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摸象的」盲人
作者： 陈彩虹
一、新冠疫情、数字货币和元宇宙
全世界近些年的三大热点，新冠疫情、数字货币和元宇宙，令人情绪起伏，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现实与魔幻交织的世界似乎正在到来。新冠疫情是出悲剧，病了那么多人，生产滑坡，市场冷清，经济疲弱，生活失常，至今仍然难言完全结束。数字货币有点喜剧味道，便捷社会生产和生活，降低交易成本，节约自然资源，大有“十拿九稳”之态势，溢美之声不少，似可说情理使然。元宇宙呢？这个被看作人类真实社会旁边未来的“虚拟世界”，究竟是悲是喜，或无关悲喜，目前尚说不清楚—专家学者议得热烈，平头百姓雾水一头，加总起来，还是个模棱两可的样子。
新冠疫情在全球横行两年多了。在小小的病毒面前，我们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知识的有限，更感受到了人类思维的混乱。新冠病毒是一种大自然的存在，人类根本消灭不了它，表明人类并非是这个星球上的主宰，而只是与其他物种共生、共存和共长的另一种大自然的存在而已，有相对优势却无绝对能量，为造物主所造而非造物主本身。所谓相对优势，是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思维、语言和文字的“灵性”，能够获得或创造某些知识来理解世界，通过制造“人造物”影响世界，参与世界演进，甚至某种程度地改变世界。这些知识在现代社会，多被冠以“科学的”描述、总结、定义、规律等，用来指导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当先进的核酸检测技术能够迅速判断出“阳性”，而“科学的”知识战胜不了新冠病毒时，让人不禁要发问：这究竟是人类的知识或思维问题，还是大自然造物时的规定？
数字货币还未全面进入社会生活，就目前普及性的说法，它的优势是既“快”又“省”，还“去中心”而不属于任何人类的垄断组织。“快”和“省”，一个高速度，一个低成本，它们或许会成为事实—因为已有的数字支付工具，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就有“快”和“省”的表现，数字货币只会更胜一筹。“去中心”，是相对于现在货币发行由各国中央银行“单一中心”承担而言的，它兴起于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模式，大有革命性的意味。但“去中心”由“单一中心”转向网络“多中心”来创造货币，仅仅通过技术网络就能完全去掉“垄断”，还是需要某种人为的“共识”支持，从而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武断”，未有确定结论。恰恰这一点，“一个中心”和“多中心”发行或创造货币，谁优谁劣，还说不清楚。
走进数字货币深层的设计逻辑，“去中心”肯定是人世间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货币从此不再出自中央银行“单一中心”，而是由“多中心”的技术网络创造出来，“垄断”货币发行从此不再。就货币说货币，这只是发行或创造货币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如果从人类和“人造物”的关系来看，这是代替人类社会组织的网络“造币主”诞生，“人类造币”将为“网络造币”所代替，相当于货币时空里出生了新的超越人类的“造物主”。这里的悖论，如此醒目，又如此奇特：人类承认自我“垄断”的缺陷，因而要制造消除“垄断”缺陷的网络“造物主”，并相信这个“造物主”比人类社会组织做得更好，能够完美地消除人类的缺陷。问题在于，有着先天欠缺的人类，可以制造出“全能的”事物，彻底解决人类的不足？
从数字货币到元宇宙，一个是小小的可感可视“造物”，一个是巨大无边的虚拟空间，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但它们有着实质的不同。数字货币仅仅是现实网络世界里的单个事物，只是“人造物”技术网络产出的第二代产品；元宇宙则是网络世界本身，是虚拟化、基础性、全方位和全功能的新型网络世界，是未来“人造物”的“母体”，将制造一代又一代新的“造物”，解决人类这样那样的难题。这正如我们在工业社会早已熟知的“母机器”和“子机器”以及“产品”的关系，元宇宙属于人造出来的“母体世界”，数字货币不过是由此类“母体世界”生产出来的“子体”或“产品”而已。元宇宙受到专家学者们的热烈推崇，就是因为它具有再制造各种各样“子体”或“产品”的无限可能。
元宇宙令人疑惑的地方，也在这里。人类可以制造出某种“人造物”，代替人完成难以直接完成或难以完备完成的任务，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给人带来便利、轻松和富足，也带来愉悦、乐观和幸福，还带给人类对自身认知的线性思维—人类就是一直处在进步之中的大自然特殊物种，并有望持续地向着无限的未来提升。然而，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就没有过只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极品“人造物”。我们经历过的工业化时代，给予了最近更是最好的解答。这就是说，走向未来的“人造物”，从设计逻辑和目标看，一定是趋于完备、完整和完全；但“人造物”真实的未来如何，并不确定。元宇宙作为“人造物”，有理由充分相信，它将福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可能是一个终极完美的虚拟网络新世界。
与应对新冠病毒一样，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元宇宙的构建，都是基于由人类思维、语言和文字等“灵性”所发现和发明的“科学的”知识。世界近期的这三大热点，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不论是对付大自然的病毒，还是解决社会组织运行中的缺陷，以及创造新的虚拟网络空间，“科学的”知识在表现出强大的影响、改变和创造能量的同时，也表现出无法消除的重大局限性。也就是说，“科学的”知识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眼前的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存在着“科学的”知识难以认知，更难以解决的许多问题；可以预料，不只是今天，还有明天和未来，“科学的”知识仍然突破不了某种“天堑”，永远也无法认知和解决许多问题。这应当就是人类“灵性”的局限性。或者说，这就是人类天然的局限性。
二、“科学”和“科学的”意味着什么？
翻开任何一本严肃讨论“什么是科学”的著作，很容易看到，现代社会对于“科学”的理解，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沿着人类认知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知识体系的方向前行，这是“科学”的本原，具体表现为人类对于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分门别类的观察、综合、分析及推理等研究，揭示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结论；一是沿着人类判断自身“灵性”价值或意义的方向前行，“科学”衍化成了人类思维、语言和行为有没有价值、价值是大还是小的判断标准，具体表现为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和生产物品行动的依据，以及行动结果评说的依据。在这里，“科学”既是一种认知的方法论，又是一种实践的价值论。当我们说，这是“科学的”时，要么意味着认知世界运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要么意味着社会实践的做法是正确的，应当坚持并推崇。
科学方法论，显然是科学价值论的基础。既然如此，当且仅当科学方法论总是能够运用到认知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所有方面，并且总是能够确切、稳定和持久地认清外部世界和人类的种种复杂情况时，科学价值论才具有相应的“总是”肯定的性质，才可以“总是”用来做人类社会实践的价值判断。否则，这样的价值判断，就是无效的，有时还是有害的。不无遗憾，人类的科学方法论，即便用科学方法论自身观察，也会发现它达不到“总是”全能的高度，科学价值论自然就无法“总是”用来做人类实践优劣的判断。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并不能够认知和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用“科学”来做人类实践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没有绝对厚实的基础。
人类当下面对新冠疫情，就是经典的案例。我们凭借“科学的”方法，运用最新的科技工具，不仅看到了病毒的模样，也祭出了“科学的”疫苗来对抗病毒对于人体的入侵，还有一些“科学的”药物，追杀病毒来疗治已经感染的人群。现实很无奈，“科学的”方法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几年过去后的结论是，人类无法消灭新冠病毒，将和病毒长期共存；人类只能跟踪它的变化，施加社会管理，倡导个人免疫力提升的生活方式；并寄望于大自然“天敌”出现，以及病毒变异后不再有强烈的传染性和致命性，以至于人类可由天赋的躯体，对抗病毒的攻击。在这里，“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一起表现出了它们的局限性。
人类认知和把握世界，从古至今，大致通过哲学、科学、文化和宗教四个方面来进行。哲学是关于世界和人普遍问题的总体认识和方法论。特点是从整体上看待世界和人，理解世界和人，促进改善、改良和改造世界，发展人、成就人和完善人，通常涉及的是世界和人的普遍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大问题。科学是源起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等分科的人类知识体系。特点是专门性、专业性、历史性和持续发展的变化性。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不论广义还是狭义都难有统一的界定。从人类认知和把握世界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中，自发或自觉形成的审美理念形态。宗教是超现实的特殊意识形态，相信存在超现实的主体或存在体，将其绝对化、永恒化和全能化，并将其终结到完美至极的“大善”之上。信仰既是实践的源起，更是实践的动能，还是实践的目的。
统归起来看，哲学是关于世界和人的整体认知论，科学是专门知识论，文化是审美价值说，宗教则是绝对信仰观。如果按照认知的“确实性”来排列，科学最为确实，哲学较为笼统，文化有些模糊，宗教是最模糊的。如果不过于计较严谨性，或者说用哲学来“笼统地”把握这四个方面，科学解决“真”的问题，哲学进行“全”的思考，文化做出“美”的分辨，宗教趋于“善”的考量，它们一起构成了人类“真、全、美、善”看待世界和人的整个大体系。由古而今，人类社会在这四个方面相互补充、角力和交合，你来我往，你进我退，你我互有，四大板块一直变动不居，但迄今仍然看不出，谁能够覆盖其他方面来一统天下。
详细来看科学。所谓科学，较普遍的看法是，在不同的专业范围内，运用这样一种认知和探究世界（包括人）的方法获得专门知识的体系。这种方法的特点，首先，研究对象具有可观察性，通俗说，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第二，从经验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某种共性、相似性或相近性的“规律”来，能够用于未来的预测，或是用于抽象的演绎或逻辑分析、推理，“科学的”结论大多是经验归纳而来，或是以经验归纳为基础的；第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这种“规律”能够被证实，也可能被证伪，那些被证实又被证伪过的“规律”，便有了“证实和证伪”的统计概率分布，概率的大小表明“规律”的可靠程度，“科学的”结论并非是绝对性的；第四，从“科学的”对象到“科学的”结论，人类总是在一个个共有体系或称“范式”中进行研究的，科学革命表现为包括方法在内的“范式”转换，“科学的”方法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将“科学”如此敞开来看，它的本原所在，就是“可观察对象”加上“证实和证伪”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能得到正确、确定或较大确定结果”的知识获取走向。在这里，我们看到“科学”的三大要素—特定的研究对象、证明方法和获取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科学方法论的整体。基于这个本原，当我们说这是“科学”或“科学的”时，要么是讲这样一个方法论的整体，要么是讲其中的某种要素—特定研究对象决定了“科学的”范围，证明方法决定了“科学的”手段，获取结果构成了“科学的”知识，“科学”就是这种对象、方法和结果的高度统一。反过来说，如果研究对象“不可观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不科学”；如果没有运用“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说这“不科学”；如果没有得出“正确、确定或较大确定”的结论，我们可以怀疑地说这“不科学”。容易推论，只要在“科学的”知识获取走向中，存在某个要素“不科学”，我们就有理由对整个科学方法论提出质疑。正是对象、方法和结果的统一，一方面，“科学”划出了自己的边界，它属于“真”的专门领域，与人类“全、美、善”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其他领域并列，假定它要出圈，突破自身边界，那一定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另一方面，“科学”在内部明确了自身的不足，研究对象受限于专门、局部和“可观察”，研究方法不完备也不完全一致，研究结论或知识不一定都“正确”或“确定”。如果我们人格化“科学”，就本原而言，“科学”对自身的把握是清楚的，也是清醒的，还是谦卑的。
科学的进步，以其知识和知识技术化的力量，造福了人类社会，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科学”从本原走向社会价值正面、肯定和积极的判断，人们由认同到推崇，由推崇到信仰，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价值论不过是科学方法论巨大能量的别名。然而，科学价值论具有双重性，它既是科学赢得更长足进步的社会正向力量，同时又是科学走向绝对化、唯一化和无边界误区的社会盲目力量—令人忧虑的事情，恰恰在这里，科学价值论走得太快，走得太远，远到已经出了“科学本原”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