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研究

张充和在晚年回忆避难云南的岁月时，曾浓墨重彩提到一个人：他在昆明任教时“每天夹着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实则心里总是在想事情。更有趣的是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这位每天沉浸于思考的“奇怪”先生便是杨荫浏——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

确切地说，他成天在算盘上推演的不是音乐节奏，而是历代乐律数据。律吕相生的原理在中国音乐史中一直推算精严又歧见纷纭，甚至与神秘的超验世界相连。杨荫浏还曾为此专门自学算命，亲证乐律与阴阳五行相生说的虚妄。这番执着与心力多少有点阳明格竹的意味。从玄理入而不通，他便转而由数理入，在小小一方算盘上推算出《中国音乐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中的四十八种古代乐律图表来。

以上对杨荫浏研究古代音乐的速写可谓当时西南大后方学者埋首研著学科史的缩影。他们身处炮火横飞、物资匮乏的年代，也是现代学术思想转型重塑的节点，尤其如音乐、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更需在旧传统与新学理间求索叩问、脱胎换骨，足以想见其筚路之辛。不过，我们若换一种眼光回看这段历史，也会发现，正是在学科体系边界尚未定型的草创期，各领域的融合互动格外频繁，其间学人也往往是文化界的多面手，在建构自家学科的同时常能“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攻玉他山，博采旁通。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研究进路即为突出代表。

在张充和回忆的抗战岁月中，杨荫浏一直与他们共度时艰。一九三七年夏，任教燕京大学的他趁暑假赴南京看管中央机器厂，不想战争爆发，只能随厂迁至昆明。据沈从文公子沈龙朱回忆，一九三八年他们一家已与杨荫浏一家共住在昆明北门街四十五号蔡锷旧居的大院了（张充和：《小园即事： 张充和雅文小集》），邻居还有张充和、杨振声父女、曹安和、郑颖孙一家。杨荫浏还结识了査阜西——中国民航的创始人之一，“现代琴学的奠基者”（严晓星语），并参加他家中每月一次的音乐研究者聚餐，订交彭祉卿、李廷松等人。为避日机轰炸，一九三九年五月，沈从文全家迁至呈贡龙街的杨家大院。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0年，杨家大院成为龙街上文人学者的文会要地，音乐界的杨荫浏、郑颖孙、张充和、曹安和，文学界的沈从文夫妇、文字学家唐兰等纷纷入住在此，往来者还有琴界“浦东三杰”之二的査阜西、彭祉卿，作家孙福熙，精通乐律学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潘怀素，以及曲家张乃和，曾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的杨仲子，礼乐馆馆长卢前，教育学家杨振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作家老舍、冰心，历史考古学家向达，社会学家吴文藻，等等。

特殊的时空境遇为杨荫浏的音乐史研究打开宽广的格局，并在与各路学人过从往来中获得重要推进。査阜西、张充和等乐家提供的帮助自不待言，他还从唐兰、向达处获得从法国带回的敦煌藏经洞曲谱照片，物理学家丁燮林对他的音响学研究多有助力。尤其是当时沈从文每周去昆明上课，在呈贡与昆明间两头跑，杨荫浏常请他帮忙借阅西南联大所藏的二十四史等文史书籍，摘录音乐相关史料。沈、杨两家的情谊也格外深厚，吃、住都在一起。一九四0年七月杨荫浏送家眷返沪后回昆明，仍与沈家为邻。沈从文的书信中还保留着他当时与张充和为杨荫浏住房筹谋的自叙：“如一号不来，老房东娘子要房租无人付，想占房子，杨应骝先生不能搬进去。望为付十五元，我来时即还你。杨先生要房子，恐得请郑先生同老房东娘子蘑菇到一个程度。”所以，杨荫浏战时著成的《史纲》何以能过目那么多人文史料，离不开沈从文等人的鼎力支持。六十年代后杨荫浏等人筹建“音乐史陈列室”，还请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沈从文摹写历代乐舞图像。一九七二年沈从文在给音乐友人窦达因回信时也谈及受邀担任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加上数学）”，“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充分抒情，自由解释，不必受‘论’拘束”。想来他与杨荫浏在西南共度的时光正为这份对音乐的热爱复刻下珍贵记忆。

行走于呈贡龙街的学者文人皆非专精一门之学，而是常能游艺不同领域间，培养出新志趣。战争将他们网罗至西南一隅，对昆曲、音乐的共同爱好则使他们忘却纷乱、暂得于己。除杨荫浏、査阜西、郑颖孙、张充和等乐界当行本色者外，唐兰、罗常培等人也都是常参与雅集的昆曲爱好者，新交故知常擫笛拍曲，操缦论学。后来迁居重庆，杨荫浏对古代音乐史的热情还鼓励邻居、外国文学家杨宪益转做起唐代音乐研究来。

当时的昆明郊区集结了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学术重镇，其间的呈贡汇集了这样一批博闻而雅致的学人，显得格外明丽温情。“远望滇池一片水，山明水秀是呈贡”（费孝通语）。杨荫浏一九三九年底曾在张充和《曲人鸿爪》中题字：“二十八年秋，迁居呈贡，距充和先生寓居所谓云龙庵者，不过百步而遥，因得时相过从。楼头理曲，林下啸遨。山中天趣盎然，不复知都市之尘嚣烦乱。”查阜西也在小品《龙溪幻影》里回忆呈贡岁月：“乐人词家，朝夕晤对”，“安而乐之，不复知身在乱离中矣”。回忆的文字洗去战事硝烟和逃难的狼狈，留下一段苦中作乐的风雅绝响。

后来成立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成员大多都租住在杨家大院。郑颖孙在一九三九年致信推荐入会人选时称：杨荫浏、查阜西、丁燮林、张充和、徐季吾、罗莘田、闻一多等，“或于乐律、乐史、乐谱、乐器有多年之研究”，“或于音韵词曲诗歌有甚深之素养”，他们曾十余次座谈讨论“中国音乐诸问题与研究之方法及今后应取之途径”。这些记录揭开了时人建构音乐史的共识——既立足于音乐本位，又兼备音韵词曲诗歌等各方面素养。一九四0年《申报》报道《教部编辑〈国乐概论〉》，“以供给关于国乐之历史知识与现行音乐材料”，“除由该组主任郑颖孙担任外，并聘杨荫浏为该书编辑主任，罗庸、朱谦之、唐兰、丁燮林、魏建功、罗辛[ 莘 ] 田、闻一多”等为特约研究员。编写小组拢括了音乐、考古、文学、文字、音韵、历史、物理等领域学者，最终主笔人仍推杨荫浏。一九四一年，杨荫浏应邀出任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兼国乐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四年又兼任礼乐馆编纂及乐典组主任。这部《国乐概论》和一九四四年成书的《史纲》正应教学需要而生。

《史纲》作为体现杨荫浏音乐史研究格局与核心方向的第一部论著，凝结着他与南北西东各路学人论学往来的思考，如今却少被提及。回看《史纲》，若抛开当代音乐史学科视野的“后见之明”，设身处地于那个烽火连绵又弦歌不辍的时代，便会发现当时所能参考的音乐专业现代学术论著殊为有限。当时国内外虽已出版一批“中国音乐史”，却难免在古今中西的坐标参照系中定位欠妥。相比之下，杨荫浏既能跳出旧乐传统又与之保持联结，并着重强调音乐实践、民间音乐的价值。《史纲》最直观的一个特点还在于，除了披沙沥金地采择各种音乐史料，它参引的研究包举了历史、考古、文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各领域。这既是时势英杰汇聚一堂所成就的学术气象，也出自杨荫浏本人博采众家而又自筑学科话语系统的卓识。他自己曾称：音乐史研究本就包罗众多学科门类，“音乐方面的歌词是文学问题，音乐里面许多调子在古代文学里也有，它本身又是文学史的问题”。此外还有哲学史、音乐物理、考古学、音韵学等问题，细考虑起来就要多交朋友多讨论。他“也写过古诗、古词、古曲，也有老师朋友互相讨论”，所以“要重视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物理学家、画家，至少要懂”，“最好自己都有实践”（《音乐史问题漫谈》）。这份转益多师的体会，在他高小毕业重回私塾修完父亲规定的一百六十一本经史诗词、入天韵曲社拜师吴畹卿、随郝路义修习英文与西乐等辗转过程中日益加深。

在音乐史学科的内外观照中，杨荫浏最看重音乐与语言文学之关系，且深以为二者彼此相依。他早在一九三五年撰《〈中国民歌〉序》时已称：“考证古代诗歌的学者， 若忽略了音乐的方面， 几乎不能达到透澈的境界。”“诗学家们似乎都觉得自古而今， 本国诗词， 有着清楚的进化步骤， 却很少人说起， 在这进化步骤之后， 是有着活跃的民间音乐为之推动。”他在《史纲》中论周代诗乐、中古的雅乐俗乐乃至近世词曲等专题时，都聚焦音韵与节奏、字调与乐调之关系，并结合昆曲演唱经验细化分类。他在同时期写就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指出：“与歌曲的演进不可分离的，有诗词文学的演进和音韵学的演进。我们研究国乐便不能不注意到诗词文学与音韵学。”一九四五年他专门将《史纲》中近世音韵学与诗歌、词曲的关系内容整合完善，分析中国语言之字调、音韵的历史与地域情况，探讨其与音乐的关系，撰成《歌曲字调论》。在那个学科壁垒与专业框条还未成型的时期，他设想着理想研究状态：“最理想的，是以一人而兼为诗人及音乐家。音乐家与诗人，若必须为两个人，则他们彼此间的了解与合作，便成为不可少的条件。最能使双方的了解与合作成为可能的，便是对于音韵学的共同知识。”

这一设想，在一九六三年杨荫浏为中央音乐学院开设音韵学课程时尝试落地。课程讲义最终修订成《语言音乐学初探》，由此创立语言音乐学这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分支。该学科从语言切入，语言被分为音韵、句逗两个版块，由音韵涉及的声、韵、调、咬字、字调和分韵系统的梳理，进阶到声韵和字调的表达功能、字调配音、南北曲与语言之关系等规律。句逗则着眼于句逗形式、句逗和音步等关系的辨析，主张做有系统的诗文吟诵录音。他在结论称：“语言形式的变迁，引起了历史上诗歌形式的发展；诗歌形式的变迁，也影响着音乐形式的发展。”《诗经》、《楚辞》、汉乐府、唐宋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式的演变都在语言和音乐两端的互动发展中进行。晚年时他更将语言和音乐关系归结为：“中国音乐产生于中国语言。”“音乐是语言在情、音调和节奏方面的延伸和深化。”（《谈中国音乐的特点问题》）

在杨荫浏眼中，语言、音乐、文学的三角环环相扣，但他并未淡化音乐研究的本位立场，也不以此将文学和语言视为工具媒介，而是正视器乐发展以声乐发展为先导基础，与歌辞语言存在深厚关联的历史事实，在解答音乐问题的同时也将文学与语言问题还原得更清晰。从古到今，不少主张音乐研究本位者跌入矫枉过正的陷阱，将语言文字视为音乐发展的一大阻碍，杨荫浏则不偏不倚：“我们旧有的器乐作品，虽然因为没有歌词，不容易直接而明确地看出它们和语言的关系；但若从其音乐语汇的累积过程说来，从具体作品的加工过程说来，则它们与语言的关系，有时仍有不可忽视的理由。”（《语言音乐学初探》）同时，胡适等人则认为诗歌的自由发展受音乐的约束。杨荫浏特意在《史纲》中提出音乐决定诗歌形式论予以反驳：“诗歌的形式，自始便是跟着音乐的形式而产生。”此后他另撰《音乐对过去中国诗歌所起的决定作用》，跳出诗、乐二元对立的思维，主张“诗歌与音乐，在歌曲上的合作，将永为客观环境所迫切要求”。

一九四九年后，杨荫浏的工作条件优越起来，先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负责人、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他，有了采访民间音乐的经费、团队，照相机、录音机等仪器设备。高校科研机构的音乐教育和研究也随之提出新要求，于是，集体编订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任务应运而生。一九五九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组织杨荫浏、李纯一、廖辅书等人编写中国古代音乐史，杨荫浏执笔，最终集结成上下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简称《史稿》），出入内外、攻玉他山的研究视野也一脉相承至此。除沿用《史纲》的核心观点与史料外，杨荫浏还增引了叶德均、罗常培等人论著，对郑振铎的称引则最为丰富。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成为《史稿》引用最多的文学研究成果。

杨、郑二人生活与工作的圈子交集实多，有趣的是，存世文字却并未留下两人私交的信息。一九三一年九月，郑振铎应老友、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邀请，赴燕大教授中国小说史、戏曲史、比较文学史等。次年冬天，杨荫浏赴燕大与刘廷芳博士编译赞美诗，并在刘的介绍下旁听音乐系课程，同刘廷芳、丁燮林学习高等物理和音响学，还加入清华俞平伯为社长的昆曲“谷音社”。一九三六年，杨荫浏任燕京学社研究员，与顾颉刚、容庚等人共事，还与郭绍虞在燕大合开中国音乐史课。虽然郑振铎已于一九三五年返沪，但他们同在北平和燕园的三年多中，应当有很多接触的场合。刘廷芳作为燕大心理系创办人和神学科科长，与杨荫浏同是圣约翰大学校友，对他不吝青眼。杨在燕大期间曾住在刘家四年。顾颉刚日记常提到与振铎夫妇、绍虞夫妇、俞平伯等赴廷芳夫妇家吃饭，想来其间总有机缘能碰面的。郑振铎的研究面向与杨荫浏的音乐研究多有叠合。而且，郑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刚好在燕大任教期间完成，享誉一时。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杨荫浏为何如此关注郑振铎的研究成果了。

杨荫浏在审视音乐与文学的交叉问题时常引用相关文学研究论述，并投以不同的眼光。如《史稿》第十四章两次引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赞同其认为一些话本入话时用诗词，或许都能歌唱。同时，他也会提出反对意见：《史稿》第十五章论百戏歌舞与戏曲时直言“有些学者，不了解在具体运用上，音乐有这样被加工再创造的可能”，仅靠现存宋《杂剧》剧目的大曲名称就断定它们仍是原本的大曲歌舞而非戏剧。这里的“有些学者”也是指郑振铎。杨认为这种仅依靠文辞体式来猜想另一音乐文学体裁特征的方法牵强片面，最终更导致学界对宋人歌舞与杂剧的区分渐渐模糊。不过，他并非否定歌辞在考察还原古代声乐作品演唱实情的价值，只是更注重辞与乐间复杂的互动实情。音乐研究与文学研究都怀有各自的擅场与本位观，也会在方法与视野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杨荫浏游刃于学科内外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使他清醒地注意到其间的差异与局限，从而做出纠偏，也使音乐研究的特质与追求愈发清晰。

一百年来，中国音乐史的叙事话语一直在古代与现代、本土与西方间游移。随着现代学科建设进程的加深，相应研究路径未免趋于固化，而渐疏于内外联动的体察延伸。一些本土音乐的特性也被固化的学科知识体系包裹遮蔽，诸如中国的声教传统、听觉文化、对超验声音的看重、诗乐合一的传统等，既是我们习焉而不察的文化自觉，也正是杨荫浏强调音乐与语言文学关系背后的念兹在兹。就如一九五五年他在《谈谈未被注意的民间音调》中感慨：“要我们超越过去那种割断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使之各自孤立的分界线，必须从音乐与文学的合作来解决双方关系的问题。”

今年是杨荫浏逝世四十周年，往前推两个四十年，正是《史纲》脱稿的年份。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音乐传统的内在规律与理路、音乐遗产的保护发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些杨荫浏等前辈学人的“忧”与“问”，似乎还需更多努力方能妥善解决。而且，近四十年间，中国音乐史在深入拓展的同时，也加厚了学科间的壁垒。该情势下，杨荫浏游艺学科内外的取径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只有立足本土音乐的丰厚土壤，扩大学术视野与方法的互补互渗，才能避免考证、推算、描述研究下思想义理的空洞，我们的音乐史方能成为“有声”的音乐史，并且向外“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