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献之间的夏文明

作为近二十年来夏文化考古代表作之一，冈村秀典的《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以下简称《夏王朝》）通过考古分析探讨早期中国三代文明的起源与特征，特别是王权和王朝的诞生过程与动因，回应史学界流行的疑古思想：“前些年在日本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意见仍根深蒂固，在出版界可以说只要是谈到‘夏王朝’，必然加上‘谜之’和‘幻之’的修饰语，学术论文中甚至将‘夏王朝’作为禁忌标题。”冈村认为经典传统是文明的核心，涉及深层的思想史与民族性关怀：“为什么中国提倡夏王朝的实际存在论呢？其原因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思潮中都可明确地看到，如果不克服中国和日本之间在这一论题上的这种差异，就很难在日中之间讨论王权和国家形成这一考古学的重要课题。”

冈村通过对二里头的社会考古分析，描述了早期中国王权初兴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变革，特别是二里头三期开启的近百年王朝气象。他明确肯定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并根据考古学遗存推定出其政权控制范围：“二里头文化以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分布区域为基础，向其周边略有扩大，即以王都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半径不到一百公里的范围。”在这个有限的政治版图之外，二里头文化的扩展，并不是由于夏王朝的势力扩大和夏人的逃亡，而是因为“周边地区集体选择性地对二里头文化的接受”。区域互动过程中“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时代的核心在中国世界的形成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分析冈村与徐旭生、邹衡夏文化考古体系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夏王朝》一书的观点与贡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周、秦文化考古的开拓者徐旭生基于文献线索确定晋南、嵩洛两处“夏墟”大致分布范围，并通过一九五九年春的“夏墟”考察拉开夏文化考古序幕。在嵩洛“夏墟”，徐旭生首先在嵩山南麓“禹居阳城”传说之地登封告成发现龙山文化遗存，成为日后王城岗考古的开端。随后，他在嵩山北麓伊洛河南岸传说斟故地罗庄找到龙山文化线索。最后，他在伊洛河北岸发现二里头遗址，并基于汉代文献定为汤都西亳（中译本称清人将二里头遗址定为西亳，不确）。由此，徐旭生将洛阳盆地东端罗庄、偃师之间大约二十公里长的地带确认为夏商政治变革核心舞台。晋南“夏墟”的考察虽然因麦收中辍，日后中国科学院（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的发掘与阐释以及晋南的考古调查基本出自徐旭生的夏考古体系—二里头不同文化层之间的差别成为讨论夏商转折的主要线索，晋南龙山文化都邑陶寺则被视为早期夏文化遗存。

一九八二年冈村在北大留学期间受到邹衡夏文化研究的直接影响。一九七七年，邹衡在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上提出龙山文化不属于夏文化、二里头代表夏王朝遗存，以及汤都在郑州商城三个环环相扣的观点。八十年代二里头碳十四测年数据覆盖夏纪年大部（约公元前一九00至前一六00），而龙山时代（约公元前二六00至前二一00）早于夏纪年。邹衡以二里头为夏文明的观点因此得到广泛支持。学界逐渐放弃晋南陶寺代表早期夏文化遗存的观点，转而接受陶寺与传说时代陶唐氏政权的联系。

一九八三年，在二里头以东六公里偃师商城的发现支持了徐旭生以洛阳盆地东部为夏商变革中心舞台的判断和邹衡视二里头为夏都的观点。偃师商城在时代（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地点（尸乡沟）、文化面貌（二里冈文化）等各方面比二里头更接近《汉书·地理志》中“尸乡，殷汤所都”的西亳。二里头作为晚期夏都的历史定位因此得以巩固。

冈村指出夏考古未来的问题是寻找先秦文献中斟之前的几个夏都，同时批评在考古发现与传说地理之间建立简单的对应关系，特别是晋南“夏墟”的考古学意义。冈村认为二里头时代的晋南社会已经在夏王朝控制范围之外，将晋南遗存包括在二里头文化中的做法并非基于考古学文化特征，而是文献传说左右考古学释读的结果：“即使否定新砦文化的邹衡，也因为河南中西部到山西南部有许多夏王朝传说，而将山西南部的东下冯文化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类型。这也是结合对古典文献的理解而设定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应该铭记考古学的‘文化’和‘类型’只是分析方法上的时间和空间的工作假设，它并不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由于二里头政权的版图与《禹贡》九州传说空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冈村支持疑古史学家的看法，认为晋南“夏墟”是战国晚期魏国为宣扬其地缘政治理想而鼓吹的托古之作：“《尚书·禹贡》的‘九州’是一个与之无法相比的广阔领域，保留了很多夏王朝风俗的山西南部也脱离了夏文化势力圈，所以在古典文献上看到的‘夏墟’记载也几乎不可信。”

晋南“夏墟”是讨论文献与考古的关系、二里头政权的政治版图、夏文明内涵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节点。因此，晋南的出局也为文献中的三代文明体系带来结构性挑战。两周经典中的夏文明叙事普遍具有晋南主导的空间特征——《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晋南、陶唐、冀方、夏墟几个空间概念紧密相连，构成冀州腹地。在《尚书·禹贡》九州传说地理中，晋南是诸州贡路的终点、冀州帝都之所在。虽然《禹贡》被疑古派史学家视为战国伪书，但是冀州为九州之首的观念在先秦文献中十分常见，并被用作天下的代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楚辞·九歌·云中君》）古人用构成冀州U 形边界的三段黄河河道定义三河之地与三代文明空间——河东（晋南）在西河以东，河内（豫北）在东河以北，河南（嵩洛）在南河以南。“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史记·货殖列传》）晋南与冀州因此成为古人为我们整合文献与考古提供的一套历史地理坐标。

近年的高精度测年将龙山时代下调两三百年（约公元前二三00至前一九00/ 一八00），二里头一期时间下调到公元前十八九世纪。曾经作为晋南早期夏文化都邑的陶寺中晚期（约公元前二一00至前一九00），以及传说“禹都阳城”的王城岗，重新进入《竹书纪年》中四百七十一年的夏积年。对此，刘绪通过缩短文献中的夏积年来维持邹衡以二里头一期为夏文化上限的说法，李伯谦主张回到河南龙山文化中寻找早期夏文化的踪迹，冈村则在这两个方案之间权衡——既质疑《竹书纪年》夏积年之长，也主张以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为早期夏文化遗存。

同时，晋南和黄土高原龙山考古新发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徐旭生夏文明考古体系中晋南“夏墟”的意义。在文献夏纪年早期，晋南拥有陶寺、南石-方城、周家庄等规模达到三四平方公里的大型龙山都邑，并各有中小型聚落环绕，使晋南成为龙山社会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晋南所在的高地龙山社会是东亚、北亚、中亚三个互动圈交汇之处。陶寺早期大墓出土彩绘龙盘、石磬、鼍鼓、土鼓、绿松石镶嵌腕饰、玉器、宴饮器皿所代表的礼乐器组合雏形，以及陶寺中晚期具有仪式特征的铜铃、镂空铜璧、铜蟾蜍，为龙山世界所仅见。这些与众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实践，使晋南成为早期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沿。

以双耳罐和空三足器为代表的高地龙山社会互动网络，连接甘肃与太行山脉之间广阔的高原与河谷。其中，陕北龙山都邑石峁（约四平方公里）与晋南的陶寺关系密切。在关于“中国世界的形成”的讨论中，冈村以石峁的发现证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黄土高原确实存在着可以与二里头文化相匹敌的高度文化。” 其中，以牙璋为代表的石峁玉器传统可能是“对二里头文化中瑞玉的出现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的原点”。在嵩山南麓，淮河上游发现瓦店、余庄、王城岗、古城寨等一系列中小型龙山城址。虽然晋南、陕北、嵩洛三地龙山政权的关系不明，但是这些发现显示龙山时代政治发展同时存在至少三个核心舞台，其中晋南位置居中，并在知识、技术与制度方面呈现出丰富的创造力。

距今三千八九百年前，龙山社会经历大规模的社会崩溃，人口锐减，晋南盆地、嵩山南麓龙山聚落相继废弃。二里头政权在洛阳盆地中的崛起标志着早期中国政治舞台从河东转向河南。剧变之下，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嵩山南北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与王湾类型、淮河中游的王油坊类型、江汉肖家屋脊文化等区域传统都对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有所贡献，使得洛阳盆地成为新的辐辏之所。冈村认为气候史上的干旱时代不能有洪水，建议讨论夏王朝时不必考虑洪水的传说。然而，针对古气候替代性指标的研究多显示龙山时代气候异变期间干旱与洪水交替发生，持久干旱会使洪水破坏性倍增，因此尚不能排除文献追述中王朝初兴时代中的气候与环境因素。

至二期，二里头政权在郑州一带建立东赵、大师姑、望京楼三城扼守东方门户。冈村认为三期开始的近百年间是二里头政权作为早期王朝存续的时代，“起因不是通过征服战争建立统治和从属的地位，也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平民生活的变化，而是因为一部分有权势的人为了维持自己利益而创造了宫廷礼仪。而成为当政者的贵族们却把平民当作各种劳役无限使用，并由此建立了国家的权力基础”。此书对建筑格局、人力动员、饮食物用、礼仪祭典、宫廷礼制等各方面的探讨始终围绕着王权形成过程中对人口组织结构、手工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为夏文化考古带来丰富细致的社会考古学观察——仅黄牛与王权关系一条，背后就由一部《中国古代王权与祭祀》巨著支撑。

但是，冈村把二里头政权的出现视为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稳定发展，忽视了发生在龙山与二里头两个时代之间、晋南与嵩洛两个区域之间政治空间格局与人口规模的剧变。二里头文化腹地虽然位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分布区，代表二里头手工业与礼制文化成就的青铜冶金技术、牙璋、铜铃却都是高地龙山社会的遗产，而上层文化的流传不必与区域陶器传统紧密相连。此时，石峁依然活跃于黄土高原北部，与二里头同为龙山传统的继承者，形成南北并立的政治局面。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青铜礼制发生的过程——既然冈村将礼制与礼器的产生视为王权初兴的重要表现，那么来自高地龙山传统的冶金技术如何参与了二里头三、四期青铜礼器的创生？既然二里头不是通过征服战争建立统治和从属的地位，那么使用这些器具的宴饮与祭典活动如何成为二里头文明的核心特征，导致其物质文化的广泛传播，并成为日后三代礼器滥觞？

左右二里头礼器化走向的是东方良渚－大汶口社会中以玉瓒－漆觚组合为核心的祭祀与宴饮传统。从塞伊玛－图尔宾诺冶金传统中使用悬置范芯双合范铸造技术制作管銎的工具和武器，到陶寺铜铃的出现，再到二里头作坊用复杂的块范法铸造爵、斝、盉、鼎等薄壁青铜酒具与炊器，早期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被逐渐纳入张弛所谓“龙山化”中原器用传统。对比龙山匠人在薄胎漆器美学主导之下制作的磨光黑陶器皿，青铜冶铸过程涉及液体与固体之间的物态转换。同时，成品酒具的灿烂光泽、铿锵之声、高耐热性，都呈现出与陶器和漆器截然不同的传奇特征，成为三代青铜礼器宗教性之源。

与此同时，冶金匠人可能给中原带入一些北方萨满教传统特征。石峁、陶寺出土的铜玉连璧腕饰，陶寺出土的铜铃、铜璧、铜环、铜蛙，西城驿出土的铜镜都显示龙山铜器与身体仪式的紧密结合。从民族学角度来看，这些铜饰的表演性特征多与萨满宗教传统相连。二里头贵族佩戴的货贝串饰是这种北方特征的核心标准。与冈村的华南来源说不同，彭柯、朱岩石在九十年代中已经开拓性地指出四千多年前开始首现于西北史前遗址的货贝来自印度洋沿岸，并贯穿早期中国青铜时代。在秦汉时代之后，贝饰依然是北方民族萨满服饰中的核心内容。二里头贵族墓葬发现的绿松石镶嵌铜牌、玉舌铜铃和贝饰组合延续了高地龙山传统的表演性特征，可能是夏史传说中禹步、万舞、干戚之舞这类宗教舞蹈强大震慑力的来源。二里头文明的魅力，在于其对宴饮、舞乐等不同来源的仪式传统进行了独特的组合与创新。

王朝落幕之后数百年间，龙山－二里头时代的遗产依然通过历史山川、传世古物、遗民口述等方式在商周社会中传承。作为传说时代政治遗产的传述者，文献中的周人是夏王朝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理解周人视角是整合考古与文献的关键。通过比较考古时空特征与先秦文献，夏遗产在周人历史地理观念中始终作为复数共存，周人在建国之初就以晋南、嵩洛两处“夏墟”作为营建其天下秩序的历史地理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