的《战争日记》进入法国最权威的七星文库。荣格尔在德国文坛极具争议，他曾赞同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把他当成民族主义盟友，客观上支持了纳粹主义。在一九三九年的战争节点，他创作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纳粹的支持者和敌人都视之为反希特勒极权主义之作。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荣格尔与德军一起进驻巴黎，写下《第一本巴黎日记》和《第二本巴黎日记》。据他记载，奥托将军的参谋汉斯·斯派达尔上校组成了一个反希特勒的“乔治圈子”，“我们在军事机器内部形成了一个光辉的精神骑士单位，我们在利维坦的肚子里开会，此外尽最大力量关注和关心那些不受保护的弱者”。一九四一年秋天， 荣格尔开始接触巴黎文艺圈，与法国上流社会人士和作家德里厄·拉罗歇尔、让·吉罗杜、马塞尔·茹昂多、保尔·雷奥托、让·波朗等会面，与让·科特托出入小酒馆，与毕加索闲谈，“人们在这里（巴黎）的生活脱离了历史”。然而白天的军人职责与夜晚的道德反思的分裂折磨着他：“我过多地参与了血腥的世界”，他以德国军官身份出现在巴黎打破了永恒的文人共和国幻象。

一九四二年五月，荣格尔最早的“二战”日记《花园与道路》法文版问世，成为他在巴黎的名片。他在书中称上帝会帮助以色列人战胜恶人，引用《旧约·诗篇》第一节：“但最终，上帝对以色列人，对心灵纯粹的人是善的。”戈培尔命荣格尔的上级让他删去这一内容。他在《巴黎日记》中多次表示反对排犹主义，托关系释放了作家柯莱特的一个犹太朋友，记下反犹作家塞利纳在巴黎德国学院演讲的骇人言论：奇怪“我们的（德国）士兵不把犹太人枪毙、吊死或处决”。他称颂被纳粹处决的法国共产党人质的慷慨、牺牲和奉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巴黎完成《和平：向欧洲青年和世界青年发出的呼吁》。维尔高尔不了解荣格尔辛德勒式的举动和内心的抵抗，认为《花园与道路》会像宣传材料一样对法国人实施精神麻醉，把作者个人的想法看成德国国家的态度，为合作分子洗脱罪名。他处在历史的迷雾中，无法以上帝之眼解读荣格尔其人其作。毕竟无法否认《花园与道路》呈现的骑士形象对通敌选择的致命诱惑。一九五〇年汉娜·阿伦特在《德国报导》中指出：“尽管荣格尔从前的作品对纳粹知识分子的某些成员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本人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积极的纳粹反对者，而且他的行为证明了有点过时，但从前的普鲁士军官熟悉的荣誉观念，这足以证明个人的反抗。”阿伦特此时已拉开历史距离，能够从“平庸之恶”的角度看到荣格尔“内心流亡”的珍贵价值。

像荣格尔一样，维尔高尔宁为自由射手而非加入某个意识形态阵营，《海的沉默》采取类似荣格尔《钢铁风暴》的客观手法，不发出抵抗呼吁，仅仅描述人物，“他们的动作，他们透露出内心活动的手势，他们始终意味含混的话语，以及他们无意中将自己彻底暴露的沉默”。小说意在表达“好德国人”无法避免成为希特勒的战争工具，却被有些人看成德国宣传的成果，甚至被指责通敌。午夜出版社未来的编辑部主任、新小说作家罗伯- 格里耶承认他们全家是拥护贝当元帅和反犹的附敌者，处在“海的沉默”中。萨特认定维尔高尔为一九四一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服务，抵消贝当与希特勒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蒙托瓦会面对他们的影响。因此读者在特定历史境况下依其政治伦理素养理解作品，很可能与作者的介入意图不符。这就是“介入文学”的悖论。萨特仿佛为了弥补自己消极抵抗的过失，战后将作家介入和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推向极端。加缪则强调艺术的宗旨是理解人，在愤怒的时代也要保持相对的意识，艺术家“出于对众人的爱而进行辩护，而不是为那种遥远的、使当代人道主义丧失尊严的基督教式的法庭而辩护”。

南方的沉思

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种族－时代－环境”决定论，构建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文明和文化的对立。维尔高尔在《海的沉默》中，借德国军官之口将法德对抗表述为精神与力量、爱与恨、光明与阴影、沉默与言语、夏特尔大教堂与纽伦堡、文学与音乐、和平与战争等二元对立，主张德法融合与互补。他在《沉默的战斗》中将地中海与黑森林对立，把德国的野蛮暴力直接与地理环境相联系，“这片风景显露出来的是一种冷漠的粗糙感和一种暴戾的刚硬感，近乎对人类怀有敌意”。在抵抗活动间隙，他在地中海边的马德拉戈海角游泳，想起古希腊和萨福，感觉“这样的权利遭到剥夺，或许比其他任何权利被剥夺都更显残酷，甚至从各方面来看比粮荒还要无情”。“二战”后德法知识界共同呼唤古希腊智慧。

在加缪看来，欧洲的思想体系因忽略了地中海传统而处于中午和夜半的激烈斗争中。一九四三年夏天，他为一家抵抗运动报刊写了四封给想象中的德国朋友的信，说德国代表野蛮的物质力量和盲目的英雄主义，法国代表智慧和正义，对是否有权制造战争苦难顾虑重重。加缪显然把战争简单化了，为法国失败辩护，从道德上分出两个国家制度的优劣。但他秉持朴素的人本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正义，但存在着人的真理，应该以有目的的英雄主义反抗非正义并创造幸福，选择相对的乌托邦。反抗依靠一种“南方的沉思”而非暴力。加缪和海德格尔都反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我思”，但“南方的沉思”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思”。一九四六年，法国哲学家、抵抗战士让·波弗莱拜访因纳粹主义而声名狼藉的海德格尔，重启法德知识分子对话。海德格尔在致波弗莱的《 关于人道主义的信》 中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不过是把形而上学颠倒了，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是通过存在为了存在的介入，思就是存在的介入”。这种“思”意味着人自由地、近乎绝望地直面存在的界限，既反对理性调节也反对辩证超越，既不是加缪和维尔高尔反法西斯的“介入”，也不是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的“介入”，不难理解后者对自己的不义保持着“海的沉默”。

海德格尔以直觉和审美权威反对理性主义和技术专制，“作诗就是为人栖居而采取尺度”，言说存在的多样性。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荣格尔在《巴黎日记》中写道：“警报，飞机过去了。从拉斐尔旅馆顶上，我看见两次，在圣日耳曼方向，爆炸后，升起巨大的云彩，飞行队伍在高空远去。轰炸目标是塞纳河上的桥。第二次，太阳落山了，我手持一杯勃艮第酒，里面漂着草莓。城市，还有被落日染红的塔和穹顶，沐浴在大美之中，如同一朵花萼，为了致命的授粉升起。一切都是演出，被痛苦确认和升华的力量的纯粹展开。”他在危险中静观—这种浪荡子的疏离深受颓废主义和于斯曼的影响。然而他并非鼓吹战争美学，而是通过这种惊惧的审美在物质毁灭中保持与世界的感官联系。美是鲍姆嘉通所说的感性认识，不是形而上学的器官。如加缪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强调的，艺术不是完全拒绝，也不是完全赞同现实，艺术家“是活生生的创造物的永远的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