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出生在水乡，从小熟悉船。

晚年里回忆童年时光，他说：“七十年前我心目中外婆家是那么遥远。在运河上坐一条手摇的小木船，一早上船，船上用餐，到外婆家已近黄昏，足足是一天。从地图上看只有十五公里的距离。现在通了公路，中间不阻塞，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的概念已经用时间来计算了。”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费孝通到广西瑶山做调查，从南宁到柳州是坐车，从柳州到象县是乘船。费孝通说：“水道极老，曲折甚烈，近弯处，山壁峭立，竟疑无路。水流颇急，且河床不平，水花打旋，小船不易航行。到象县正是半夜，月色千里，鸡犬声中抵埠。轮停江心，有渡船来接，但是为时已晚，仰望山顶城楼，已深睡紧闭，所以只能借宿在码头上的大帆船中。”

费孝通说过，他一生学术工作中，“真正称得上田野调查的只有三次，一是瑶山调查，二是江村调查，三是禄村调查”。可以说，他的田野调查是从船上开始的。在《桂行通讯·过柳州》一文末尾，他留下“十月十二日于赴象县之新广船中”的记录。

从此开始，在费孝通的学术经历中，船既是一般意义上的交通工具，也有了超越于器物层面的象征意义。他编写瑶山调查报告时，曾把整个国家运转比作大船航行，表达改良主张。费孝通说：“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滩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所以，“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

暮年里，他确认自己“一直是在中国现代化这条大船上做事情”。

费孝通主张走温和、理性、渐进的改良路线，避免突变、暴烈、剧烈动荡的激进方式。

他的另一句话近年来广为人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

瑶山调查中，一次意外事故使费孝通身负重伤。他接受姐姐的建议和安排，回家乡养伤，一九三六年夏住进开弦弓村。

村里的小型缫丝厂引发他的调查兴趣。当年费孝通有抽烟习惯。他去村里商店买烟，店主只一支一支零售，不卖整包的。想买整包烟，需找村里的航船去镇上。

费孝通的眼光转向航船。他跟着航船到镇上，主要不是为买烟，是要观察村镇之间的商业流通渠道，看出船家在水乡经济网络中的作用。他实地见证，“镇旁的河面上停泊着二三百条船，镇周围的农副产品都集中在那儿”。

在当年交通条件下，费孝通从航船往返观察村庄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汇聚航船的镇上留意“乡脚”在乡村社会组织里的功能。

为了更切近、细微地观察，费孝通曾参与航船上的劳作。他帮助船家扎结准备出售的生丝，现场观看一艘航船、一套制度怎样连接交易双方，沟通生产消费，在一方水土中发挥着神奇的组织功能。其神奇，让费孝通禁不住“连叫三声”。

他说，这套“航船制度影响于太湖流域的区位组织极大，在震泽这一带地方，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航船直接到震泽来做买卖。开弦弓虽是一乡的主村，但是在经济上不能作一乡中各村的中心，连本村都不能造成一个市场”，便是这套制度的效用所致。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费孝通告别家乡，到上海搭乘外轮，去英国留学。他说：“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

费孝通把开弦弓的航船制度写了进去。两年后，《江村经济》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引起国际学界轰动。他完成论文答辩后回国，还是走水路。他买了价格最低的统舱票，这样可在途中和社会底层的人们接触、交谈、交朋友，顺便做调查，还节省费用。

统舱里的温州青田人告诉费孝通，他们漂泊海外，做小本生意，惨淡经营挣下血汗钱，要带回家乡，盖一所房子，修一座坟。这两件事办妥，就算落叶归根功德圆满了。同胞背井离乡，历遍艰辛，终得告老还乡。统舱里穷苦同胞的语言、神情、心事，费孝通一直记忆到老，在晚年里的数次温州实地调查过程中，不时提起。

费孝通当年学成回国，乘坐的是法国轮船。停泊西贡港口时，接连听到国内广州、汉口沦陷的消息。情势危急，路阻且险，他不得不舍舟登陆，取道越南，进入抗战后方，到了云南昆明。他执教于云南大学，并在西南联大兼课。

一九四三年初，费孝通和他的恩师潘光旦先生等知名教授同往大理讲学，顺道游苍山洱海。师徒二人同坐船舱，费孝通写下“洱海船底的黄昏”，文笔动人。

“不论是用橹用桨，或是用桅，船行永远是按着拍水的节奏运动。这轻沉的声调从空洞的船身中取得共鸣，更靠了水流荡漾回旋，陶人心耳。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孩子们的摇篮，成人的船，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他感慨：“这个年头做人本来应当健忘一些，麻木一些。世已无常而恨我尚不能无情。为了免得自取怅惘，不如关在船底，落日故人，任他岸上美景怎样去惹人罢。”

“惹人”者，有岸上美景，更有恩师情趣。费孝通记录船上另一时刻说：“饭饱茶足，朋友们还没有下船，满天星斗，没有月。虽未喝酒，却多少已有了一些醉意。潘公抽烟言志，说他平生没有其他抱负，只想买一艘船，带着他所爱的书（无非是蔼理斯之辈的著作）放游太湖，随到随宿，逢景玩景。船里可以容得下两三便榻，有友人来便在湖心月下，作终宵谈。”

费孝通听着老师的梦想，觉得自己太俗，似乎没有想过归隐之道。不过，他心里也念叨着龚自珍的一句词：“笛声叫破五湖秋，整我图书三万轴，同上兰舟。”

一九四三年六月，费孝通初访美国，行程由美国官方安排，海陆空联运。去程是陆运接空运，回程是海运。因为是在战时，他们的船为了避险，不走通常航线，一共航行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里，费孝通享受到一种特殊环境里的愉悦心情，“轮船上可以随意走动，可以看书，可以写文章”。

直到晚年，费孝通说：“我心里还留恋着海上旅行的日子。那时一上船，心里就踏踏实实的，理直气壮地把在船上的那一段时间划出来作为可以自由处理的‘外快’。在船上没有生活上杂务要自己处理，有吃有睡，吃得也分外丰富。没有不得不接待的人来打搅，船上都是些不相识的旅客。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原来的世界隔绝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是多难得的世外桃源！海上固然有些风暴，而我并不晕船，别人吐得好苦，我还是吃得好香。这样过上个把月，身心得到充分休息，上岸精神百倍。”

出于对船的好感，费孝通留意过游船在国际旅游业中的兴衰，写在文章里。“二战”前，有两个“皇后”，堪称时代明珠。“玛丽皇后”和“伊丽莎白皇后”，都是豪华海轮，都以高航速和高级别服务往来于大西洋，偶尔会到远东，风光无限。“二战”后，人类国际出行越来越偏爱飞机，导致“皇后”改业。据说“玛丽皇后”永久停靠英国某港口，改作一家大饭店，供曾经的游客怀古。“伊丽莎白皇后”则成了游览船，载了游客走码头，绕着各地名胜转。文字里，费孝通对“皇后”晚景不无感叹，更多的是从交通工具演变过程中观察、记录人类生产力演进和文化变迁过程。

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费孝通实现了重访江村的愿望。他和姐姐费达生一起坐着船进村。那一刻的情景十分动人，费孝通说：“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

‘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到得眼睛发酸。”

情感如此让费孝通感动，也使他警觉，担心浓厚的乡情会影响他观察、调查的客观眼光。后来写出的《重访江村》一文，从容说理，言之有据，证明他的科学精神经得起严格检验。在那个年份，文中对当时的农业政策提出温和的商榷，须见识，也须担当。

一九八一年十月初，初得“改正”的费孝通三访江村。还是和姐姐一道，还是坐着小船进入水乡，还是“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不同的是，记录他乘船的照片，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的，都是黑白色调，此时演化出八十年代的彩色气象。

这次访问，距费孝通初访江村相隔四十多年，整个中国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到处生机勃发，江村也一样。他说，这次调查数据，使自己掌握了“近五十年的比较资料”。这段时间里，这个村庄的经历，和中国其他农村的经历大致相同，它可以“作为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

江村档案里，保存着费孝通三访江村的概要记录：

他于国庆节偕其姐姐费达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吴承毅、王康、林友苏等几位同志赴开弦弓村访问。他们乘坐在迎接他们的小轮船上，从震泽至开弦弓村，十二华里路花了一个半小时，都感到交通不便。费孝通对庙港乡党委书记徐胜祥说：“若要富，先修路。交通不便，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乡党委领导立即表示了要筑公路的愿望。后经费孝通向江苏省政府有关领导建议，在省市交通部门支持下，一九八二年底开弦弓村通了汽车。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旬，费孝通在马鞍山看过李白墓后回家乡，从南京到苏州，走沪宁高速公路。两侧景物飞逝，他想起李白名句“轻舟已过万重山”。

次日，费孝通对助手说：“山是什么？重重阻力和障碍嘛。除了万重山，还有两岸猿声，议论纷纷，各种说法都有，所以我说‘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毁誉就是两岸猿声。……看着路两边的景色，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就出来了这样的感受，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过，我的山还有最后一重。”

说这话时，费孝通将满八十七周岁。回首过往，一生很不容易，瞻念前程，余年可数。“猿声嘛，让它‘啼不住’好了，不管它了”，眼前正做的事，还是要用心。一位学界朋友曾问他：“费孝通”这篇文章，您打算怎么结束？

费孝通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这样一个人怎么收尾，也许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是时代定位。

接下来，一番宏论脱口而出。费孝通说：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经济地理上看，是跨国经济时代。要联络五大洲，有三十万吨以上的大船，就可以解决问题。政治上的交道，就不是三十万吨船的问题了。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想。个人这个轻舟快要过去万重山了，可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刚刚开头，整个中国经济刚刚过去几重山，还会有一段很艰苦的历程。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个轻舟，是个沉重的大船。从开弦弓的航船，到国际网络经济，几千年在里边呢。现在把中国估计得太了不起，是危险的。自我估计过头，要出毛病的。这个局面下，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做，怎么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我想，“费孝通”这篇文章，还是在“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结束。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把这里边的道理说明白，启发更多的人，“把这一代人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这是费孝通在中国现代化这条大船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他说：“这是我要过最后一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