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钟摆，摆向何方？

“欠债还钱”—如果说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有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那么这一定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这种道德的迫切，人们往往还会狠狠地加一个后缀—“天经地义”。或许也只有刚刚骤然离世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有勇气挑战这一“常识”，并为此撰写了大部头论著—《债：第一个5000年》。这部著作及格雷伯的提议—消除债务—如此“离经叛道”，甫一出版便引发了广泛讨论。但这并非格雷伯带给学界和大众的第一次冲击，而是他一生志业中学术与政治关系最紧密的一部分：批判霍布斯式的美国中产阶级常识，并以直接行动（directaction）的方式探寻经济和政治的别样道德及人性基础。恰因如此，《债》或许为我们理解当下状况和探寻未来出路提供了可能。

文如其人，格雷伯的行事也常常出人意料。他十二岁时因为破译玛雅文字获得哈佛奖学金，却没有按照计划进入哈佛学习考古，而是考到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并被导师萨林斯赞为“教不了”（unteachable）的学生。在耶鲁大学工作期间，在别人忙于申请各种项目时，他把全部时间投入写作，然后将著作上传网络供免费下载。连他的去世都显得如此不同寻常—前一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第二天便拂袖而去，好像再一次告诉世人：不，你们又想错了。

债务语言的确很早就被用于思考和表述社会及政治关系，但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关于“债务”的立场往往是模糊甚至矛盾的。一方面几乎所有宗教传统都在表达人的存在状态就是负债—对父母、神灵、宇宙的债务。“不欠债”并非对道德典范的褒奖，债务的消除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或遁世，因为它是人之先验存在的条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偿还;另一方面，从古代帝国统治者、西班牙殖民者到意大利黑帮，总倾向于调用债务的语言，使偿债成为等级秩序、暴力和压迫合法化的依据。面对债务的模糊和多义，当今世界似乎选择性地仅将偿债作为道德戒律，甚至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暴力合法化的依据。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贷款国施加的压力，导致后者面临诸多困境甚至灾难，受害人成为过错方，灾难成为“无可避免”的惩罚。现代世界显然已经被卷入一部巨大的债务机器而难以为继，因此，探究债务的本义、人类如何从义务走向债务，似乎就不仅是一场智识的玩乐，而成为当下世界自救的必须。

一、交易逻辑的两面幻象

“债务”观念中最为现代社会熟悉的是“交易”观念，即认为个体和社会甚至宇宙的联系，都可以被视作一笔交易。在亚当·斯密和洛克看来，人类“以物易物”的本性催生了社会，交换的扩大继而催生了货币，而政府的建立源于保护财产、铸造货币、调节市场的需求，后三者在政治机构出现前就已存在，因此“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自然领域，应该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这一观点倾向于认为，国家与市场的对立，是权力对人类天性的压抑。

然而国家与市场和货币的关系远非如此：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在无国家的社会中，社会生活围绕着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原始货币”的宝物—易洛魁的贝壳念珠、北非的牛、所罗门岛的羽毛等—运转。这些“原始货币”的用途并非在于购买或支付报酬，而在于重新安排人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和因谋杀或人身伤害引起的争端。在这里，货币交换如同婚姻制度一样，是社会组织原则的体现。例如，聘礼和嫁妆的支付，并不意味着从此丈夫可以买卖自己的妻子，而是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安排了一对男女的社会关系。“原始货币”作为“生命的替代品”而非“等价交换物”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何它们总是首先从人们的装饰物中诞生。

对于古代农业帝国，物品的广泛流通也不意味着铸币（coin）会作为抽象的、匿名的一般等价物结晶而出，而是通常会首先发展出一个复杂的信用记账体系，记账工具往往是人们公认的宝物，如安置在神庙或者宫殿中的神像。苏美尔国家的神庙和宫殿中存放着的贵金属并不会被量化或铸造，恰恰因为它们并不用于流通，而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锚定物。在商人和小贩之间，记账物大多是刻有未偿债务的泥板，用黏土封装起来后盖上借款人的标志。这样以信用网络为基础的“虚拟信用货币”（virtual credit money）才是货币的原初起源，而通常货币史研究中作为匿名和抽象价值代表的铸币，只是在社会关系断裂—战争和暴力横行—的年代盛行的流通方式。

对“虚拟信用货币”所代表的信用体系而言，国家并非创造者，而是挪用或管理者，其意图并非如亚当·斯密所言在于窃取人民的财富—在格雷伯看来，这样做还不如直接开采金矿有效，而是在于通过货币铸造和流通，利用这一信用体系统御人民和控制军队。市场，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到萨珊王朝的《君权循环》，再到中国的《盐铁论》，无不在思考矿产、士兵、赋税和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充分重视货币与铸币的区分以及市场和国家的紧密联系，那么不难发现，尽管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于政府和市场的对立，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市场是国家的产物。

“以物易物”的逻辑将债务视为与某一实体（宇宙、他人、国家）之间的一笔必须偿还的交易，由此构筑了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陷阱：在相互对立的市场和国家中，一面是市场的逻辑，彼此隔绝的个体尽量互不亏欠;一面是国家的逻辑，每个人对国家都有还不清的债务。人们进而被告知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择一而从。然而，如果说交易的前提是双方的平等，将人类社会本质视作交易和计算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在面对宇宙、圣人、父辈、世间万物时，并非也不可能平等;在面对他人压迫时，则早晚奋起反抗。实际上几乎所有起义成功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交易逻辑下偿还债务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含有自我取消的倾向。

二、什么样的钟摆，摆向何方？

资产阶级宇宙观以交易的眼镜看待所有的社会关系，而误解了货币和市场的人性起源，进而错误地将人类历史划定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钟摆运动。格雷伯认为，在人类众多的道德逻辑中，交易观念只是一种近代的产物。即便当下资产阶级用于表达平等交换的日常用语“谢谢”和“不用谢”，在词源上的意义也与交换全然无关，分别是“我欠你的债”和“这是我的义务”。实际上在我们的很多日常用语中也保留了两种逻辑的区分，譬如我在香港上学期间曾问过当地人，粤语中“多谢”和“唔该”的区别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多谢”往往用于礼物的赠予和回馈，而“唔该”是为了表达难以回报也不用回报的善意和帮助。

印度教和佛教文献，将人类与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用债务的语言来表述，只是为了最终取消和否定它。基督教关于“救赎”的深意并非指偿清所有债务，而是指取消整个记账体系。日常生活中，分享食物是基本的道德，而任何回报的意图都会被视为冒犯。即便在现代企业工作的人，也不会因为同事借火的要求而产生索取回报的念头。甚至现代社会的交易也要像以物易物的两个部落一般，通过寒暄、宴请、握手……仪式性地建立临时的社会关系。

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债务形式，货币是人们之间交往的信用，可能和人类的思维一样古老。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选择交易作为人性的基础，并将其作为文明的基础。跳出交易的逻辑不难发现，与其说人类过去五千年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摇摆，不如说真正的钟摆运动，一端是义务逻辑下的“人性经济”、信用体系和信用货币，一边是偿债逻辑下的商业经济、暴力和铸币。

（一）货币和铸币

这一钟摆运动首先表现为虚拟信用货币和贵金属铸币的交替往复。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前八百年的农业帝国时代，“原始货币”、虚拟信用货币居于主导地位，格雷伯称使用它们的经济为“人性经济”，因为这些经济体的首要问题并非积累财富，而是创造、摧毁、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资的分配和交换主要通过信用体系进行，其中即便使用贵金属，也是以饰品宝物的形式堆积在寺庙或国王的宝库中，作为贷款的担保。

在轴心时代，公元前六百年到前五百年的中国黄河流域、北印度恒河流域以及爱琴海沿岸地区发明了铸币。其诞生源于这一时期广泛的战争导致的信用体系瓦解，以及供养当时新出现的职业雇佣军的需求。无论是亚历山大、罗马还是印度的孔雀王朝，征服者们一边吸收贵金属，生产铸币分配给军队，一边推行税收政策促使民众在日常交易中接受铸币，从而催生市场。而铸币的大规模铸造所需劳动力，则由军事行动获得的奴隶补充。在这一被格雷伯称为“军事—奴隶—铸币制合成体”中，黄金或白银大多扮演了与当代毒品交易者手中的现金相同的角色：它是没有历史的物件，价值在于其坚实的物理特性，而不必具备任何社会和信用特征。因此，铸币和奴隶一样，是将原始货币和个体从其社会环境和信用关系网络中（往往是暴力地）剥离出来的结果，被剥离的个体成为一个通用的价值数量，可以进行交易和加减，进而受到偿债逻辑的控制。

（二）物质性和精神性

轴心时代不仅开启了信用货币和铸币之间的摇摆，它同样为后续人类历史奠定了一个理解世界的唯物论视角，从此人们开始将自私和牺牲、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割裂和对立。

轴心时代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脱离了等级制或社区的桎梏，且鼓励了衡量投入与产出、手段与目的的比率计算。这一理性极致地体现在毕达哥拉斯的断言中—比率（ration，英文中理性的词根）是理解宇宙本质和天体运动的关键，并且研究人类生活与研究天体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的手段并无二致。由此，关于人类动机有了全新的理解，“利益”“利润”之类的概念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真实的基础，前一段时期的以尊严和荣誉为准则的英雄主义行为、对神祇的虔诚、复仇的欲望，都退居成次生品。

唯物论的第二层含义是物质主义。轴心时代铸币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演化出的两面性：一面是与人文世界无关的物理特性（如重量）;另一面是人文世界对这种“自然物”的文化改造，例如通过打造出特定的形状、印上字纹和图像，使其在人们眼中具有特定的意义和用途。但问题在于，如果说一棵树是一个生物，只有它们变成“木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想象如何雕刻它，即只有想象出无主体的物质世界之后，人们才能够开始用象征和文化的世界去理解和驾驭它。因此，轴心时代的唯物论哲学已经埋下了这样的对峙：形式和内容，物质和形态，还有创造者心智中的观念、符号、象征和将要被雕刻、塑造或压制的材料的物理性质。

正如天主教的新喀里多尼亚信徒所认为的，天主教传播的并非灵魂的观念，而是“躯体”的观念，轴心时代精神性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在对唯物论的反驳中，人类开始要么想象一个没有债务的世界，债务和社会联系在这个世界里被看作束缚，就像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一样;要么如柏拉图一般思考什么是范式，它们是否存在于某种超越物质存在的神圣领域当中？要么如儒家那样对称性地翻转利益计算的人性观。因为理念的划分，人类拥有了将会萦绕后代许久的困惑：利己和利他、利润和慈善、唯物论和唯理论……一面是市场（物质和自然），一面是宗教（国家和精神）。

（三）无私和自利

帝国的崩溃或衰退标志着中世纪的开始，新的国家存续下来，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铸币流入教堂、修道院或寺庙，被镀在神坛、圣所和圣器上，或被铸成神祇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按照彼此承诺和信用完成交易，如伊斯兰商人使用的签名券，作为承付票“sakk”（纸券）在不同商人间转手，穿越印度洋和撒哈拉沙漠，它们的价值几乎完全基于信任和声誉，这就是check（支票）的前身。

但轴心时代奠定的无私和自利的对立成为贯穿这一时期的张力。在中国五世纪中叶佛家的“无尽藏”牺牲中，僧人通过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为所有生命赎罪”，基督教世界开始谴责任何意义上的牟利行为。这种对利益的绝对回避和对绝对牺牲的要求，源于债务的交易逻辑以及轴心时代奠定的绝对慈善观念。但是，在人类生活实际中并没有出现过纯粹自私或纯粹利他的行为，而绝对无私奉献的要求只可能产生如盗窃乃至谋杀行为一样的绝对的反社会效果，因为它们都将人性剥离其社会背景。这一张力的最终解决要到钟摆的下一次振动，即人类重新回到战争和普遍暴力的大资本主义帝国的时代，而这一次，自利的观念，将成为人性毋庸置疑的自然基础。

中国废弃纸币及对白银的需求、美洲金银矿藏的发现，开启了大资本主义帝国时代（一四五0至一九七一年）。世界开始脱离虚拟货币和信用经济，再度使用铸币。这一时期，大型帝国和职业军队、大规模掠夺性战争、自由的高利贷和债务奴役，同时还有唯物论哲学再度蓬勃—甚至传统的奴隶制也随之回归。但这并非意味着历史的钟摆毫无偏差地回到了轴心时代，新兴的资本主义秩序特别之处，是“利息”“自利”的概念成为人性和社会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