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几层涟漪：刘文典被解聘风波

一九四三年七月，著名学者刘文典教授突然被西南联大解聘，这件事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多月后，刘文典在云南大学重新“上岗就业”，风波才算平息。刘文典以“狂人”面目出现在当今文化视野里，解聘风波就是这个“狂”的注脚之一，引来众多学者探赜索隐，但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意蕴并没有得到完全阐释。风起于青萍之末，水面上总会泛起层层涟漪，我们习焉不察的是，顺着波澜的缓缓推展，今日之水已非昨日之水，“离我远去不可留”。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云：“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从刘文典被解聘风波里泛起的层层涟漪，如制度，如人情，如文化，都构成了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多重面相，也正好孕育着起于“细微”的“世局转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一略带“八卦”的事件值得重写。

作为事件的刘文典刘文典

被解聘事件，与闻一多先生有关。一九四三年前后，闻一多兼代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一职。本年四月一日，刘文典应普洱磨黑盐商张孟希之请，携全家前往磨黑中学讲学，并为张母撰写墓志。当时刘文典沾染鸦片成瘾，张氏答应供给他烟土和高额酬金。至五月，联大依照惯例，给刘文典发放聘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五次聘任委员会会议，也议决循例续聘刘文典等人。但闻一多脾气火爆，爱憎分明，在他看来，刘文典在磨黑逾期不归，严重影响联大教学，不足以为人师表，坚持要解聘刘文典。据王力回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这件事很快在西南联大内部发酵，引起不少议论。刘文典听说此事后，非常愤慨，认为“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刘文典：《致梅贻琦》），于七月二十七日，托罗常培转呈联大梅贻琦校长书信一封，专门申述其事，怒意难平，溢于纸外，但主旨只是一条：本人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此。刘文典信中说：“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刘文典：《致梅贻琦》）

信中提及的“某君”，极有可能就是闻一多。“某君”所言“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显然带有挖苦嘲讽的口吻，直刺刘文典的痛处。然而，梅校长态度极为冷淡，拖了一个多月（九月十日）才回信说：“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梅氏的回信，无非打了下太极，等于默认了刘文典被解聘的事实。据王瑶回忆说：刘回昆后，曾到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司家营找闻一多理论过一次，俩人吵得很激烈，朱自清在旁极力劝解。终究木已成舟，无力回天，最终在吴宓、陈寅恪、熊庆来、徐嘉瑞等人共同努力下，刘文典转入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体制内的刘文典

刘文典之所以被解聘，联大管理层给出的理由只有一条：刘在磨黑，逾期不归，耽误了教学工作。管理层对其教学上的不满，可能并非一日养成，磨黑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教学随意是很出名的。对此，当年就学联大的何兆武先生印象深刻：“刘先生当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也挺有意思，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是这个作风。”

何氏的回忆，与坊间传闻颇多吻合，略有夸张，而大致符合实际。闻一多对此应该心知肚明。若分析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刘文典成名甚早，名气和声望极大，不自觉地摆起了老资格，自负情绪滋生，对教学这点“小事”也就怠慢起来；传统文化之没落，时危国难之忧虑，都让他情绪悲观；加之，刘经历丧子之痛后，沾染鸦片烟，常年精神萎靡，身体困顿。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刘在联大南迁以后变得“颓废”。刘文典转聘云大之后，上课极其认真负责，应该就是从解聘事件中吸取了沉痛教训。

闻一多严厉处分刘文典，也是照章办事，他人明面上无话可说。然而，对于联大管理层来说，还有两层不愿意对外讲的“不满”：一是刘长期抽大烟，在校园内影响恶劣，有悖师德。一九四三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评选中，原本得票最高的刘文典“以有奢好”而落选，这个“奢好”当然是指烟土，这透露出上级管理层的不满。另一层则是刘接受盐商馈赠的烟土和巨额酬资。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是极其不妥的。王力和何兆武都曾提及，刘是因受人烟土才被解聘的。尽管这个理由没有写在纸面上，但颇能反映管理层背后的隐性看法。这从另一侧面也可见一斑，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刘文典已入候选人之列，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专门给朱家骅等多位负责人写信说：“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

傅斯年信中所谓“在昆明人人所知者”，其实有很多道听途说的成分。比如，“土司”之说便是错的（实际上是盐商），“既吸之，又卖之”也无事实根据。但傅斯年敢于“对此说负法律责任”，并最终导致刘文典落选院士，可见学界同仁对此种行为是极为鄙夷的。

不过，联大在照章办事这方面，显然没能“一碗水端平”。如果说刘文典逾期不归，耽误了正常教学，就要解聘，吴宓则是最有力的反证。黄伟《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解聘事件再思考》一文用大量事实说明：一九四四年以后的三年里，吴宓曾以在外游学名义，不归联大，且先后公开任教于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而联大的聘书照样奉上。所以说，刘被解聘，与逾期不归、影响教学并没有实质关系。刘文典抽鸦片也非一日，为何联大不早做处分？至于接受盐商馈赠，更是罪不至于解聘。当时昆明物价飞涨，南迁学人穷病交加，生活之艰难，人人皆有切身体会。为此，众多联大教师在外兼课，甚而开设店铺，梅贻琦夫人自制“定胜糕”放在冠生园售卖；罗常培与郑天挺承接大理修志工作，前往大理考察一月有余；而闻一多本人也在积极挣取“外快”，以补贴家用。由此可见，体制下的行为失范并非导致刘被解聘的主要原因。

作为“狂人”的刘文典

刘文典的“狂”，是个“人设”，有一个塑造的过程。联大南迁昆明之前，刘文典“狂”得尚不明显；到云大后，脾气收敛很多。刘的“狂”，主要表现在一九三八年联大南迁昆明后至其被解聘的短短几年。这是有原因的。任教清华的刘文典，早已声名远播，卓然一家。他的资历颇深，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代理过安徽大学校长、清华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他精通多门外语，早年曾译介叔本华等人作品入中国，影响甚大。而后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馀札记》三部学术佳作，赢得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等大师的高度赞誉，其治学谨严，博雅精审，学界对其推崇备至，在古典文献研究、校勘学等领域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在代理安大校长任上顶撞蒋介石的事件之后，舆论一片赞誉之声，这为其学术大师的头衔上，又增添了一层傲骨铮铮、威武不屈的个性光环。一九三二年，章太炎赠刘文典对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将其喻为放任不羁的嵇康，告诫他要戒烟；下联则将他比作击鼓骂曹的祢衡，赞扬其顶撞蒋介石。刘文典耿介狂傲的形象就此树立起来。

然而，在当下阅读语境里，刘文典的“人设”从“狂傲”进而升级为“狂妄”，除了抽鸦片给人以放浪形骸之印象外，还有以下数事构成助力。首先就是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传闻，可谓文化界几乎人尽知之。其实沈刘故事颇为蹊跷，根本无法查证其真实性。我还没有在民国资料里见到过，它大多出自后人的回忆录。目前，有些人否认“沈刘不和”的真实性，主要理由是：沈从文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当时刘文典尚在普洱。这条理由看似成立，仔细一想则站不住脚，因为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刘任教云大之时。就在刘被联大解聘的当口，沈被聘为联大教授，适成对照，刘借此在云大课堂上发几句牢骚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跑警报”，云大与联大隔街相望，沈、刘二人完全有可能相遇。总之，这样的故事既无法坐实，也难以证伪。

对刘文典最为致命的“攻讦”，来自学术内部。刘文典的《庄子补正》被陈寅恪誉为“天下之至慎”，然而“年少气盛”的王叔岷发现此书有“无穷错误”（傅斯年语），于是撰成《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对其猛烈批评，措词极为严苛。对于此事，王氏晚年颇有悔意，曾在《庄子校诠序论》中检讨：“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至今犹感歉疚也”。然而，王氏的批评意见成为导致刘文典落选院士的砝码。傅斯年在给朱家骅诸人信中说：“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 王君亦治此学） 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

傅斯年进而说：“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学问如彼”说他的《庄子补正》有“无穷错误”；“行为如此”直斥其烟土嗜好。刘文典的“问题”一经放大，难免对其地位和声誉产生很大影响。至南迁昆明后的一段时间，刘文典变得“讨嫌”起来，多数人走而避之，不愿与他过多接触。朱自清一向态度温和，与人为善，就连他也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的日记里提到：“一多痛骂刘叔雅先生，口气傲慢。刘是自作自受，尽管闻的责骂对于一个同事来说太过分了。”吴宓与刘文典的关系向来不错，交往频繁。一九四四年，刘文典欲筹办云南国学研究院，力劝吴宓牵头出任该院院长，而吴宓始终不肯应承。其真实的态度，出现在了同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吴宓日记》里：“云南国学院事，决不可参与。盖典品行不修，名誉不好。”

事实上，刘文典傲骨嶙峋，笃诚重义，率真可爱，其好作狂言，也是因其率真性格而起。他喜欢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遇事不善圆通婉转，然而做事心无旁骛，精益求精，其校勘《淮南子》，“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正因为有强迫症式的极度认真，他认为自己做到了极致，就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舍我其谁”的几分意思来。所以，他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狂”，并非针对身边同事而发，而是出于“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的学术初心，以及超越前人的理想追求。但客观上，他的“狂言”既让身边的同仁、国内的同道很受伤，也“反噬”了自身。晚年的刘文典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自幼受到刘申叔、陈独秀过分的夸奖，助长了我的骄傲，刘先生说我的文章很像龚定庵，陈独秀说我是三百年中第一个人。一九一六年，他做北大文科学长，就把我拉进北大。我那时候二十七岁，就在北大教起书来，那真是目空一切，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内，我的权威思想、自高自大，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真是根深蒂固，很不容易拔掉了。”

尽管这段话出自刘文典当时作为一个“右派”的思想改造需要，可能言不由衷，但不经意间触及他“狂人”人设形成的根子。

古典文化没落中的刘文典

刘文典被解聘，表面上是体制内的行为失范，是因“狂”而致人情不满，但这均非要害。事实上，解聘风波出现后，包括冯友兰、朱自清、王力等人都不同意闻一多做得如此决绝，查良铮等新派学者也在为其设法“挽回”，还有陈寅恪、吴宓等朋友都在帮他，云大同仁也热心接纳了他。人生的“恶评”终归是表象，能深入体察其人其事者，都能理解当时的刘文典正陷入一种尴尬之境，这就是学界内部新旧两派的更迭。一九五三年，刘文典在云大教师履历表中所填的思想总结写道：“一九二八年回北京，在北大、清华任教，因为思想上自己觉得受过挫折，就埋头研究中国的版本、目录、校勘，自命是‘抗心希古’‘与古为徒’，以为古典主义的东西才是真学问。……故意做骈文旧诗，提倡黄色、灰色、黑色的东西，一直到抗战发生为止，不但是厌恶进步书籍，以至于厌恶进步人士，对于思想新一些的人都认为是洪水猛兽。”刘氏所言，确为实情。在新旧文化交锋中，以陈寅恪、吴宓、刘文典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守护者们，正在一点点地丧失阵地，被新文化运动以来日益强劲的全面改造风气席卷而空，逐渐成为古典文化没落的一个背影。在刘文典被解聘风波中，不论体制内的行为失检，还是“狂人”人设下的人情冷淡，都只是当时“西风压倒东风”的一个注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