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算不算读书？

每年临近四月二十三日的“世界阅读日”，媒体上常有文章指出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和时长不足，对国民阅读素质深表忧虑。也有出版专业人士感慨，在当今数字时代，各种多媒体攫取读者的注意力，对图书出版造成巨大冲击。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耳阅读”。据近年发布的国民阅读调查统计，二0二二年我国有声读物行业用户数量约为4.2亿，市场规模高达93.7亿元。二0二三年，我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民通过听书来进行阅读。从统计报告看，有声读物的热潮势不可挡，但在大众观念中，“听书”与“读书”的关系仍然暧昧不清。在一些文化精英的眼中，即便“听书”勉强可以算作一种阅读方式，其地位也低于“读书”。“听过”就等于“读过”吗？利用碎片时间听些流行小说固然不错，但《红楼梦》《尤利西斯》和《西方哲学史》这些严肃读物也适合“用耳阅读”吗？为何人们乐意在朋友圈晒出最近阅读的书籍，但听完一本书却羞于承认？听书跟读书究竟是什么关系？马修·鲁伯里（Matthew  Rubery）是一位资深的有声书爱好者，也是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英语与戏剧系教授。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他奔赴各地，采访专家、爬梳档案，让我们听到了《有声书未被讲述的故事》。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有声书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阅读媒介。的确，迟至一九九四年，美国有声读物出版协会才采用audiobook 作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有声书”的行业标准名称。但马修指出，实际上有声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一百五十年前。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爱迪生用他发明的留声机成功录制了一首欧美流行的童谣《玛丽有只小羊羔》。这台“会说话的机器”很快激发了新的想象。一位来观看留声机展示的观众问道：是否能“以这种形式读书：在留声机上播放，让整个故事读出来被耳朵听到”？但最早的留声机只能录制几分钟，不可能录制整本书。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录音技术的进步，唱片容量增大、便于运输且价格下降，录制有声书才成为现实。

对于有声书最为渴望的是盲人群体。他们因失明无法阅读纸质书籍，却仍然渴求阅读。那时盲人要读书只有两种选择：一、学习盲文。但掌握盲文耗时很长，盲文书籍价格不菲。如《大卫·科波菲尔》售价为一美元，而盲文版售价为三十五美元。二、请别人读书给自己听。但亲朋好友时间精力有限，聘请朗读者花费也不低。这两种方法都难以很好地满足盲人对阅读的需求。随着广播的普及和录音技术的发展，有声书为解决盲人的阅读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盲人团体的游说下，胡佛总统签署了《普拉特-斯穆特法案》，规定国会每年拨款十万美元为成年盲人提供书籍。最初这些钱主要用来资助盲文书籍出版。当时美国大约有十二万盲人，但其中只有不到20%拥有阅读布莱叶盲文的能力，在这些人中，也只有少部分能够顺畅地用手指进行阅读。80%的盲人都不能阅读盲文，有的从未学过，有的觉得太难，或是受困于其他身体缺陷。例如有关节炎的盲人，就难以用手触摸阅读盲文。而且美国盲人中有超过一半是在五十岁之后才丧失视力，这时候他们已经难以学会一门新的语言。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 是美国盲人基金会的执行主任，他一直致力于解决盲人的阅读难题。一九三二年，在他的推动下，美国盲人基金会联合国会图书馆，在纽约中央宫殿大厦创立了录音室，尝试为盲人打造一座有声图书馆。一九三四年十月，国会图书馆向盲人读者寄出了第一批有声书，包括《圣经》《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等爱国读物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录制书目的选择煞费苦心。当时仍旧有很多保守人士将小说视为“不道德的娱乐”，反对将政府资金用来资助录制小说。因此，欧文等人特地将宗教、历史和爱国作品放在目录的最前面，其余的流行读物摆在后面，以规避批评。

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声书也在英国出现，其兴起跟盲人权益运动的高涨有关。“一战”之中，许多英国士兵遭到芥子气攻击，丧失视力。这些并非从小就失明的士兵难以很快掌握盲文，又有很强的文化和阅读需求。如何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成为社会上热议的话题。如果说，在此之前，满足盲人的阅读需求只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善心和同情，那么，现在面对为国家付出牺牲的退伍士兵，满足他们的需求则是社会无法推卸的责任。报业大亨阿瑟·皮尔森爵士因为青光眼逐渐于一九一0年失明。一九一五年，他在伦敦创立了“失明军人和海员关顾委员会”，来帮助在战争中丧失视力的士兵。 因其总部设立在摄政公园，很快人们就用这座建筑的名字“圣·邓斯特”（St. Dunston’s）作为其代称。皮尔森的理念极为先进，他的目的不只是提供慈善服务，而志在为失明士兵提供职业训练，以帮助他们过上独立自足的生活。一九二一年皮尔森意外去世，年仅二十四岁因战争失明的退伍中校伊安·弗雷泽（Ian Fraser）接任主席。一九二六年，在他的推动下，英国下议院通过《无线电报法案》， 为失明人士免费提供广播服务。弗雷泽还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对声音媒介感兴趣。他在听留声机唱片时，萌生了给盲人录制有声书的念头，并用口述留声机进行了尝试。一九三四年五月，国家盲人协会设立了录音委员会，由弗雷泽担任主席，负责制造和发行有声书机器和唱片。弗雷泽在自家的花园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录音室，请来安东尼·麦克唐纳朗读，英国的第一本有声书就这样诞生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有声图书馆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试运营，只为那些登记为盲人的会员提供服务。盲人只要购买播放机，就可以免费成为有声图书馆会员。

有声书受到了英美两国盲人的极大欢迎。一九三五年，美国《玛蒂尔达·齐格勒盲人杂志》发起“为什么我想要一台有声书阅读机”的征文。许多盲人来稿强调阅读机和有声书赋予他们“光荣的独立感”。有人写道：“你不再需要用抱歉的口吻去央求一位朋友给你读你想读的书”，“我可以在晚上读书，想读多久就读多久”。有声书使得盲人摆脱了他人的注视、评价和反对。一位来自纽约的读者说，他不必再为与朋友阅读口味不同而烦恼，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读物。还有读者表达了孩童般的热情：“当我等待有声书唱片寄来的时候，就跟那些等待圣诞老人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甚至有热情的读者将有声书誉为“盲人迄今所知最伟大的解放者”。一些孤独的盲人将有声书视为朋友或是家人，并将朗读者视作“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因此，有声书不止解决了盲人对于知识的智力需求和消磨时间的娱乐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了他们渴望独立和陪伴的情感需求。

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有声书，不同的群体出于形形色色的原因发出了反对的声音。首先是出版商，他们担心有声书对图书销量构成冲击。在一九三六年召开的国际出版商大会上，费伯出版社的负责人杰弗里·费伯就警告同行，要做好应对留声机公司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挑战。他认为虽然目前有声书消费群体主要是盲人，但商业有声书注定会来跟纸质书抢读者。著名作家吉卜林也拒绝授权录制他的小说，担心有声书会影响自己的版税收入。在出版商和作家的强烈要求下，有声书推广机构只得妥协。因版权限制，美国盲人基金会只能录制一八八0年七月一日前出版的书，如要录制此后的出版物，则需要获得出版社的授权。但如只录制一八八0年以前出版的书，则会“剥夺盲人接触现代世界的机会，而他们非常渴望现代知识”。经过游说，大部分出版商允许录制有声书，但要求只提供给视障人士使用，并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盲人基金会最终和作家公会、国家出版协会达成协议，禁止任何录音唱片的商业应用。为表达对版权的尊重，盲人基金会会对录制的每本书支付二十五美元，每本有声书只限发行三百个拷贝，每张唱片上贴有“仅供盲人使用”的标签。与此同时，每套唱片还附有一封信，列出相关的法律条文，并禁止视力正常人士使用，并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广播电台播放。这些版权保护措施可谓非常严格，以至于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有位遵纪守法的盲人，每次要听有声书的时候，就要先让他视力良好的妻子和孩子离开家。

出人意料的是，最早的有声书反对者中甚至包括一些盲人。一九三七年二月，爱丁堡盲人学校毕业的阿瑟·科普兰在《新灯塔》上发表了社论，质疑有声书是否真的令盲人受益。他认为对有声书的大力宣传削弱了公众对布莱叶盲文教育的支持，听有声书是一种被动的消遣行为，不利于盲人学习有用的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著名的美国盲人权益活动家海伦·凯勒在接到为有声书筹款的邀请时表示了拒绝。她给欧文回复了一封电报：“有声书是一种盲人现在可以不必使用的奢侈品。”凯勒的拒绝主要出于经济的考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欧美遭受经济大萧条重创，数百万人失业，而有声书制作成本高昂（一张唱片录制成本为一百英镑），还需要专门购置机器播放。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凯勒觉得这时候号召人们捐款给盲人购买昂贵的留声机有悖社会公平，同时她也担心推广有声书挤占本就不多的政府拨款。直到她确信有声书并不会对出版布莱叶盲文书籍造成威胁时，凯勒才公开声援欧文等人的有声书计划。得益于她的影响力，政府特地拨款制造播放机，令更多盲人享受到聆听有声书的快乐。

社会大众逐渐承认有声书的好处，但对于该怎么录制有声书，什么是好的有声书的争议仍旧不绝于耳。为了获得政府和公众支持，美国盲人基金会和国会图书馆在早期一直坚持“书”的文化属性，强调有声书与纸质书在内容上一致，其品质也并无高低之分，只不过是从印刷媒介转化到了声音媒介。因此，他们在录制有声书时强调准确和忠实，对纸质原作亦步亦趋，有时甚至到了繁琐和荒谬的程度。例如，我们看纸质书时常常一扫而过的出版信息、题词、致谢也要逐字逐句读出来。最夸张的例子是，在录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时，朗读者花了十三个小时将五十六页的“索引”全部读了出来。为了保证有声书读者和纸质书读者接收到同样的信息，朗读者甚至被要求如实读出作品中的拼写错误。尽管早期录制的大部分有声书都尽可能接近印刷书，但一些前卫人士主张充分利用声音媒介的特点，认为有声书不只是对印刷术的复制，而有其自身的优点。堪萨斯州盲人协会的主席修班克斯，就是这样一位先驱。他主张：“我们不必让麦克风永远藏在录音室里，而应该将它们带到森林和原野，大自然在那里展现出她最丰富的一面。我们盲人想要知道那些动物究竟如何。他们想要听到动物的喧闹。”将麦克风搬到录音室外，意味着有声书可以利用人声之外更为丰富的声音。盲人基金会在录制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家阿尔伯特·布兰德的《野生鸟类及其声音》时，首次尝试纳入特殊声效，录制了超过三十种鸟类的鸣叫声，广受好评，被媒体誉为“ 会唱歌的书”。

朗读者在有声书录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究竟应该尽量保持节制隐身，如实展现作品，还是利用表演天赋去增强文本的魅力？如果以纸质书为标准，那么朗读者应当保持中立，努力做到隐身。一本录制手册将朗读者定义为“转写者”， 其作用是将文字从一种媒介转化到另一种媒介。该手册警告说：“朗读者不是教师。不该通过语调加入朗读者的评论和意见。”加拿大书评人威廉·迪肯将朗读者比作“一块玻璃，读者可以透过它看到书籍，好似他将书捧在自己手上一样”。在有声书的早期历史中，朗读者致力于达到“透明”，目的是令听众聆听时忘掉中介，专注于书的内容。然而，听众往往渴望更多，他们想要印刷书中所缺少的那种亲密感，渴望和朗读者建立起一种强烈的个人联结。优秀的朗读者可以让一本平庸之作变得悦耳动听，不少读者坦承富有表现力的朗读揭示了书中更多微妙之处，比从阅读纸质书中获得更大的享受。很多读者喜欢上一个声音后，经常根据朗读者，而非作者和作品，来选择书籍。最后，国会图书馆不得不采取一种折中的策略：朗读者的声音既不能过分戏剧化，又不能单调得令人昏昏欲睡。符合这个标准的朗读者并不容易找到。毅力至关重要，因为留声机唱片不能修改错误。一个合格的朗读者需要连续朗读二十分钟，而不读错一个字。

究竟什么是好的有声书？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talkingbook”的理解，有的侧重“声音”（talking），有的侧重“书”（book）。强调“书”的属性者，往往要求如实地、逐字逐句地“直读”；强调“声音”者，通常期待利用声音的优势，发挥演绎。朗读者实际上和有声书唱片、播放机一起构成了一种媒介，在有声书的早期历史中，这种媒介的作用是被刻意忽略或压制的。诸多朗读指南都要求朗读者尽量隐身，制造出一种是作者在讲述故事的幻觉。这种观念预设的是读者想要聆听的是直接来自狄更斯、奥斯丁等伟大作家，而非朗读者的声音。但随着有声书的发展，其读者群超越了视障人士的范围，商业公司为了打开市场，吸引更多视力正常的人来听有声书，开始愈发强调朗读者的角色，鼓励朗读者利用声音来演绎角色，增强听觉效果，不惜重金聘请大量影视明星和社会名流来朗读。在这种情况下，朗读者的媒介作用得以凸显，“声音”的魅力开始压过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