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莞类卿：重影的园林

一、自己的园林

一七五0年，乾隆皇帝启动清漪园工程，次年动身南巡，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六下江南之旅。

乾隆一生造园无数，修旧园、创新园、园中建园，大园小园不下百余座。他造园虽多，清漪园始终是极为独特的存在。这是乾隆第一次从头开始，建造一座自己的大型园林。

六年前的一七四四年，乾隆扩建圆明园，诏绘《圆明园四十景图》。但他的《圆明园后记》，透露了父亲雍正皇帝才是正主，才有资格写《圆明园记》。更早的一七三八年，乾隆修葺畅春园，安顿母亲崇庆皇太后；这座园林始建更早，是他祖父康熙皇帝的手笔。一七四六年，乾隆扩建香山静宜园，御题二十八景；一七五0年，扩建玉泉山静明园，御题十六景；这两座园林不但在康熙时期已成为帝王行宫，而且渊源还要远溯到辽代和金代。

圆明园扩建完工后，乾隆曾志得意满地许下承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然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弘历：《圆明园后记》）表示有如此宏畅之圆明园，此后绝不会再劳民伤财，建造新的园林。然而仅仅几年后，他就深悔言之过早。

一七五0年乾隆四十岁，登基已有十五个年头。他嗜园成癖，在不惑之年却发现，修修补补小半生，经手之园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竟无一座完全属于自己。他游过北京西北郊的瓮山、西湖后心动不已，此地已有二山四园，若能再建一座，便可足成三山五园，有如九州大地之有三山五岳，倍增帝都气派。更重要的是，这将是一座他从头经营，完全依顺他的构想和心愿，真正体现乾隆气质的园林。

六年前的承诺压在他的心头。作为皇帝，岂能只因个人喜好，就去做一件劳费天下的事呢？负有沉重偶像包袱的乾隆左思右想，终于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先开昆明湖，以仿大禹治京城之水；再筑万寿山，以为母后庆花甲之寿。一七五一年是崇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圣朝以孝治天下，父亲已经去世，再没有比为母亲祝寿更适合大肆庆祝、大兴土木的了。他修畅春园以思先祖，补圆明园以念先父，筑清漪园以贺母后；虽然不能直言为己，但借此机缘建造一座心爱的园林又不毁人设，乾隆心愿已足。

一七五0年新园开工，次年乾隆便启动南巡，偕奉母后一同南下。除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种种考虑，乾隆还有一点私心：对于这座新园，他并无十足把握。他要去心仪的江南转转。据说那里“园林甲天下”。

江南没有让乾隆失望，或者简直可说远超所望。他带回了几乎所有文人都喜爱的西湖，构造起清漪园的山水骨架：除了模仿西湖的昆明湖，模仿孤山的万寿山，模仿苏堤六桥的西堤六桥，他还准备在主山正中模仿杭州六和塔，把这座钱塘江边的九层高塔举到山顶，这样母亲就能在塔上环望湖山，笑纳儿子的一片拳拳孝心。为太后祝寿的清漪园写仿西湖，人人皆知；少为人知的是，乾隆还为自己建了一座小园，藏在清漪园最隐秘的角落。整座御苑毕竟在名义上是献给母亲的，但这座小园则是真正属于乾隆的，因此最能牵动他的神经，甚至进而牵动整座御苑。

这座小园就是位于万寿山东北角，写仿无锡寄畅园的惠山园。

二、见水与见山

清漪园今名颐和园，惠山园今名谐趣园。从乾隆年间到今天，二百多年的时光，两园都经历了许多变化。一八八八年慈禧太后重建被英法联军烧毁的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在更早的一八一一年，嘉庆皇帝改建惠山园，取“以物外之静趣，谐寸田之中和”（颙琰：《谐趣园记》）文意，改名谐趣园。当年乾隆如何在惠山园模仿再现寄畅园，如今只能从谐趣园寻觅。

出“紫气东来”城关，沿湖石驳砌的山道一路北行，右手边出现的三间园门就是谐趣园宫门，位于整座小园的西南角。入园第一眼，首先望见一片水面，临水修筑平台，引人逐级而下，亲近水面。中国园林往往开门见山，极少开门见水：推门而入后多以一山或一峰遮掩，避免一览无余，《红楼梦》的大观园、颐和园的仁寿门和“水木自亲”门，莫不如此。谐趣园开门对水，全无遮拦，“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曹雪芹《红楼梦》第十七回），是造园大忌。

乾隆为何选择这种有违常规的开局模式？这要追溯到他初见寄畅园的第一印象。

黄惺吾《南巡秘记》记录了乾隆初游寄畅园的过程：“（一七五一年二月）二十日早晨，御舟至北塘，微雨，上易小舟至惠山。……舟驻河塘，上乘四人肩舆，无帷幔。先幸秦园。”无锡惠山风景无数，但乾隆的第一站，竟是游幸秦氏私家的寄畅园，见出其心之踊跃、情之迫切。一七七一年刊刻的《南巡盛典》描绘了乾隆所见的寄畅园：穿过东墙上的简朴小门，沿游廊西行北折，抵达第一处观景之所——知鱼槛，举目一望便是浩渺的锦汇漪水池。乾隆游赏寄畅园的第一眼，正是开门见水。锦汇漪因沿岸遍植桃柳，春日花开如锦绣而得名。乾隆入园在春季，繁花盛放。他在《再题寄畅园》开篇写道：“雨余山滴翠，春暮卉争芳。”（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六）入园的刹那，在雨后苍翠的山色间，他迎面看到竞相绽放的群花，倒影入池，绚烂夺目。这一霎的相遇，惊艳了时光，长久地留在乾隆脑海。

一个月后乾隆南巡返程，“（三月）二十日上午抵惠山，复幸秦园……出，复至惠山寺漪澜堂泉上，又回秦园”（黄惺吾：《南巡秘记》）。皇帝出游很少走回头路，但乾隆在与上个月相同的日子，先后两次游览寄畅园，可见眷眷不舍。他吟成《寄畅园》七律、《再题寄畅园》五律各一首，御笔书赠秦家；此外还在《惠山寺》开篇写道：“寄畅园中眺翠螺，入云抚树湿多罗。”虽写惠山寺，心心念念的仍是寄畅园。

乾隆着实喜爱这座园林，但他无法留在寄畅园，也不能把它带走。他所能做的，是在刚开工的清漪园新造一园，以寄畅园所在的惠山命名。这座惠山园开门见水，不合常规，但正因别处罕见，反而更能将乾隆带回初遇寄畅园的梦境。

三、 取景与朝南

站在谐趣园宫门内，有两条路径可选。向左是曲折的游廊，将人引向西岸和北岸；向前是开阔的水池，引人走下亲水的平台；而一旦下到平台，北侧不通，只有向南的廊桥可选，将人引向南岸和东岸（方晓风：《楼山和鸣的空间叙事艺术：中国传统造园新诠》）。这段入园空间的引导非常精妙，站在亲水平台上，环池所见最壮观的景致是北岸的巨大厅堂；但逐级而下后不宜再反身登阶向北，只能一边沿着廊桥南行，一边不甘心地回望北岸。金圣叹批点《西厢记》称：“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游园时身体与视线的分离、所即之景与所望之景的分离，构成园林与文学共通的奇妙张力体验。

沿廊桥水榭东折北转，来到南岸中部的饮绿亭，向北隔池正对着那座北岸的主堂——涵远堂。涵远堂坐北朝南，五开间带围廊，从位置和体量看，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园主堂。计成《园冶》指出主堂的布置应“先乎取景，妙在朝南”，提出“取景”和“朝南”两项原则。两者若能兼顾，自然最佳；但若无法兼顾，应以何者为重？涵远堂显然选择了“朝南”，却因此导致“取景”极不理想。它与饮绿亭南北相对，有违传统造园“以堂对山”的常规：堂、亭都是建筑，同出人工，不符合人工对自然的阴阳之理。乾隆时期的饮绿亭称“水乐亭”，形容水声潺湲如闻仙乐；但如今此亭西、北两面临池，波平如镜，并无水声；而涵远堂南向对亭，视野局促，也难涵远。

为何会形成这种尴尬的局面？原来这并非乾隆时期的旧貌。

一八一一年嘉庆改建惠山园，最大的动作就是在北岸添建涵远堂。这里本是一座大假山，模仿寄畅园的八音涧，山间有清泉流淌、飞瀑入池，使南岸的水乐亭名副其实。乾隆《寄畅园》诗曰：“无多台榭乔柯古，不尽烟霞飞瀑潺。”（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四）《再题寄畅园》诗曰：“鸣湍空尘意，列岫澹烟光。”他初游寄畅园时，入门水池的对岸，正是连绵的峰峦和潺湲的飞瀑，与绚烂的繁花一同扑面而来，摄人魂魄。他将记忆中的一山一瀑仿建在惠山园北岸，使南北两岸的亭山互望，相看不厌。同时，这片假山瀑布入园即可见，从而在亲水平台的南行与北望之间，形成足够强烈的张力。隔池山水最能令人魂牵梦萦，若只是一座厅堂，体量再大，又有何奇？

然而嘉庆改造此园，同样是因深爱。他“每闲数日一来”，在这里“视事传餐，延见卿尹，仍如御园勤政”（颙琰：《谐趣园记》），比乾隆的到访还要频繁，并将其改造为起居、办公之所，甚至连军机处也迁到附近。但嘉庆没有对寄畅园的执念，能否符合帝王规制、满足功能需求才是关键。

嘉庆《谐趣园记》提到：“地仅数亩，堂止五楹。”乾隆惠山园原有一座主堂，名为载时堂，位于园东的尽端，以一道长桥与南岸相连，俨然寄畅园嘉树堂与七星桥的再现。这座乾隆心中寄畅园主堂的理想复刻，在嘉庆眼中却极不理想：它位于园内深处，臣工往来多有不便；虽有五间，但前廊隔在堂外，室内可用的空间有限；最不能接受的是，它居然坐东朝西。嘉庆身为帝王之尊，岂能面西办公？因此他不惜平毁北岸的假山主景，也要迁移位置，在这里建一座更大的主堂，面南而治。

中国园林极少有朝西的主堂，即使不能朝南，至少也要朝东。深谙造园之道的乾隆，为何要面西布置惠山园的主堂？

从布局上看，载时堂恰好对应寄畅园主堂，是对嘉树堂位置的模仿。但这只是表象。如果乾隆执意于主堂面南，大可调整全园的布局，这能让惠山园更像寄畅园：寄畅园嘉树堂位于北岸，坐北朝南，隔池对望南岸的先月榭和远处林木上的锡山与龙光塔，确立起南北向的全园主轴，兼顾了“取景”与“朝南”。但乾隆却将这条主轴扭转了九十度，使惠山园的主轴变成东西向，由此导致主堂变成奇怪的坐东朝西。

细品计成《园冶》的“先乎取景，妙在朝南”，会发现对园林主堂而言，“取景”其实重于“朝南”。“朝南”是出于名位、舒适的现实考虑，但对于浪漫的园林，“取景”才是首位。如果能够得到珍爱的风景，常规定例皆可通融打破。那么，惠山园载时堂要取什么景，会使乾隆放弃朝南，甚至不惜令之朝西？

四、点睛的高塔

载时堂今称知春堂，建在两米多的平台上。站在堂前西望，可见对岸的澄爽斋（乾隆时称澹碧斋）和万寿山，两者对应寄畅园的先月榭和锡山，形成以堂对山的格局，符合造园常规。但与嘉树堂相比，知春堂对景缺少了极重要的一点：万寿山上没有对应龙光塔的高塔。

嘉树堂取景龙光塔是寄畅园借景的神来之笔，这一笔使它超越了能品与妙品，成为园林中的神品。乾隆喜爱寄畅园，深知此塔的点睛传神之妙。在他授意钱维城绘制的《寄畅园图》中，右端起首描绘了以嘉树堂为中心的主堂景致，左端卷尾描绘了以龙光塔为中心的锡山景致，两者确定出画面的两极；眺望龙光塔的最佳位置正是嘉树堂，将全图绾结为有机整体。如果说入园水池对面的山瀑繁花是一见惊心，那么遍游全园后主堂前的遥望塔影便是处久定情。乾隆悉心模仿寄畅园，自称“台榭皆曲肖”（弘历：《惠山园即景》），对此点睛之笔绝无不仿之理。

放大空间尺度，将知春堂向西的视线在地图上延伸，恰好指向今天万寿山的主体建筑——佛香阁。不过，佛香阁虽然是颐和园的最高建筑，如今站在知春堂前，并不能望见。但乾隆当年在堂前西望，却曾看到过一座高塔。

乾隆最初在万寿山建造的，并非这座四层的佛香阁，而是一座九层的延寿塔。一七五四年惠山园建成后，他便开始期待延寿塔完工。一七五五年塔盖至第五层，乾隆《雨后万寿山》诗曰：“塔影渐高出岭上，林光增密锁岩阿。”（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七）塔已高出山顶，但仍掩藏在林木间，不易看到。一七五六年塔盖至六、七层，乾隆《惠山园》诗曰：“塔影波间落，还疑印九龙。”（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六十三）表明他已在惠山园望见高塔，塔影落在池中，仿佛把他带回远在惠山（别称九龙）的寄畅园。

一七五七年乾隆启动第二次南巡，再次来到寄畅园。故园重逢，分外欣喜，乾隆先后写了《游寄畅园题句》《介如峰》《寄畅园叠旧作韵》《寄畅园杂咏》四题七首诗，其中有三句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新景林岚六尘表，昔游岁月寸心中”（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六十八）。表明虽一别六载，但初游寄畅园的印象始终在自己心间。二是“清幽已擅毗陵境，规写曾教万寿山”（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六十八），称赞寄畅园为常州胜景之冠，自己在万寿山诚心求教摹写。三是“今日锡山姑且置，闲闲塔影见高标”（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七十一）。他望着锡山的高塔，语气平和，这年延寿塔已盖至第八层，很快就会完工，届时自己便能拥有一座完美复刻的寄畅园。正是为了借取这处塔景，乾隆才将惠山园的主堂面西。若能做到“先乎取景”，何必在意朝南朝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