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作者: 王天慧 尚一鸥一、都市形象与社会问题
村上龙以小说家、电影导演、剧作家等多重身份活跃在文学界与影视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与村上春树合称为“W 村上”。村上龙的都市小说,常常探索隐匿于夜色朦胧中的孤独与流离失所,描绘都市人在经济高速发展与消费主义推波助澜下的迷惘。
都市生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既是个体探索自我、追求梦想的舞台,也是社会矛盾和人际隔阂的集中体现。村上龙的代表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与《寄物柜婴儿》中所描写的都市,不只是地理概念,而且是生机勃勃却错综复杂的有机体,他运用解构主义的视角,重组都市生活的日常片断,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底层架构的复杂性。同时,个体的身份认同、社会的异化现象等主题也巧妙地编织入作品,构建了既真实又超越现实的文学境界。
可以说,村上龙都市文学的重要特征便是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常常通过边缘化人物的生活描写,来深入探索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丧失感”,并试图通过文学来寻找构建社会的出路。在《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的“后记”中,村上这样诠释“丧失感”和创作思想:“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写作时,不自觉地想表现的是一种‘丧失感’。七十年代中期,我的祖国日本完成了近代化,但与此同时又好像失去了什么。失去的不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而是实现现代化这个远大的目标。日本民族失去了目标。自那以后,我一直不断地描写丧失感,《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是这一切的出发点。”
村上小说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作品中常常蕴含着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深度批判,反映了个体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的迷茫和孤独,《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便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结构下文化的深刻反思,“正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有自身独特的近代文学。这种文学描写了那个国家的文学和近代——即所谓的‘全球化’——之间的碰撞”。小说立足于日本社会的现实,使用了对主体性的解构和文体技巧,描写了被边缘化的日本底层青少年的身份迷失和精神困境,批判了将青少年边缘化的社会现象。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受到瞩目,并获得了“芥川奖”。清水良典评论道:“这位留长发穿牛仔裤的年轻人,带着摇滚音乐冲进了梳分头西装革履的人们的世界里。这并非不合时宜的参与,更像是在挑起一场格斗。”
随后,村上的另一部小说《寄物柜婴儿》问世,进一步展示了他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社会的批判性思考。这部作品描绘的是社会上频发的将新生儿遗弃在寄存柜的事件,其主要原因是经济高度增长导致就业人口明显降低,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文学批评家三浦雅士在读过这部小说之后,一改对村上龙的文学才能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寄物柜婴儿》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击中了我心中疑虑的靶子,并将之彻底驱散。”中村三春在读过这部小说之后,这样评价道:“《寄物柜婴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潮文学的巅峰之作,是村上龙所有文学创作的基石。”榊惠人则认为:“这是深入探讨村上龙文学时,最为关键的一部重要作品。”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仍持续保持着批判性的影响。
二、都市叙事的“电影化”表现
在探索日本社会深层心理与文化冲突方面,村上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叙事技巧。其中,电影技巧的运用便是其文学特色之一。他擅长在叙事中采用散文式叙事、时间和空间的非线性结构,强调对感官体验的描写,构建出充满张力的叙事空间,创造一种特殊的透视效果。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便运用了大量电影技巧和微观刻画来展现人物心理,不仅加强了叙事的视觉冲击力,也使作品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一种多维空间性,进而将小说叙事提升至一个全新的艺术层面。
小说开篇部分有这样一段描写:“丽丽一边擦拭着滴落在大腿上的粉色桃汁,一边轻声细语着。拖鞋就那样挂在脚趾上……脚背上布满了一条条凸起的红色和蓝色的静脉。”在描述丽丽脚背上静脉的细节时,采用了类似电影中的视觉放大技巧,将读者的视线从近景聚焦到了特写,通过镜头令细节跃然纸上。这不仅提升了场景的视觉效果,也赋予了更深层的象征意义。红与蓝交织的静脉,既展现了人物的生理特征,也象征了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丽丽边清理桃汁边轻声细语的场景,则是体现了村上将日常细节进行艺术化处理的能力,也是电影化表现手法的典型运用。
小说还通过远景和近景镜头分别描绘了混乱的派对和公寓内的场景,在形式上达到了观影般的视觉效果。“红地毯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面包屑、生菜屑、土豆屑……平底酒杯和瓶,葡萄皮,火柴,污秽的樱桃”,就这样,村上用他的远景镜头,清晰地勾勒出年轻人的消费文化和过度放纵的生活方式。“桌子上放着记不得何时切开的菠萝,那酸味就是从那儿发出的。切开的地方泛着黑色,已经烂透了,黏糊糊的汁液积在盘子里”,而在他的近景镜头中,则全方位地从视觉、嗅觉和触觉等角度,对不断腐烂的菠萝进行了特写,暗示了年轻人对生活的无力感和日渐腐坏的内心。村上对人物对话的处理也极具电影风格,采用这种简洁、口语化的对话方式,不仅使叙述自然流畅,而且可以加速情节的发展,使读者能够快速捕捉到故事的发展脉络。在电影中,对话需要在短时间内有效传达信息,村上将这一技术应用于文本,让对话既承载信息又推动情节,加强了叙事的动态感。
此外,主人公阿龙在吸毒后产生的幻觉,便是电影的幻想蒙太奇的文字运用。阿龙的脑海中出现一幅幅“宫殿建设”的碎片化场景:“照片里的人物活动了,会说话唱歌了。于是,必然地,它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宫殿似的东西……那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这样的蒙太奇式的叙事手法,将一个个近乎呓语的零碎片段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节奏和心理张力,使文本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现场感,通过深入刻画感觉体验和环境细节,来衬托出人物孤独的内心动态。“一般来说,艺术,尤其是电影蒙太奇,所做的就是从身体状态中攫取它们的强度质性,即以一种潜在状态蕴藏在它们中的事件。”
小说中,还有很多强化画面艺术效果的描写,例如,当描写阿龙和丽丽看到探照灯的橘黄色光柱点亮黑夜时: “铁丝网突然变成了金色,射过来的灯光,与其说是光束更像是烧红了的铁条。光环迅速逼近那里,地面升起了水汽,大地、绿草、跑道都变得像烧化了的玻璃一样白晃晃的。”在这个画面中,金色的铁丝网,烧红的铁条般的探照灯光,白晃晃的烧化了的玻璃的比喻,都源自电影的灯光技术以及特殊的全景处理。然而,它在小说中的出现,则会给人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叙事技巧,可以视为电影制作和文本建构的完美结合。小说的叙事空间变得更加立体和动态,通过展现人物的感官体验和生活细节,提供了一种对现代生活异化和人类孤独状态的深刻反思。正是这种对传统叙事结构的颠覆,使得村上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为后来的日本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三、都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
长篇小说《寄物柜婴儿》曾获得第三届野间文艺新人奖。通过描写两个被遗弃在寄物柜里的婴儿的成长过程,以及长大后人格变得扭曲并最终走向毁灭的经历,暴露了当时日本都市社会中的浮躁不安与精神危机等诸多问题。作品在表现现代社会人性沦丧的同时,也反映了都市生活中,年轻人无助和挣扎的现实。
据统计,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间,在全日本的寄存柜中,发现的弃婴多达六十八名,其中绝大多数面临死亡。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阿菊和阿桥侥幸存活,两人特别的出身使得他们的性格异常敏感,在遇到养父母之前,经历了多次“被领养、被放弃”的磨难,在童年时都出现过自闭症的现象。长大成人以后,两人也都处于都市社会中的边缘位置,一个成了歌手,尝试用歌声向世界说明自己;另一个则心灵扭曲,企图毁灭日本人赖以生存的国际化大都市——东京。
对于“边缘人”这个概念,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论,安妮宝贝曾在采访中谈起过自己对“边缘人”的理解:“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没有固定的工作、居住地和城市,靠某种专业能力谋生,长期处于孤独和不安定之中。他们有着强大而封闭的精神世界。性格分裂并且矛盾。他们始终在思考,但和现实对抗的力量并不强大。所以有时候他们显得冷酷而又脆弱。”显然,这与村上龙的都市“边缘人”的形象塑造是十分吻合的。
父亲,这个本该带给孩子安全感的形象,在村上笔下却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符号,即便存在,也无法成为孩子依恋的对象。阿菊每天都会祷告,内容便是相信父亲一直在天上守护着他,所以在阿菊心里父亲虽然虚无,但又神圣。于是在阿桥出现之后,他开始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保护着阿桥。对于母亲的情感也是一样,村上用他那充满想象力的文字,描写了心理医生为阿桥和阿菊催眠的场景。当两个孤儿,听到心脏跳动的背景音乐时,内心一定渴望着回归母体内的安全感。他们期待着母爱,却都被母亲残忍地抛弃。在偌大的都市中,两个“边缘人”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放置自己的地方,堕入归属感丧失的困境。
小说对阿菊和阿桥的心理描写也深受心理现实主义的影响,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和复杂的内心活动来展示人物内心的恐惧、孤独与渴望。面对父母的缺失,家庭的不稳定,都市中的人性丧失,两个年轻的灵魂在扭曲和挣扎,村上笔下的“边缘人”无法找到自己身份的证明,因为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就处于被“寄存”的状态,孤独地存在于这个冰冷的城市之中,在各种情感类型中都找不到依托的两个人,始终无法融入繁华富足的商业化大都市。
村上用一种与时代特征相符的世俗化写作手法,描写了“边缘人”的生活经历,展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了日本社会都市人的精神现实和隐秘心理,因此,村上塑造的都市“边缘人”形象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共鸣。用村上自己的话讲:“我觉得是由于我这个人比较讨厌大多数这个词,我是比较喜欢少数的,哪怕真理在大多数人手上,我也是比较偏向于少数群体,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格。我觉得文学作品是为了一少部分人,为了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弱者所创作的。我觉得一个文学家或者是小说家的立场,应该站在少部分人一边。”村上对都市“边缘人”的描写,并未仅止于描绘他们的生存的空洞,而是借用文学的想象力和故事结构,将他们展现出来。《寄物柜婴儿》的创作,不仅丰富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叙事范式,也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个体与都市关系的视角。
四、都市人的“空虚感”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中,阿龙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美国文化盛行的横田美军基地,他们耳闻目染的自然也都是美国的流行文化,他们听的是美国摇滚乐,读的是美国小说,身边交往的也都是美国大兵。他们被美国文化所包围和束缚,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完成自我的同一性。美国不仅占领了日本城市,也冲击着日本文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阿龙和他的朋友们生活极其糜烂,找不到方向,迷失于美国文化之中。
村上小说中所凸显的“空虚感”,是对个体在社会中迷失方向和缺乏归属感的深刻反映,也是对现代人内心空虚和生活缺乏意义的直接表达。主人公阿龙身份上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导致他内心的空虚感。这种空虚感,既是个体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身份迷茫的映射,又是对日本主流社会边缘化中自我寻找的探索。这些都构成了村上都市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在文化交融中的迷茫。“阿龙在派对中,高呼吉姆·莫里森的代表歌曲《当音乐结束时》中的诗……诗与阿龙已逝的青春时代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空虚感……进一步来说,这部小说的主旋律便是一九六八至一九七0年的黄金时代过后年轻人的空虚感。”
《寄物柜婴儿》中的阿桥是一位流行歌手,在名誉和成功的光环下渐渐失去了自我。他试图努力忘记被遗弃的出身,试图重塑一个在社会中有价值的自我形象。然而,无法回避过去最终令他陷入了无尽的疯狂之中。在村上的笔下,这种空虚感并非孤立的描写,而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精神状态的广泛剖析,借此来探索现代人在经历社会变革和文化震荡后的普遍心理体验。
这两部小说精湛地勾勒出现代都市生活的复杂背景,深入探讨了都市人的“空虚感”的根源,进而揭示了身份不确定性和文化异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村上所编织的现代社会画卷,揭示了个体寻求认同、直视内心深处的空虚的历程,以及在看似自由却实际受限的社会中探索生存意义的征程。内中所体现的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种探讨使得村上的都市文学具有了哲学思考和社会批判性。
在表现这种人物的空虚感时,村上使用了大量的隐喻手法。在《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中阿龙和他的伙伴们在美军基地的城镇中的生活,揭示了文化失落和对自我认同的追寻。“也许在这屋子的外面,在窗户的对面,巨大的黑鸟正在飞翔……它就是破坏我城市的鸟呀。”阿龙所看到的“巨大的黑鸟”,是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压迫和异化的隐喻,这些力量如同黑鸟一样,在个体的心灵上投下阴影。《寄物柜婴儿》也同样运用了隐喻来呈现人物的空虚感,小说中格列夫不断地发怒以及他的宠物鳄鱼的逃逸行为,隐喻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不安与反叛,暗示了对自然的向往以及出于本能的回归。此外,在阿莲的幻想中,金刚在东京进行毁灭性破坏的暴行,无疑是对都市文明的嘲讽。清水良典对此这样评价道:“在村上的所有作品当中,鲜有如此大量运用隐喻的。这些隐喻仿佛从四面八方涌来,于作品高潮部分汇聚成奔流。”这不仅肯定了隐喻技巧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也强调了在集中表达作品核心信息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村上还巧妙地使用都市空间来凸显人的“空虚感”,将摩登建筑和繁华街市作为现代生活压力和人际疏离的象征,通过文化批判与心理分析,进一步加强了对现代人孤立无援和精神匮乏的阐述,激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
五、结语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问世后,日本文坛涌现出了一批新兴作家,在作品中深入探究并批判了当时的体制,同时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审视。他们由于受到《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的巨大影响而被称为“透明族”。村上龙作为这个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在日本现代主义文学中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创作之路。作品穿梭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捕捉着都市生活的异质性与孤独感。通过对边缘人物的心理状态的精细勾勒,揭示都市人所经历的边缘化生活和心理的边界状态。小说本身也构成了较为复杂的文化文本,通过叙事结构、角色塑造和象征意义,反映了日本社会变迁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场景,对那一时期的社会价值观的转变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