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子与贤人

在每一个巨变的时代里，两种人物往往会很突出：一类是先驱，一类是遗老。前者很早沾染或者反射了新时代的新精神，后者则对已经逝去的时代不可救药地一往情深。不过，先驱和遗老这两种人往往是要打架的，很难把两种矛盾的品质综合在一个人身上。本文谈论的主人翁霭理士恰恰拥抱了这种悖论。霭理士年轻时曾做过天才研究：世上天才很多种，最罕见的是“理解的天才”。这位拥抱矛盾的天才，在他身上综合了先驱遗老、荡子贤人等等悖论。

霭理士，这个名字对于学界可能相当陌生，但很多学者家里都有一本厚厚的《性心理学》，那是他的代表作。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库罗伊登市的一个航海家庭，霭理士十六岁时曾跟随父亲航海到澳大利亚，二十岁前就已博览群书，对哲学、生物学、性心理学产生兴趣，并日渐展露反骨。一八八六年，他主编了一套《人鱼戏剧丛书》，收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古典剧作家作品，因在第一卷中收集了马洛的剧作，内容涉及反教会而被要求删节。气盛的霭理士当即抗议，原本受学术界高度评价的丛书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丝毫没有挫伤一个勤勉作家的创作热力与耐力，除去最负盛名的《性心理学研究录》，霭理士一生写了超过五十本书，辐射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然而，这样一位启蒙了周作人、潘光旦等民国一众学者的维多利亚晚期的博物学家，却迎来了其日渐沉默的命运。要知道他曾和弗洛伊德并驾齐驱，在他生活的年代，弗洛伊德每出一本新书都会第一时间寄给霭理士，忐忑地等待这位与自己齐名的同行的评价。与此同时，霭理士跟同时代最重要的一批女权干将也都结下了深刻的非凡友谊。遗憾的是，即便知音如周作人，对他的介绍揣摩也以随笔为主，没有深入的文论。这里面还有一层隐情，因为宣扬优生学，霭理士身后的命运跟纳粹捆绑在了一起，随着优生学被逐出学术殿堂，他也成为一个文学史上不折不扣的失踪者。

我当初追踪这位失踪者的初衷，就是不甘心一段如此妖娆甚至性感的历史沉入故纸堆，借此也希望打捞一条传统的暗线。毕竟正统和异教，在历史上也常常不断调换：今天的正统可能就是明天的异教，今天的异教也可能成为明天的正统。霭理士这个思想上的“荡子”，一心痛恨宗教和科学都成了“物质”的帮凶，认为它们携手把人类从伟大的精神丛林拉回到庸俗世界。在他心目中，“应许之地总是在荒野的另一侧”，那是思想的禁地，是被划入撒旦辖区的不被照见的异路。就是这样一位着迷于反常和偏怪的神秘人物，却被远在中国的周作人奉为一生的导师。那些年里，周作人几乎收集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霭理士的吉光片羽，来看看他如何形容自己对于霭理士的感情——“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见解。”从一九一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周作人在半个世纪里反复援引、化用霭理士的文章数量多达六十六篇，可见他确是霭理士在中国的头号粉丝。在霭理士“生活的艺术”的基础上，周作人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异端的部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审美和文化的信徒。他影响了门下苦雨斋四大弟子：俞平伯、废名、江绍原、沈启无，更陶染了民国时大批非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周作人一生都在试图挖掘传统中异端的一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选择了霭理士而不是弗洛伊德。他自己倾慕的那些人，比如王充、李贽、俞正燮，都不在正统里，是很偏、很奇特的一路；他翻译古希腊作品也专挑卢加诺斯和萨福这样的异类。可见，周作人接受了古典思想中最具有现代意识和先锋意识的一面。

如今重新发掘霭理士，不仅仅是重读他耗尽一生精力完成的七卷本巨著《性心理学》，探究他跟二十世纪初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更重要的是，霭理士给民国输入了一种现代的高贵人格，一种来自维多利亚晚期博物学家的知识分子人格。正是这种现代新型知识分子人格，使得“现代中国”成为可能。回看中国历史，战国时期的荆轲之后，义士这种基因就基本绝种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幽默、大任性的知识分子人格在阮籍、嵇康这拨人身上达到了高峰，此后一路衰竭虚弱下去。同样，维多利亚晚期像霭理士这样的博物学家，日渐沦为濒危物种——尽管他们这条文化基因曾有过斯宾塞、达尔文、萧伯纳等强大传承。为什么周作人独独钟情于霭理士？因他自己也是个杂家，周作人曾说，“思想宜杂，杂则不至于执一”。思想得像浪子一般多情，唯有此，知识才不至于把人逼得愈来愈狭窄。他欣赏的知识分子是有荡子精神的贤人——不仅是贤达的贤，还有闲适的闲。正因为头脑里有一个巨大的战场，才可以装得下斑斓各异的世界观、人生观。

在维多利亚时期存在大量文理兼通、有实验开拓精神的人物；我们丝毫也不怀疑，战国不只有一个荆轲，魏晋南北朝也不只有竹林七贤——一定是有一群这样的人！只不过最终，历史凸显出了几个伟大的时代心灵样本。恰恰是在维多利亚博物学家蜂拥而出的背景之下，霭理士的人格、思想乃至生命历程，才得以彰显。科学与艺术，基督与山魈，叛徒与隐士，这些都是霭理士给周作人带来的巨大震动。一系列矛盾的关键词，最终集中在周作人自己身上：他称自己头脑里有两个鬼，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他说自己平素最讨厌的就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他想破坏伪道德，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道德。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都是激进的个人主义，而周作人主张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他有自己的国家观，但当国家成了一种口号时，当国货、国粹，凡冠以“国”字的便一切都好，打着国家旗号来满足个人利益，这时的国家变成了说辞，名为爱国，实为国贼。他反对树立权威与偶像，否定帝王将相，否定英雄侠义，同时也反对大众，认为绝对的民主等于把大众当成偶像膜拜。他认同理性，反对一切狂热与暴力，在有关新村运动的文章中，他认为暴力的根源，一部分是在于浪漫的幻想，所谓浪漫是一个比革命更大的命题。他对浪漫主义文学评价不高，将鸳鸯蝴蝶派和革命文学都扫到“浪漫”名下，相信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隶属理性范畴，这也是周作人的天真之处。他所做的事并不算文学革命，革命是不讲道理的，他革了半天命，还坐在书斋里摆事实讲道理。

受到霭理士影响，周作人也成为民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肇始人。他曾用很多不同的女性笔名在各种妇女杂志上刊登关于恋爱、婚姻、新女性、女权主义解放运动等含有各种激进观点的文章，赞成人性中的风流与欢爱。但是很奇怪，他自己一辈子是一丁点绯闻都没有的。鲁迅有很多女学生写关于他的回忆文章，但是周作人没有，没几个女人写他，还真是应了那句“荡子精神，贤人行径”。他一再强调的是“人”的解放，相信文艺的最好出路，就在于“平民的贵族化”。

要说霭理士的思想辐射到中国，恐怕不是他对于大众层面的流行影响，真正照耀到的还是个别的伟大心灵。这里面有一个知音传统，中国古典文化传承一直很依赖这种知音传统。一个思想家，他要影响一个时代，并不需要去影响很多人，他只需要影响那个时代几颗最重要的心灵；他不需要太多人去懂得，只要拥有个别举足轻重的知音，跟他发生高山流水的唱和（甚至这种唱和有时只是单方面的追慕），就可能永久流传下去，普照万千未来。打动了一个周作人，一个潘光旦，霭理士就可能打动一代人的心灵。而中国现代性自我的建构，有一条隐秘道路，恰恰埋藏在这些伟大的心灵当中，有待我们继续付之以知己般的批评和爱恋般的探究。作为一条人迹罕至的隐秘之途，中国现代性“自我”的另一副未知面貌在其中得以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