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国”理想 ：杨廷栋的启示

如今知道杨廷栋的人已不多，在清末民初，他却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他提供了有关政治的新知识，深度参与了立宪运动和清王朝的“退位”，突然又急流勇退，转入实业界，亦成就斐然。在波涛凶险的近代中国，他的一生成功跨越了知识人、政治家与实业家三个领域，每次“跨越”不仅成功，且都不违背自己“法治国”的初衷和理想，委实不易。今年恰逢杨氏《政治学教科书》—近代中国人最早自己编写的政治学教科书—出版一百二十周年，撰此小文，亦有对先贤的致敬之意。

一

中国人对西方政教的认识最晚可追溯到明末。大约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主持南京天主教会的耶稣会士高一志（后改名王丰肃）撰写过《西学治平》（或称《治平西学》）的著作，邹振环说它“涉及西洋政治学”。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等人于一八五三年在香港创办了中文杂志《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 ），当年第三号刊登了《英国政治制度》一文，介绍了英国君主作用、议会、立法、司法、选举、审判和预算等制度。次年第二号又有《花旗国政治制度》一文，介绍美国的两院选举、总统选举、任期及职务，还有立法程序、预算、司法、陪审制度和行政等情况。但无论是明末的《西学治平》还是近代的《遐迩贯珍》，对当时的中国几无影响。

直到洋务运动后，国人才开始对现代政治学有所了解。王韬、郭嵩焘、马建忠等都谈到“政教”与西方富强的关系。戊戌时期政治学逐渐从零星知识向独立的知识体系聚合。书院和新式学堂里的“政治学”，这个三音节词是日制汉语， 最早出现在驻日外交官黄遵宪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这个术语渐渐取代了中国原来的“西学”“西政”。梁启超一八九六年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批评中国缺乏专门的政制教育，同时道出了他心目中的“政治之学”应包括历代政术、本朝掌故和天下郡国利病三方面知识，中国应学习西方政治之学“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的内容体系。梁启超曾多次表述这些内容，可以说代表了政治学专门化、专业化的“梁氏政治学”基本设想和观点。新式教育机构也逐渐把“政治学”纳入教学体系中，京师大学堂从筹备时就考虑加入政治学教育。一八九六年八月，管学大臣孙家鼐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数条建议，其中一条“学问宜分科”，拟定十科名目，“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一八九九年四月开始，《清议报》专门开设“政治学谭”专栏，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当期刊登了梁启超译欧洲著名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此文影响巨大，标志着作为独立学科的现代政治学进入中国。一九0二年，京师大学堂经过庚子之乱后正式开办，明确实行了七科制，第一科是“政治科”，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两目。

短短几年，现代政治学知识以加速度密集进入中国，并且得到新学制的承认，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需要。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政治学著作，已经呼之欲出。一九0一年，杨廷栋参与的以译书为宗旨的《译书汇编》社同仁们得风气之先，在“第九期改正体例告白”中正式宣告中国正日渐“脱译书时代而进于学问独立时代”。一九0二年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的出版，可视为中国人进入“学问独立时代”的标志之一。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内容自然来自日本政治学界，进一步说，来自他就学的“早稻田学派”。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学派分为德国系的“国家学派”与英美系的“实证学派”两个流派。“国家学派”将政治学等同于国家学，东京帝大是“国家学派”的代表，德国学者那特硁被聘任为首任政治学教授。“实证学派”强调实证研究，早稻田大学被认为是英美系的“实证学派”的代表。明治维新的日本“以德为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德国系的“国家学派”。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作为实证学派代表的早稻田大学，其实也是德国学派占主导地位，以致后来有人质疑其是否能称为实证学派。但相对于东京帝大，早稻田毕竟较多地讲述、译介英美实证学派和具有英国自由主义色彩的观点、著述。

杨氏《政治学教科书》只万字出头，却有十八章，言简意赅，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概念，主要国家政治制度概况介绍得清清楚楚。

政治学首先要面对“什么是国家”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家由人民、土地、全体之结合、治人者及治于人者之区别、有官体这五个因素组成。对“全体之结合”，他做了详细解说：“盖一国之内，人类不齐，民志亦不一。故或分族类，或判党派，往往在所难免。然关乎一国全体之事，须有共同一致之观，而无轧轹分崩之弊，故中古封建之世，虽有一国之名，而实无一国之实，以其无全体之结合故也。”否定了传统的朝廷即是国家的观念。对“治人者及治于人者之区别”，他的解说是：“盖不论何国，皆有主权者，及服从者。……然此所谓主权，所谓服从，固非仅指君臣而言。盖所谓主权者，不独一人数人而已。固有合国民之全体，而称之谓主权者。如民主之国，其一国之民皆服从者，即一国之民皆主权者也。”人人都必须服从国家主权者，但这种服从并非传统的君臣关系，因为“主权者”是人民。

“有官体”更是一个全新概念，其实就是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一年后，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将其译作“有机体”，影响巨大。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国家像生物一样，是一含有道德之有机体，由政府、立法部、法院等各个部局组成，统一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他的国家理论推绎中，一反英美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国家论，强调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重要性要高于各个分散的个体的重要性，强调了国家凝聚力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伯氏的“国家有机论”进而主张“国家全权论”，是梁启超思想转向强调国家实行“干涉主义”，国家重于个人，公权重于私权的重要政治理论来源。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杨廷栋将国家有机体作为国家的基本元素之一，但他的政治学思想底色，却是英美色彩。他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本质是为民而设。“凡制定宪法，必先其国之政为何如政，或为民主之政，或为君民共治之政，若是者谓之政体。其次当定国家执政之人，及政权分任之法，并人民公权私权之区别。外若人民选举议员之权利，及被选举之者之权利，皆宪法中所制定者也。”显然，他的宪法理论把握住了近代国家政治的核心，即政府和个人的关系。面对政治学泰斗伯伦知理，他保持了思想的独立性。

在“权利自由”一章中，他详析了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关系。他信奉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理论。又将权利细分为“一身之权利，参政之权利，信教之权利”三种，“一身之权利”是私权，“参政之权利”是公权。他认为自由与权利虽不相同却密不可分：“自由云者，吾有权利，惟所欲为，他人不得而侵之也。如上所言权利，则有所谓一身之自由，有所谓政治上之自由者，有所谓信教之自由者。”尤其应该一提的是，他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划界、权利与自由的分辨，比严复名译《群己权界论》的出版早了一年。

宪法是为人民而设，自然会有立宪权问题。他依然从“主权者”来论证立宪权在人民，因为现代政治学中的“主权者”是“国民”：“曷谓国家主权，盖即国民全体之主权也。”制定、修改宪法的权利在国民，“自由之国民，皆不可失此权利”。君主之权、政府之权都来自国民：“盖国民可以造政府，政府不能造国民。”制定宪法的具体方法“必政府与国民互相讨论，因众议以决可否。众以为可则采之，众以为否则废之。宪法既定，则颁之国中上下共守之。故立宪之国，其人民权利之最可贵者，为议定宪法之公权。盖以人民一切权利，皆本于此公权故也”。“然欲制定宪法，初不能集一国之民而共议之，此选举之法所由来也。盖由全国人民中，选举若干人以为全国人民代表，使议国政。其被选者曰议员。议员议事之处曰国会，故凡主宪之国，皆有国会。”或许他没想到，几年后开国会就会成为立宪派的主要诉求，并形成全国性运动。

政治学自然要研究政体问题，他将“古来通行之政体，分为三类，曰君主政治，曰贵族政治，曰民庶政治”。对“无限君主专制”，他认为本质上是“以一君临亿兆之上以统治之。其国无所谓法，即以一君之意为法，多养兵以制伏其民。其威权无极，举一国之民皆为奴隶”。对共和制，他推崇备至，盛赞“ 此政体为最善，盖以一国之民，为一国之事，合于天理者，惟此政体而已”。但对君主立宪，他也并不否定，最重要的是限制公权保护私权，至于形式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则无关紧要。

对公权的限制、私权的保护，离不开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他介绍了孟德斯鸠的理论。对政党政治中的政务官替换，他称赞不已：“专制之国，宠幸得志，往往盘踞不去，甚且权奸已死，其门徒死党，煽其余焰，而永无易位之日。此正因国中无政党，故得肆其荼毒如是。立宪之国，为一党得志而有不惬于民心者，则他党力攻之；若他党易其位而如故，则他党又攻之。”

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八章，他介绍了英、法、德、普、美、瑞士、瑞典、挪威、奥匈帝国等国的政治，德国与普鲁士有两章分别介绍，足见其对“德国”的重视。耐人寻味的是，没有俄国政治，也没有他熟稔的日本政治。或许，俄国不是君主立宪国家，所以不在此书范围之内？随着立宪知识的加深，许多“以日为师”的留日学生渐渐产生了日本的立宪只是及格甚至不及格的看法，日本也因此不在他的介绍之列？严格地说，他的“教科书”并非全面的“普通政治学教科书”，而是“立宪政治学”教科书。有趣的是，此书在介绍上述国家政治制度时，对各部的名称，如陆军部、财政部等，完全用日本词语陆军省、海军省、大藏省等称之。显然，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进一步说，这反映了中国政治学初期站立习步，仍不免蹒跚而行的状态。

《政治学教科书》出版数年后，杨廷栋应南通州师范学校之邀授课。为编写适用的中学和师范用书，他对包括《政治学教科书》等著作在内的一些旧著加以修订，新著名为《政治学》，一九0八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为配合立宪，增加了“臣民之权利义务”等内容，还增加介绍日本市町村制情况，以为中国地方自治之参考。

二

杨廷栋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能起而行之。除了输入学理，他还办报直接论政议政，参与政治活动。一九0一年五月，他与戢元丞、秦力山、沈云翔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并任撰述，倡言革命排满。秦力山是梁启超的学生，一八九九年秋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任《清议报》主笔。一九00年奉康、梁之命到武汉，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营救光绪皇帝，任前军统领。事败后唐才常被自己的老师、以“开明”著称的重臣张之洞所杀，秦又流亡日本。由此，秦从“改良”转向“革命”。在中国未来革命与改良的激烈争论中，秦、杨等人走向革命，也预示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一九0二年，杨廷栋回到上海，先后任职于母校南洋公学译书院、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回国就与戢元丞、秦力山等在上海创办《大陆报》，任编辑，仍主张革命，反对康、梁的保皇会。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政治学教科书》《政教进化论》，编著《理财学教科书》，翻译出版了《路索民约论》，此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

虽然主张革命，但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江浙绅商积极响应时，杨立即投身其间。他曾任常州府学务公所庶务长，常州师范法制教员，长元吴三县教育会法政讲习会、预备立宪公会附设法政讲习所教员，“长元吴城厢自治筹备公所”名誉咨访员兼编辑员。除了宣讲立宪知识，他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一九0八年在江浙绅商掀起的苏浙铁路风潮中，他被推为苏浙铁路公司赴京争路代表，任江苏铁路协会评议员、苏属咨议局筹办处选举科科长，当选为江苏咨议局法律股常驻议员、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顾问，编著《地方自治章程通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释》《咨议局职务须知》，详细讲解当时人们知之不多的调查须知、议员须知、选举须知等基本现代政治学知识。一时间，他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政治学知识似乎大有用武之地。

张謇是立宪派领袖和立宪活动的推动者，杨廷栋的学识与才干立即受到张謇赏识，与同学雷奋一起成为其左膀右臂。张謇的重大决策，二人都参与其中。张謇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杨廷栋是重要策划者，一九0九年十二月浙江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杨廷栋在会上与孙洪伊等人组织创办“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以鼓吹立宪、游说社会、继续请愿，他在上海总部从事实际工作。第二次请愿被拒绝后，立宪派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作为统一指挥请愿活动和联络全国的机关。他们商议于一九一0年八月集会，杨廷栋被推举为审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