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国”理想 :杨廷栋的启示
作者: 毕苑如今知道杨廷栋的人已不多,在清末民初,他却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他提供了有关政治的新知识,深度参与了立宪运动和清王朝的“退位”,突然又急流勇退,转入实业界,亦成就斐然。在波涛凶险的近代中国,他的一生成功跨越了知识人、政治家与实业家三个领域,每次“跨越”不仅成功,且都不违背自己“法治国”的初衷和理想,委实不易。今年恰逢杨氏《政治学教科书》—近代中国人最早自己编写的政治学教科书—出版一百二十周年,撰此小文,亦有对先贤的致敬之意。
一
中国人对西方政教的认识最晚可追溯到明末。大约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主持南京天主教会的耶稣会士高一志(后改名王丰肃)撰写过《西学治平》(或称《治平西学》)的著作,邹振环说它“涉及西洋政治学”。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等人于一八五三年在香港创办了中文杂志《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 ),当年第三号刊登了《英国政治制度》一文,介绍了英国君主作用、议会、立法、司法、选举、审判和预算等制度。次年第二号又有《花旗国政治制度》一文,介绍美国的两院选举、总统选举、任期及职务,还有立法程序、预算、司法、陪审制度和行政等情况。但无论是明末的《西学治平》还是近代的《遐迩贯珍》,对当时的中国几无影响。
直到洋务运动后,国人才开始对现代政治学有所了解。王韬、郭嵩焘、马建忠等都谈到“政教”与西方富强的关系。戊戌时期政治学逐渐从零星知识向独立的知识体系聚合。书院和新式学堂里的“政治学”,这个三音节词是日制汉语, 最早出现在驻日外交官黄遵宪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这个术语渐渐取代了中国原来的“西学”“西政”。梁启超一八九六年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批评中国缺乏专门的政制教育,同时道出了他心目中的“政治之学”应包括历代政术、本朝掌故和天下郡国利病三方面知识,中国应学习西方政治之学“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的内容体系。梁启超曾多次表述这些内容,可以说代表了政治学专门化、专业化的“梁氏政治学”基本设想和观点。新式教育机构也逐渐把“政治学”纳入教学体系中,京师大学堂从筹备时就考虑加入政治学教育。一八九六年八月,管学大臣孙家鼐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数条建议,其中一条“学问宜分科”,拟定十科名目,“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一八九九年四月开始,《清议报》专门开设“政治学谭”专栏,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当期刊登了梁启超译欧洲著名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此文影响巨大,标志着作为独立学科的现代政治学进入中国。一九0二年,京师大学堂经过庚子之乱后正式开办,明确实行了七科制,第一科是“政治科”,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两目。
短短几年,现代政治学知识以加速度密集进入中国,并且得到新学制的承认,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需要。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政治学著作,已经呼之欲出。一九0一年,杨廷栋参与的以译书为宗旨的《译书汇编》社同仁们得风气之先,在“第九期改正体例告白”中正式宣告中国正日渐“脱译书时代而进于学问独立时代”。一九0二年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的出版,可视为中国人进入“学问独立时代”的标志之一。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内容自然来自日本政治学界,进一步说,来自他就学的“早稻田学派”。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学派分为德国系的“国家学派”与英美系的“实证学派”两个流派。“国家学派”将政治学等同于国家学,东京帝大是“国家学派”的代表,德国学者那特硁被聘任为首任政治学教授。“实证学派”强调实证研究,早稻田大学被认为是英美系的“实证学派”的代表。明治维新的日本“以德为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德国系的“国家学派”。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作为实证学派代表的早稻田大学,其实也是德国学派占主导地位,以致后来有人质疑其是否能称为实证学派。但相对于东京帝大,早稻田毕竟较多地讲述、译介英美实证学派和具有英国自由主义色彩的观点、著述。
杨氏《政治学教科书》只万字出头,却有十八章,言简意赅,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概念,主要国家政治制度概况介绍得清清楚楚。
政治学首先要面对“什么是国家”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家由人民、土地、全体之结合、治人者及治于人者之区别、有官体这五个因素组成。对“全体之结合”,他做了详细解说:“盖一国之内,人类不齐,民志亦不一。故或分族类,或判党派,往往在所难免。然关乎一国全体之事,须有共同一致之观,而无轧轹分崩之弊,故中古封建之世,虽有一国之名,而实无一国之实,以其无全体之结合故也。”否定了传统的朝廷即是国家的观念。对“治人者及治于人者之区别”,他的解说是:“盖不论何国,皆有主权者,及服从者。……然此所谓主权,所谓服从,固非仅指君臣而言。盖所谓主权者,不独一人数人而已。固有合国民之全体,而称之谓主权者。如民主之国,其一国之民皆服从者,即一国之民皆主权者也。”人人都必须服从国家主权者,但这种服从并非传统的君臣关系,因为“主权者”是人民。
“有官体”更是一个全新概念,其实就是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一年后,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将其译作“有机体”,影响巨大。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国家像生物一样,是一含有道德之有机体,由政府、立法部、法院等各个部局组成,统一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他的国家理论推绎中,一反英美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国家论,强调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重要性要高于各个分散的个体的重要性,强调了国家凝聚力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伯氏的“国家有机论”进而主张“国家全权论”,是梁启超思想转向强调国家实行“干涉主义”,国家重于个人,公权重于私权的重要政治理论来源。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杨廷栋将国家有机体作为国家的基本元素之一,但他的政治学思想底色,却是英美色彩。他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本质是为民而设。“凡制定宪法,必先其国之政为何如政,或为民主之政,或为君民共治之政,若是者谓之政体。其次当定国家执政之人,及政权分任之法,并人民公权私权之区别。外若人民选举议员之权利,及被选举之者之权利,皆宪法中所制定者也。”显然,他的宪法理论把握住了近代国家政治的核心,即政府和个人的关系。面对政治学泰斗伯伦知理,他保持了思想的独立性。
在“权利自由”一章中,他详析了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关系。他信奉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理论。又将权利细分为“一身之权利,参政之权利,信教之权利”三种,“一身之权利”是私权,“参政之权利”是公权。他认为自由与权利虽不相同却密不可分:“自由云者,吾有权利,惟所欲为,他人不得而侵之也。如上所言权利,则有所谓一身之自由,有所谓政治上之自由者,有所谓信教之自由者。”尤其应该一提的是,他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划界、权利与自由的分辨,比严复名译《群己权界论》的出版早了一年。
宪法是为人民而设,自然会有立宪权问题。他依然从“主权者”来论证立宪权在人民,因为现代政治学中的“主权者”是“国民”:“曷谓国家主权,盖即国民全体之主权也。”制定、修改宪法的权利在国民,“自由之国民,皆不可失此权利”。君主之权、政府之权都来自国民:“盖国民可以造政府,政府不能造国民。”制定宪法的具体方法“必政府与国民互相讨论,因众议以决可否。众以为可则采之,众以为否则废之。宪法既定,则颁之国中上下共守之。故立宪之国,其人民权利之最可贵者,为议定宪法之公权。盖以人民一切权利,皆本于此公权故也”。“然欲制定宪法,初不能集一国之民而共议之,此选举之法所由来也。盖由全国人民中,选举若干人以为全国人民代表,使议国政。其被选者曰议员。议员议事之处曰国会,故凡主宪之国,皆有国会。”或许他没想到,几年后开国会就会成为立宪派的主要诉求,并形成全国性运动。
政治学自然要研究政体问题,他将“古来通行之政体,分为三类,曰君主政治,曰贵族政治,曰民庶政治”。对“无限君主专制”,他认为本质上是“以一君临亿兆之上以统治之。其国无所谓法,即以一君之意为法,多养兵以制伏其民。其威权无极,举一国之民皆为奴隶”。对共和制,他推崇备至,盛赞“ 此政体为最善,盖以一国之民,为一国之事,合于天理者,惟此政体而已”。但对君主立宪,他也并不否定,最重要的是限制公权保护私权,至于形式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则无关紧要。
对公权的限制、私权的保护,离不开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他介绍了孟德斯鸠的理论。对政党政治中的政务官替换,他称赞不已:“专制之国,宠幸得志,往往盘踞不去,甚且权奸已死,其门徒死党,煽其余焰,而永无易位之日。此正因国中无政党,故得肆其荼毒如是。立宪之国,为一党得志而有不惬于民心者,则他党力攻之;若他党易其位而如故,则他党又攻之。”
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八章,他介绍了英、法、德、普、美、瑞士、瑞典、挪威、奥匈帝国等国的政治,德国与普鲁士有两章分别介绍,足见其对“德国”的重视。耐人寻味的是,没有俄国政治,也没有他熟稔的日本政治。或许,俄国不是君主立宪国家,所以不在此书范围之内?随着立宪知识的加深,许多“以日为师”的留日学生渐渐产生了日本的立宪只是及格甚至不及格的看法,日本也因此不在他的介绍之列?严格地说,他的“教科书”并非全面的“普通政治学教科书”,而是“立宪政治学”教科书。有趣的是,此书在介绍上述国家政治制度时,对各部的名称,如陆军部、财政部等,完全用日本词语陆军省、海军省、大藏省等称之。显然,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进一步说,这反映了中国政治学初期站立习步,仍不免蹒跚而行的状态。
《政治学教科书》出版数年后,杨廷栋应南通州师范学校之邀授课。为编写适用的中学和师范用书,他对包括《政治学教科书》等著作在内的一些旧著加以修订,新著名为《政治学》,一九0八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为配合立宪,增加了“臣民之权利义务”等内容,还增加介绍日本市町村制情况,以为中国地方自治之参考。
二
杨廷栋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能起而行之。除了输入学理,他还办报直接论政议政,参与政治活动。一九0一年五月,他与戢元丞、秦力山、沈云翔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并任撰述,倡言革命排满。秦力山是梁启超的学生,一八九九年秋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任《清议报》主笔。一九00年奉康、梁之命到武汉,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营救光绪皇帝,任前军统领。事败后唐才常被自己的老师、以“开明”著称的重臣张之洞所杀,秦又流亡日本。由此,秦从“改良”转向“革命”。在中国未来革命与改良的激烈争论中,秦、杨等人走向革命,也预示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一九0二年,杨廷栋回到上海,先后任职于母校南洋公学译书院、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回国就与戢元丞、秦力山等在上海创办《大陆报》,任编辑,仍主张革命,反对康、梁的保皇会。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政治学教科书》《政教进化论》,编著《理财学教科书》,翻译出版了《路索民约论》,此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
虽然主张革命,但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江浙绅商积极响应时,杨立即投身其间。他曾任常州府学务公所庶务长,常州师范法制教员,长元吴三县教育会法政讲习会、预备立宪公会附设法政讲习所教员,“长元吴城厢自治筹备公所”名誉咨访员兼编辑员。除了宣讲立宪知识,他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一九0八年在江浙绅商掀起的苏浙铁路风潮中,他被推为苏浙铁路公司赴京争路代表,任江苏铁路协会评议员、苏属咨议局筹办处选举科科长,当选为江苏咨议局法律股常驻议员、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顾问,编著《地方自治章程通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释》《咨议局职务须知》,详细讲解当时人们知之不多的调查须知、议员须知、选举须知等基本现代政治学知识。一时间,他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政治学知识似乎大有用武之地。
张謇是立宪派领袖和立宪活动的推动者,杨廷栋的学识与才干立即受到张謇赏识,与同学雷奋一起成为其左膀右臂。张謇的重大决策,二人都参与其中。张謇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杨廷栋是重要策划者,一九0九年十二月浙江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杨廷栋在会上与孙洪伊等人组织创办“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以鼓吹立宪、游说社会、继续请愿,他在上海总部从事实际工作。第二次请愿被拒绝后,立宪派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作为统一指挥请愿活动和联络全国的机关。他们商议于一九一0年八月集会,杨廷栋被推举为审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