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鹅鹅》从何处来
作者: 陈瑞翾
新年伊始,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原创动画短片合集《中国奇谭》在网上热播。其中,《鹅鹅鹅》一集画风诡谲,剧情叵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其独特的风格相当部分源于原著本身。故撰此小记,就其原著及背景稍作介绍,略陈管见。
一
《鹅鹅鹅》脱胎于“阳羡书生”的传说,最早见于梁朝吴均(四六九至五二0)所作的《续齐谐记》。所谓“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湖州安吉)人。《梁书·文学传》《南史·文学传》皆有传,大同而小异。文名出众的吴均是梁武帝萧衍(四六四至五四九)的御用文人。但他很有上进心,致力于为前朝著史,希望以史学名世。朝廷不大支持他的研究计划,他就私下搜集材料,撰《齐春秋》三十卷。武帝不悦,派了一名亲信属官就书中内容诘问吴均,以其“支离无对”为由,判了个焚书免职。个中缘由,千载之下,难以尽知。
吴均好怪力乱神。这也体现在《续齐谐记》上面。《齐谐》相传为先秦志怪名著。书中所载鲲鹏南徙扶摇而上之异状,经《庄子·逍遥游》征引而广为人知。刘宋一朝,曾有人作《齐谐记》七卷,无疑是对这部名著的致敬。而吴均作续记,亦属踵事增华之举。这是一本小书,篇幅仅一卷,或为吴均发奋著史之余乘兴所作。原书尽管散佚,但流风所及,唐宋以来类书多所采撷。书中故事,虽多匪夷所思之类,但对民俗宗教影响深远。举例而言,民间端午节包粽子祭屈原的习俗,最早就出自此书“楝叶丝”一节所载之“汨罗遗风”。明初以来,自陶宗仪《说郛》始,此书辑本众多,其中较为流行的是清乾嘉年间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民国初年,鲁迅先生于《古小说钩沉》稿中重辑此书,自一九三八年刊行以来,素为学界所重。在绝大多数存世辑本中,都有“阳羡书生”一节。
即便在这样一部奇书中,“阳羡书生”一节也是特出的。鲁迅先生对此节颇多偏爱,氏著《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续齐谐记》时说:“其(即吴均)为小说,亦卓然可观……阳羡鹅笼之记,尤其奇诡者也。”这奇诡的故事梗概,对所有《鹅鹅鹅》的观众,应该不会陌生。但吴均故作狡狯,添加了一些颇堪玩味的细节:据称,此乃一位东晋太元年间(三七六至三九六)的高官与同僚分享的奇闻逸事。回忆中的高官仍是那位阳羡许彦,背负鹅笼独自跋涉于江湖之远。偶遇一书生钻进鹅笼,由此故事便开始了。书生可能是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十七八岁少年郎模样。临别之际,非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礼数周全地将一件铜盘慷慨相赠:“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阳羡书生”中最重要的道具,便是鹅。其内涵颇为费解:为何是鹅?许彦背着双鹅走在山间又意欲何为?事实上,鹅不是普通的家禽。陈寅恪先生于《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论及王羲之写帖笼鹅,以为并非由于书法笔势,而因天师道众服用丹石之故:“鹅之为物,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既于本草列为上品,则其重视可知……故山阴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实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鄙俗也。”(《金明馆丛稿初编》)由是观之,则许彦之宗教身份,或与天师道不无关联。
天师道者,又称“五斗米道”,相传为东汉张道陵所创,于魏晋南朝风靡士族大姓。典型的天师道世家有盛产书法家的琅琊王氏,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皆为天师道众,于史有征。其信仰形式主要为由道士代道众向神仙上章祈福禳灾,又杂有诸多方术及丹石,且与东汉以来的政治革命关系密切。陈寅恪先生考证天师道兴废之迹,发现“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因“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金明馆丛稿初编》)。无论是阳羡还是吴兴,均属滨海地域。故吴均虽出身寒贱,对此类服丹好鹅之风气,当无隔膜。而他所讲述的神秘奇遇,或许也可视作此类文化接触的一个隐喻。
二
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阳羡书生”是中国故事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一番精彩的议论:“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固有……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早已孤明先发,考证这个故事脱胎自《旧杂譬喻经》“梵志吐壶”一节。所谓“梵志”,即古印度语“婆罗门”之异译。其事如下:
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便内妇著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
《旧杂譬喻经》二卷,历代藏经皆为孙吴康僧会(?至二八0)所译,颇可疑。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其虽非康僧会译作,但自译语观之,很可能成书于魏晋时期(即公元三、四世纪)。尽管其传译路线不甚明了,经中所载诸譬喻,无疑于东晋南朝之际,业已流传到滨海地域。就故事梗概而言, “阳羡书生”与“梵志吐壶”若合符契:旁观许彦换成了偷窥太子,鹅笼书生换成了吐壶梵志;而吞吐男女之事,则相仿佛。故二者之间的渊源,不待详陈。此外可堪注意的是,《旧杂譬喻经》承续印度佛教一贯的厌女传统,卒章显志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而吴均却悄然抹去了这一蛇足。
“阳羡书生”也好,“梵志吐壶”也罢,情节中最富戏剧性之处,莫过于连环吞吐之“二心”:梵志所吐女子心不在焉,别吐一男子,与其共卧;而吴均令该男子亦怀外心,别吐一女子,堪称妙笔(后文当详论)。钱锺书先生搜罗古今中外类似案例,文赡事详,可资参阅(《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第一二五则)。钱氏《管锥编》论之曰:“戏剧及小说每有此情节,班·琼生称为‘交错求情’(some such crosswooing),近人或谓之‘连锁单相思’(chaÎnes d’amours en cascades);窃以为不妨名曰‘鹅笼境地’。”此诚通人之言。然而,此类情节的一种亚型—将女子囚拘,吞入腹中或关入容器,犹不能禁其不安于室—于禹域之外流播甚广,前贤似未留意,故在此不揣谫陋,略作论列。
三
巴利语佛典《本生》(Jātaka )“九偈会”(Navanipāta)中有一则故事题为“箧”。其事曰:迦尸国有族姓女貌美。有罗刹见而爱之,虏以为妻。夜长梦多,恐生二心,故将此女装入箧内,并将此箧吞入腹中,以为高枕无忧矣。一日,罗刹沐浴之时,吐出此箧,将此女放出休憩片刻。当是时,有持明仙人为风神之子,持剑腾空而过。此女即招彼仙人入箧中共卧,以衣覆之。罗刹沐浴归来,不觉有异,遂将二人之箧吞入腹中。后经高人指点,知为三人游;事遂泄(V.FausbØll, ed.,The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 Vol. III, pp. 527–531)。
印度中央邦巴尔胡特(Bharhut)遗址所出一浮雕可与此则本生故事勘同,上刻梵字标明所雕男子即持明仙人。据吕德斯推测,此浮雕中,仙人应女子所邀,整理衣饰,正欲钻入箧中(H. Lüders, CorpusInscr ipt ionum Indicarum , Vol . I I , Par t I I :Brāhmī Inscriptions from Bhārhut , pp. 154–155, plates XXI, XLIV)。其说可从。由是观之,此本生故事于公元前一世纪(相当于西汉中期)业已流行于中天竺,为同类题材现存最古之版本。相较于《旧杂譬喻经》,梵志换成了罗刹,吐壶换成了吐箧;此外,女子亦非别吐一男子,而是招一过路仙人入箧。
类似的桥段在婆罗门教湿婆派的传统中也留下了痕迹。相传为克什米尔诗人月天(Somadeva) 所作的《故事海》(KathāSaritsā Gara)大约成书于公元十一世纪后半叶(相当于北宋中后期),基于年代更早的另一部故事集敷衍而成。内容海纳百川, 无所不包。书中章节,皆名为“波”(tara ga )。第六十五“波”中记树上偷窥事,与《旧杂譬喻经》所载颇为相似:有三人酒足饭饱,上树欲眠,见一人独行,来至树下卧。俄尔,又见一男子从池中出,口中吐一女子及卧具,缱绻而眠。此女见树下所卧行人。行人问其名,答曰:“拙夫龙也。妾乃龙女。勿惊勿惧!妾尝与过往行人缱绻,九十有九之数。今日逢君,得满百矣。”卧龙惊觉,见而震怒,口中出火。顷刻,男女俱为灰烬(X 8.153–158;C.H. Tawney,The Kathá Sarit Ságara or Ocean of theStreams of Story , Vol.II, p.99)。
此类树下艳遇未必皆以灰飞烟灭为结局,而偷窥者与姘夫常常合二为一。阿拉伯故事集《天方夜谭》 (又称《一千零一夜》)开篇即前述《故事海》之姊妹篇:萨珊王山努亚有妻帏薄不修,其弟萨曼同病相怜。兄弟二人黯然销魂,离家云游以遣怀。一日,于海滨值巨树清泉,饮水休憩。忽见海中有幽鬼出,头顶一匮,来至树下。既坐,开顶匮,中有一匣,匣中有美貌女子,灿若云霓。幽鬼枕此女膝而眠。鬼既寐,女未寝,见树上之人,便置膝上鬼头于地,起招二人下树缱绻。二人不从。女曰:“若不从者,幽鬼将寤,汝命休矣。”二人惊恐,不敢有违。遂下树,轮番与此女缱绻。事毕,女子自囊中取出印戒五百七十余枚,累累乎如贯珠,曰:“此皆旧日姘夫所遗。今既奉枕席,愿有印戒见赠。”二人慨然应允,取印戒赠之。复曰:“妾本良家女,洞房花烛夜为此幽鬼所虏,强以为妻。置妾于此匣中,韫匮而藏诸重溟之下,七重锁钥,不见天日。此幽鬼自以为得之,焉知妾姘夫之夥?夫女心之所向,九死其犹未悔;重垣叠锁,虽多,亦奚以为?”二人闻言叹服,遂拜别此女,径返王城(J.C. Mardrus & P.Mathers,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 Vol.I, pp.3–5)。
此事于《天方夜谭》中数见,并凭借此故事集之传播,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自东徂西,此类娶妻不贞者结伴云游的题材屡见不鲜;在很多故事里,这些不幸的丈夫们遇到的不是呼风唤雨的幽鬼,而是负重前行的可怜人。前黎巴嫩山脉(Ant i lebanon)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提到一个类似情节:有一农夫躬身扶犁,背负一匣,秘不示人。咨诹再三,无对;赂之以金,方曰:“燕尔方初,新妇貌美。恐登徒子觊觎,故藏娇于此匣中。”闻者不信,请目验之。遂置此匣于地,取钥开之。既启,见美妇于匣中,与一男子共卧(G.Bergsträβ er, ed., Neuaramäische Märchen , pp.30,33)。
无独有偶, 中世纪欧洲也流传着“龛中美妇”(Die Frau imSchrein)的传说:意大利卢卡(Lucca)城中有一男子,孑孑独行。有巨龛在背,如负千钧。至林荫,欲小憩,遂释重负,取钥开龛。龛中出美妇,桃李之年,婀娜娉婷。妇自龛中取诸肴馔,共坐宴。酒足饭饱,男子枕妇膝而眠,已而鼾声大作。妇遂置其头于龛上,起与旁人调笑缱绻。事毕,唤其夫,宴坐如前。夫既寤,复纳妇于龛中,锁之;负龛向锡耶纳(Siena)而去(A. Wesselski, ed., Märchen desMittelalters , pp.6–7)。
四
凡此种种,皆本自囚拘女子这一基本母题,只是容器不尽相同。女子怀恨报复,伺机另觅男子,或于别处缱绻,或诱其入器共枕。而《旧杂譬喻经》似乎见证了同一母题的进一步发展:女子如法炮制,囚拘另一男子偷欢。虽不能称之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但无疑为此寻常报复之举平添不少意趣。厌女之人自然将其看作女子水性杨花、不受羁勒的明证;然细品之下,又不免有一种“恨人日久,终成所恨之人”的悲凉。那位蒙在鼓里的丈夫醒时可憎又可怖;沉睡之时,又沦为旁观者眼中的蠢蛋,可笑又可怜。而被囚拘于方寸之间的女子则可怜更甚,不仅是因为囹圄桎梏,更是由于她那狭小世界之中,别无所有,只有这一位可憎又可怖的老师。如果没有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么熏习渐染,成为另一位可憎又可怖的爱人,应该不算是出人意料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