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鹅鹅》从何处来

新年伊始，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原创动画短片合集《中国奇谭》在网上热播。其中，《鹅鹅鹅》一集画风诡谲，剧情叵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其独特的风格相当部分源于原著本身。故撰此小记，就其原著及背景稍作介绍，略陈管见。

一

《鹅鹅鹅》脱胎于“阳羡书生”的传说，最早见于梁朝吴均（四六九至五二0）所作的《续齐谐记》。所谓“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湖州安吉）人。《梁书·文学传》《南史·文学传》皆有传，大同而小异。文名出众的吴均是梁武帝萧衍（四六四至五四九）的御用文人。但他很有上进心，致力于为前朝著史，希望以史学名世。朝廷不大支持他的研究计划，他就私下搜集材料，撰《齐春秋》三十卷。武帝不悦，派了一名亲信属官就书中内容诘问吴均，以其“支离无对”为由，判了个焚书免职。个中缘由，千载之下，难以尽知。

吴均好怪力乱神。这也体现在《续齐谐记》上面。《齐谐》相传为先秦志怪名著。书中所载鲲鹏南徙扶摇而上之异状，经《庄子·逍遥游》征引而广为人知。刘宋一朝，曾有人作《齐谐记》七卷，无疑是对这部名著的致敬。而吴均作续记，亦属踵事增华之举。这是一本小书，篇幅仅一卷，或为吴均发奋著史之余乘兴所作。原书尽管散佚，但流风所及，唐宋以来类书多所采撷。书中故事，虽多匪夷所思之类，但对民俗宗教影响深远。举例而言，民间端午节包粽子祭屈原的习俗，最早就出自此书“楝叶丝”一节所载之“汨罗遗风”。明初以来，自陶宗仪《说郛》始，此书辑本众多，其中较为流行的是清乾嘉年间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民国初年，鲁迅先生于《古小说钩沉》稿中重辑此书，自一九三八年刊行以来，素为学界所重。在绝大多数存世辑本中，都有“阳羡书生”一节。

即便在这样一部奇书中，“阳羡书生”一节也是特出的。鲁迅先生对此节颇多偏爱，氏著《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续齐谐记》时说：“其（即吴均）为小说，亦卓然可观……阳羡鹅笼之记，尤其奇诡者也。”这奇诡的故事梗概，对所有《鹅鹅鹅》的观众，应该不会陌生。但吴均故作狡狯，添加了一些颇堪玩味的细节：据称，此乃一位东晋太元年间（三七六至三九六）的高官与同僚分享的奇闻逸事。回忆中的高官仍是那位阳羡许彦，背负鹅笼独自跋涉于江湖之远。偶遇一书生钻进鹅笼，由此故事便开始了。书生可能是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十七八岁少年郎模样。临别之际，非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礼数周全地将一件铜盘慷慨相赠：“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阳羡书生”中最重要的道具，便是鹅。其内涵颇为费解：为何是鹅？许彦背着双鹅走在山间又意欲何为？事实上，鹅不是普通的家禽。陈寅恪先生于《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论及王羲之写帖笼鹅，以为并非由于书法笔势，而因天师道众服用丹石之故：“鹅之为物，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既于本草列为上品，则其重视可知……故山阴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实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鄙俗也。”（《金明馆丛稿初编》）由是观之，则许彦之宗教身份，或与天师道不无关联。

天师道者，又称“五斗米道”，相传为东汉张道陵所创，于魏晋南朝风靡士族大姓。典型的天师道世家有盛产书法家的琅琊王氏，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皆为天师道众，于史有征。其信仰形式主要为由道士代道众向神仙上章祈福禳灾，又杂有诸多方术及丹石，且与东汉以来的政治革命关系密切。陈寅恪先生考证天师道兴废之迹，发现“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因“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金明馆丛稿初编》）。无论是阳羡还是吴兴，均属滨海地域。故吴均虽出身寒贱，对此类服丹好鹅之风气，当无隔膜。而他所讲述的神秘奇遇，或许也可视作此类文化接触的一个隐喻。

二

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阳羡书生”是中国故事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一番精彩的议论：“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固有……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早已孤明先发，考证这个故事脱胎自《旧杂譬喻经》“梵志吐壶”一节。所谓“梵志”，即古印度语“婆罗门”之异译。其事如下：

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便内妇著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

《旧杂譬喻经》二卷，历代藏经皆为孙吴康僧会（？至二八0）所译，颇可疑。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其虽非康僧会译作，但自译语观之，很可能成书于魏晋时期（即公元三、四世纪）。尽管其传译路线不甚明了，经中所载诸譬喻，无疑于东晋南朝之际，业已流传到滨海地域。就故事梗概而言， “阳羡书生”与“梵志吐壶”若合符契：旁观许彦换成了偷窥太子，鹅笼书生换成了吐壶梵志；而吞吐男女之事，则相仿佛。故二者之间的渊源，不待详陈。此外可堪注意的是，《旧杂譬喻经》承续印度佛教一贯的厌女传统，卒章显志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而吴均却悄然抹去了这一蛇足。

“阳羡书生”也好，“梵志吐壶”也罢，情节中最富戏剧性之处，莫过于连环吞吐之“二心”：梵志所吐女子心不在焉，别吐一男子，与其共卧；而吴均令该男子亦怀外心，别吐一女子，堪称妙笔（后文当详论）。钱锺书先生搜罗古今中外类似案例，文赡事详，可资参阅（《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第一二五则）。钱氏《管锥编》论之曰：“戏剧及小说每有此情节，班·琼生称为‘交错求情’（some such crosswooing），近人或谓之‘连锁单相思’（chaÎnes d’amours en cascades）；窃以为不妨名曰‘鹅笼境地’。”此诚通人之言。然而，此类情节的一种亚型—将女子囚拘，吞入腹中或关入容器，犹不能禁其不安于室—于禹域之外流播甚广，前贤似未留意，故在此不揣谫陋，略作论列。

三

巴利语佛典《本生》（Jātaka ）“九偈会”（Navanipāta）中有一则故事题为“箧”。其事曰：迦尸国有族姓女貌美。有罗刹见而爱之，虏以为妻。夜长梦多，恐生二心，故将此女装入箧内，并将此箧吞入腹中，以为高枕无忧矣。一日，罗刹沐浴之时，吐出此箧，将此女放出休憩片刻。当是时，有持明仙人为风神之子，持剑腾空而过。此女即招彼仙人入箧中共卧，以衣覆之。罗刹沐浴归来，不觉有异，遂将二人之箧吞入腹中。后经高人指点，知为三人游；事遂泄（V.FausbØll， ed.，The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 Vol. III， pp. 527–531）。

印度中央邦巴尔胡特（Bharhut）遗址所出一浮雕可与此则本生故事勘同，上刻梵字标明所雕男子即持明仙人。据吕德斯推测，此浮雕中，仙人应女子所邀，整理衣饰，正欲钻入箧中（H. Lüders， CorpusInscr ipt ionum Indicarum ， Vol . I I ， Par t I I ：Brāhmī Inscriptions from Bhārhut ， pp. 154–155， plates XXI， XLIV）。其说可从。由是观之，此本生故事于公元前一世纪（相当于西汉中期）业已流行于中天竺，为同类题材现存最古之版本。相较于《旧杂譬喻经》，梵志换成了罗刹，吐壶换成了吐箧；此外，女子亦非别吐一男子，而是招一过路仙人入箧。

类似的桥段在婆罗门教湿婆派的传统中也留下了痕迹。相传为克什米尔诗人月天（Somadeva） 所作的《故事海》（KathāSaritsā Gara）大约成书于公元十一世纪后半叶（相当于北宋中后期），基于年代更早的另一部故事集敷衍而成。内容海纳百川， 无所不包。书中章节，皆名为“波”（tara ga ）。第六十五“波”中记树上偷窥事，与《旧杂譬喻经》所载颇为相似：有三人酒足饭饱，上树欲眠，见一人独行，来至树下卧。俄尔，又见一男子从池中出，口中吐一女子及卧具，缱绻而眠。此女见树下所卧行人。行人问其名，答曰：“拙夫龙也。妾乃龙女。勿惊勿惧！妾尝与过往行人缱绻，九十有九之数。今日逢君，得满百矣。”卧龙惊觉，见而震怒，口中出火。顷刻，男女俱为灰烬（X 8.153–158;C.H. Tawney，The Kathá Sarit Ságara or Ocean of theStreams of Story ， Vol.II， p.99）。

此类树下艳遇未必皆以灰飞烟灭为结局，而偷窥者与姘夫常常合二为一。阿拉伯故事集《天方夜谭》 （又称《一千零一夜》）开篇即前述《故事海》之姊妹篇：萨珊王山努亚有妻帏薄不修，其弟萨曼同病相怜。兄弟二人黯然销魂，离家云游以遣怀。一日，于海滨值巨树清泉，饮水休憩。忽见海中有幽鬼出，头顶一匮，来至树下。既坐，开顶匮，中有一匣，匣中有美貌女子，灿若云霓。幽鬼枕此女膝而眠。鬼既寐，女未寝，见树上之人，便置膝上鬼头于地，起招二人下树缱绻。二人不从。女曰：“若不从者，幽鬼将寤，汝命休矣。”二人惊恐，不敢有违。遂下树，轮番与此女缱绻。事毕，女子自囊中取出印戒五百七十余枚，累累乎如贯珠，曰：“此皆旧日姘夫所遗。今既奉枕席，愿有印戒见赠。”二人慨然应允，取印戒赠之。复曰：“妾本良家女，洞房花烛夜为此幽鬼所虏，强以为妻。置妾于此匣中，韫匮而藏诸重溟之下，七重锁钥，不见天日。此幽鬼自以为得之，焉知妾姘夫之夥？夫女心之所向，九死其犹未悔；重垣叠锁，虽多，亦奚以为？”二人闻言叹服，遂拜别此女，径返王城（J.C. Mardrus & P.Mathers，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 Vol.I， pp.3–5）。

此事于《天方夜谭》中数见，并凭借此故事集之传播，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自东徂西，此类娶妻不贞者结伴云游的题材屡见不鲜；在很多故事里，这些不幸的丈夫们遇到的不是呼风唤雨的幽鬼，而是负重前行的可怜人。前黎巴嫩山脉（Ant i lebanon）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提到一个类似情节：有一农夫躬身扶犁，背负一匣，秘不示人。咨诹再三，无对；赂之以金，方曰：“燕尔方初，新妇貌美。恐登徒子觊觎，故藏娇于此匣中。”闻者不信，请目验之。遂置此匣于地，取钥开之。既启，见美妇于匣中，与一男子共卧（G.Bergsträβ er， ed.， Neuaramäische Märchen ， pp.30，33）。

无独有偶， 中世纪欧洲也流传着“龛中美妇”（Die Frau imSchrein）的传说：意大利卢卡（Lucca）城中有一男子，孑孑独行。有巨龛在背，如负千钧。至林荫，欲小憩，遂释重负，取钥开龛。龛中出美妇，桃李之年，婀娜娉婷。妇自龛中取诸肴馔，共坐宴。酒足饭饱，男子枕妇膝而眠，已而鼾声大作。妇遂置其头于龛上，起与旁人调笑缱绻。事毕，唤其夫，宴坐如前。夫既寤，复纳妇于龛中，锁之；负龛向锡耶纳（Siena）而去（A. Wesselski， ed.， Märchen desMittelalters ， pp.6–7）。

四

凡此种种，皆本自囚拘女子这一基本母题，只是容器不尽相同。女子怀恨报复，伺机另觅男子，或于别处缱绻，或诱其入器共枕。而《旧杂譬喻经》似乎见证了同一母题的进一步发展：女子如法炮制，囚拘另一男子偷欢。虽不能称之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但无疑为此寻常报复之举平添不少意趣。厌女之人自然将其看作女子水性杨花、不受羁勒的明证；然细品之下，又不免有一种“恨人日久，终成所恨之人”的悲凉。那位蒙在鼓里的丈夫醒时可憎又可怖；沉睡之时，又沦为旁观者眼中的蠢蛋，可笑又可怜。而被囚拘于方寸之间的女子则可怜更甚，不仅是因为囹圄桎梏，更是由于她那狭小世界之中，别无所有，只有这一位可憎又可怖的老师。如果没有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么熏习渐染，成为另一位可憎又可怖的爱人，应该不算是出人意料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