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的变与不变

奥登其人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镇，被认为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奥登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起在英语诗歌界渐露头角，三十年代诗名盛极一时。一九四八年获得普利策奖，一九五三年获美国博林根诗歌奖，一九五六年获美国全国图书奖，这些都奠定了奥登在现代英美诗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奥登创作的不同阶段，体现出多样复杂的思想信仰，其思想经历了不断的转变，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为心理学思想，第二阶段主要为左倾政治思想，第三阶段主要为基督教思想。但是，这种对不同思想的区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奥登的思想发展是一个层叠递进的过程，后期的思想往往是建立在前期思想的基础之上，并通过交互博弈，相互交融而成。奥登的思想倾向无论如何转变，都保持着一个相同的思想核心，即如何看待与解析现实世界，以及如何帮助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脱离困难。

他尝试从心理学、左倾政治和基督教等不同的角度去实践这一思想宗旨，也确实获得了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受到他肯定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并不全都随着他思想的阶段性转变而被否定，反而被和谐地融入新思想中，从而产生了持续性，即思想的不变性。

奥登的变

纵观奥登创作的一生，其思想具有很大的戏剧性的转变，其各个时期的思想特点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正如雷纳·艾米格所指出的：“奥登的信仰是多元的和多样的，并不呈现出某种确定性。”奥登童年的启蒙来源于家庭的宗教教育，而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医学、心理学和科学的学习和训练之后，他又立刻反对起根深蒂固的宗教家庭思想，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认知和解析世界，之后狂热的政治氛围也深深影响了他，他选择左翼政治立场，通过诗歌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的看法，直到晚年他又从宗教中获得新生，否定了青年时期一些过于激进的诗歌创作，转而进入宁和的宗教信仰境界。因为奥登思想的丰富和多变，他被冠以诸多称号，如“左翼宫廷诗人”“战争诗人”“宗教诗人”等。

奥登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徒，每个周日都会带着孩子们前往教堂做早祷和晚祷，奥登从小就参与教堂举办的各种宗教仪式。奥登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奥登研究专家爱德华·门德尔松在《早期奥登》一书中透露，奥登曾回忆说，宗教“仪式像一个插曲，这种来自宗教的热情，与成长的青春期情绪相互吻合”。但是，在奥登的青少年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播，科学、医学、生物学的逐步发展，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传统宗教信仰受到冲击。奥登十三岁时突然对宗教失去了兴趣，到了十五岁，他开始将宗教视为禁锢自由的家庭束缚，从而决定完全放弃基督教信仰，转而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认知和解析世界。

奥登在青少年时期就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这根源于他的医生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奥登在早期著作中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了心理学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来自当时西方文化界最具争议也最受欢迎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时，奥登也受到约翰·莱亚德、霍姆·莱恩和乔治·格罗代克等心理学家的影响。对于年轻的奥登而言，心理学打开了一扇他重新看待世界的大门，这扇门外的世界是理性的、医学的，但也是自我的、阴郁的。心理学的思想支撑着他与宗教家庭发生决裂，但也给他带来了灵魂上的不安。他运用大量医学词语来充实诗歌的写作，各式诡异的心理病症也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他描绘各类病态的人生，表现各式异化的心理，撰写各种精神的困顿，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唤起共鸣，点醒人们的心理危机意识。斯蒂芬·斯彭德评价说：“奥登的医疗诊断观是超越道德的，他把生活看作一项外科手术，是个体对其周遭社会的身体和灵魂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检查。”但是，在战争年代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奥登无法钻进象牙塔去研究玄妙的个体心理学，他将心理学分析运用到他对社会症疾的解剖之中，也正是基于此，他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诗人，奥登不仅情感丰沛、感知敏锐，还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理性的思维。大量的阅读与清醒的思考让奥登超脱抒情文人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到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索之中。“一战”过后，整个欧洲陷入了巨大的荒乱与萧条，经济不景气，社会秩序混乱，人们道德沦丧，人文意识淡薄。而苏联的出现，带来一股新风，奥登很快就跟上这波左倾的潮流，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为奥登解决了很多心理学难以解释透彻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困惑，他的目光从自我抑郁和个人情感之中移开，更多关注到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人们生活等方面，创作了很多与社会现实高度结合的作品。贾斯汀·瑞普若格尔就曾评价“奥登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源于他相信环境的变化和改造是获得道德自由的前提”。政治性让奥登的诗歌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而他诗歌中传递出来的公众性与理性思考，则让他的作品更具深远的持续力。奥登在一九二六年参加了梅克伦堡广场上的大罢工行动，一九三七年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创作诗歌《西班牙》，一九三八年前往抗战时期的中国并创作诗歌《战争时期》……奥登成为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与同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刘易斯、麦克尼斯、斯彭德等人领一时诗坛风骚，被称为“奥登一代”。

但是，马克思主义带给奥登的更多是一种看待社会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一种终身的信仰。事实上，奥登坚决拒绝任何有关让诗歌拥护某种主义的想法，他认为一个文化宣传者应该隐藏自己对于某种理论范式的特别青睐，诗人的职责是精确地曝光各种社会时政，并尽力保证不对任何主义产生真正的信仰。与暴力革命相比，奥登更倾向于采用一种温和的激励与爱的劝慰来实践他的公共行为，在三十年代后期，他愈来愈喜欢使用一种祈祷的表达方式来帮助人们发声。在一九四0年之后，奥登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并不足以描述这个世界，政治途径并不能减少法西斯的残暴行径，同时异化世界带给他的内心的荒芜与孤独也远非心理学的方法能够彻底拯救。于是他开始远离政治活动，转而到教堂礼拜，重新拾起童年的基督教信仰。在这种思想转变的基础上，奥登逐渐退出公共领域的反法西斯角色，并迅速决定移民美国。在大西洋彼岸，他更倾向于用宗教的角度来思考人生，这种思考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

奥登的不变

在奥登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奥登思想中关注病态人格、关注社会现实、持续救世济民的热情、引导世人走向光明和对爱推崇的种种内涵都能很直接地从他的作品与谈话中显现出来。同时，这些思想内涵囊括了心理学、政治学和宗教信仰的种种精华与元素，从始至终都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有所体现，闪发光芒。奥登思想的不变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持续一生的心理研究、对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和不变的基督教情结。

奥登认为心理学和诗歌共享着同样的普通情感，包括醒悟、幻灭、希望等等，这二者都让个人更加自由，因此他将诗歌作为一种疗救人心的方式。毋庸置疑，这样一种医疗诊断观从奥登的创作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他的晚期创作。从他的作品整体来看，将诗歌作为治愈人心的工具是他创作的一个主要目的，无论是单纯从心理治疗出发，还是对社会意识的批判，或者是引导堕落的人性走向宽恕，都是用诗歌艺术来救赎心灵的过程。

在奥登的诗作中，精神失调、心理变态、人心堕落、生活无望等主题充斥其间，形成了他作品中诡谲而灰色的基调。奥登自身也患有抑郁症，他对于心灵黑暗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而他将这种主观性极强的心理描写与诸多隐蔽的寓言结合起来，更是形成了他作品中一种晦涩难解的风格，这种写作基调与风格贯穿了他创作的一生。心理学观点对于奥登的影响，早年反映在他极力反对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排斥母亲试图引导他跟从的宗教戒律，他甚至由于这个原因和父母产生决裂。在他参与政治活动的时代，他更是以保守的价值观、宗教上的禁欲原则、莽撞的自我献身等为焦点进行猛烈抨击。而在重拾基督教信仰的阶段里，他逐渐回归到一种安详、宁静的心理状态，他依旧客观地陈述社会与人的各种病态现状，但是他以平和的姿态劝诫世人进入有所信仰的世界，让信仰来治愈人类破损的心灵。

有一种对奥登身份的划分，即以一九四0年为界限，将此前的奥登定义为政治诗人，而之后的为宗教诗人，这样的划分并不严谨。因为在一九四0年以后的诗作中，奥登依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积极性，也时常让人感觉到这些诗作与时代现实的紧密联系。同时晚年的奥登依然参与了很多公共领域的活动，尽管不能再冠以“政治诗人”，但说他是关注社会的公共诗人，一点也不为过。国内学者江弱水就曾评价“奥登的卓绝之处，是他一身兼具两种禀赋：‘对语言的爱与对公众世界的体己观察’”，其中他引用了布莱尔对于奥登诗歌艺术的整体评价。他们二人都对奥登公共诗人的身份进行了肯定，因此可以说，奥登的诗歌创作正是建立在他对社会现实持续一生的关注之上，或者说奥登对于公共社会的持续性关注铸就了他诗歌的特色。

尽管奥登青少年时期公开宣称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实际上，他很难真正割舍下与基督教的关联，基督教信仰始终在他的思想深处发挥着作用。三十年代末期，他开始学习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理论，并重新每周都到教堂礼拜，他又从基督教信仰中发现了诠释世界的真理和抚慰心灵的良方。基督教信仰已经灌注到他灵魂的深处，在他的晚年诗歌中，处处流露出信仰的虔诚与热忱。他不仅对神学教义研究透彻、对宗教经典运用自如，还不自觉地担当起了牧师布道的角色，从自身的感悟出发，劝导世人“爱邻如己”，劝导世人只有加入基督信仰的兄弟家庭，才可能获得光明与救赎。他的这份对基督教的忠诚信仰，持续了他的一生。

从奥登的诗作中就可看出他的“政治诗人”时期并未完全放弃宗教信仰，亚瑟·基尔希在《奥登与基督教》一书中对一九四0年之前奥登诗歌中的基督教元素做了调查，指出在《星期天我散步徜徉》（一九二九）、《雄辩家》（一九三二）、《夏夜》（一九三三）、《某晚当我外出散步》 （一九三七）等诗作中都含有对上帝的影射性描写。奥登诗作中还有一些与基督教术语有关的词句，如在《更离奇的今天》（一九二八）中，提到了魔鬼这个词，将魔鬼描述为引诱人们轻易死亡的恐怖对象。在《请愿》（一九二九）中，上帝被称为“先生”，全篇的写作方式都是在与这位先生对话，向他请求原谅。除此之外，《圣经》幻想和宗教故事在他的诗作中也担任了重要的作用。《哦，那是什么声音》（一九三二）是从一幅画《耶稣山园祈祷》中取材，此画描述了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备尝心灵煎熬的场景，而远方正有士兵慢慢靠近，准备逮捕他。在《战争时期》（一九三八）中，前面一部分借鉴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而在中间部分则将战争视为人类发展过程中阻碍人类文明的必须避免的重要部分。以上种种都为奥登在接受心理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期依然保有对基督教的情怀提供了证据。

当奥登发现巴塞罗那的教堂关闭时说：“尽管我忽视甚至拒绝教堂长达六年之久，但教堂的存在以及之前在其中进行的一切对我的人生非常地重要，我并不会去拒绝承认这一点。”他通过巴塞罗那教堂关闭事件意识到教堂和基督教信仰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一九六四年，奥登晚年在回忆他的宗教信仰时说道：“每一个基督教徒都会经历一个从童年时期的‘我们会一直相信’到成年时期‘我再次相信’的这种转变。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更是难得之举，这看上去就像是不给背离基督教留下一点可能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