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史当年待补删”

石泉先生完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研究生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在经历半个世纪“历史风雨尘埃的冲刷掩埋之后”，易名《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以下简称《晚清政局》，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在一九九七年重新行世，至今又过了二十多年，这部“少作”“旧作”具有的学术价值业已获得公认，成为跻身经典之林的杰作。这首先取决于著作本身包蕴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与严谨的学风”，如刘桂生先生指出，“本书对史料之搜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体现了中国良史之传统”，“有其历史性的价值和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序，4页）。另一不容忽视或为多数读者瞩目之因，则在于这是作者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时期在陈寅恪直接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用他本人的话说，也是“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自序，1页）。在此意义上，《晚清政局》的基本思路、主要结论，一般被认为是陈寅恪观点的体现和发挥，于是此书也就有了借以窥知陈先生之于中国近代史理解的津梁意味。

关于近代史的看法，陈寅恪最为人知的一段表述要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不古不今之学”所涉之古典与今典，迄今聚讼未已，尚乏共识，不过陈氏不治上古及晚清史，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一九四四年对石泉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 （自序，1页;类似记载又见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及至晚年，却以口述方式，请助手代笔而作《寒柳堂记梦》，以叙家世及父祖三代经历之晚清政局，石泉认为“先师此时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自序，3页）。

陈寅恪博通文史，对“文体”尤具敏感，“记梦”之作一仿宋贤司马光《涑水记闻》、陆游《老学庵笔记》二书，“取为模楷，从事著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究而言之，于前者取“每条皆注其述说之人”，重在“证验”，高度契合此稿“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的撰述宗旨;于后者则取“与寅恪之家世及草此文之时日，颇亦相合”（按：陆游祖父陆佃为王安石门人，后又名列元祐党籍，“是放翁之家世，与临川、涑水两党俱有关联，其论两党之得失最为公允”，此种情况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戊戌前后处境相类，故陈寅恪常以陆游自况），可径以“世家子弟”身份出发，“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陈寅恪晚岁作文，绝不乏“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的史家自律，然所记乃“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仍不免牵动感情，可憾、可惜、可怜者多存焉，撰述之际又有意“附载文艺琐事，以供谈助”，体裁近乎掌故，远于史著，遂有论者认为陈先生讨论晚清史事，“意在留下一己的见证，而非作旁观式的述史”，虽有此作，“仍不算真正做了近代史研究”（胡文辉：《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

其实，什么才算正儿八经的“近代史研究”，并不很重要，值得追索的是，“义宁史学”究竟如何影响了我们看待“近代”的眼光？最早表彰《晚清政局》一书的邓锐龄先生以为“这部著作实际上是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补续”（《迟开的蔷薇》，《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一期）。实则石泉成文在前，《寒柳堂记梦》撰述于一九六五年夏至一九六六年春间，为陈寅恪“然脂暝写”而成“最后之作”。原稿共七章，因“文革”抄家佚失，蒋天枢先生所得残稿（“蒋本”）命名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附录于一九八0年上海古籍版《寒柳堂集》。一九八七年陈美延女士收回另一稿本（“新稿本”），石泉将二稿对勘，作校勘记，以《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为题附入二00一年三联版《寒柳堂集》。据石泉记忆，《寒柳堂记梦》散佚的第三章“孝钦后最恶清流”、第五章“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的大致内容，当年“都曾听陈师谈到过”，也是“与陈师多次探讨”“论文中屡屡涉及的问题”（《追忆先师寅恪先生》）。刘桂生也指出原稿所残缺之篇章，可于《晚清政局》“得其概貌”，是故，“此书亦可视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书之传承联袂之作”（序，4页）。

关于“传承联袂”，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在陈门师徒间的传递授受，恰可做一印证。陈寅恪始读黄著应在一九四六年重返清华园之后（按：此处所读者极可能借自周一良藏书，据周记：“此书乃四六年归国后得于市场，第一页撕去，盖有瞿兑之序，而瞿是汉奸也。此书记掌故丰富有味，不宜以人废言。……昔年余季豫先生及寅老皆借余此册读之。”《周一良读书题记》，117—118页）。当时他兼任燕大研究院导师，正指导石泉的学位论文。石泉回忆说：

最初于一九四六年找到黄濬（秋岳）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之后，感到其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因而多有称引。后为燕大一位老先生看到，大不以为然，说此人是抗战初期已被枪决的汉奸，他的作品岂能引用。石泉把这话报告陈师后，陈师明确答复：只要有史料价值，足以助我们弄清问题，什么材料都可用，只看我们会不会用，引用前人论著，不必以人废言。

此事还有下文。至一九六二年，“陈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曾托人带口信，向石泉借用此书。石泉随即寄去了”（《追忆先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之作，在石泉寄书以后。也就是说，陈寅恪晚年从学生处借阅，重温故书，一面为回忆录补充材料，一面也做出著名月旦评：“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石泉在做《寒柳堂记梦》文本对勘时发现，“蒋本”原有与黃濬有关近千字为“新稿本”删去，“主要为引用黄秋岳书中搜集之史料与评述，以及先师对之所作的某些驳议”，此稿本写定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端午”，“文革”期间被没收，石泉推测“此‘新稿本’系曾经先师匆促删节，借以应付‘造反派’之检查，而免生枝节也”，敏感部分因“涉黄”全删，“乃迫于当时之不正常环境，非出先师本意”（《寒柳堂记梦未定槁（补）》）。

陈寅恪的光，透过石泉著作，照射到今人，后者仿佛一面镜子，但它本身并不是透明的。我读《晚清政局》，深感兴味的，是石泉与乃师的同中之异。《寒柳堂记梦》论“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节，最为脍炙人口，据陈氏自况之言，“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文中先引述黃濬书，复详加“补正并解释”，据我浅见，其说特出而少为人点破之处，约略有二：（一）不同于一般论“清流”（包括《晚清政局》），多聚焦于同光之交，或甲午后再起，陈先生视线更长，“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士大夫仍继续有清浊之分别”;（二）他人区别清、浊，多止于京、外对举，陈先生以为“自同治至光绪末年”“光绪末迄清之亡”两阶段，无论“京官”“外官”，皆有“清流”与“浊流”（按：“京官”以恭亲王奕、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瞿鸿禨为清流，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为浊流;“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陶模、岑春煊为清流，以李鸿章、张树声、周馥、杨士骧为浊流）。

对于“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陈寅恪责以无识，不稍宽假，一则谓“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再则曰“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石泉发挥师说，分析自强运动何以失败，亦首重“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而后者表征即在“清议”，光绪初元至甲申十年间，“为清流全盛时期，而门户党援亦于此时渐起于清流士大夫之内，李鸿藻一派在当时最称有力”，甲午前后，“主战派以清流为中心，而翁同龢一系尤为重要”（45—50页）。不过，石泉也见及“清流士大夫之中，其认识固亦各有程度之别”，如甲申前之张佩纶、张之洞，甲午前之文廷式、张謇都属于“留心外事，见解较新者”，只是此辈“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20—21页）。

陈寅恪尝论“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即指李鸿章而言。他引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喻李如“裱糊匠东补西贴”，复援黄濬书，谓甲午之际，陈宝箴、陈三立“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相较而言，石泉更多从近代化的思路出发，对李鸿章不乏恕词。他推许李氏为“当时推行洋务工作之首要人物”，“故与清流士大夫之冲突亦最多，遂亦最成矢的”，同情其处境“甚为孤独”，“彼以数十年应付西方列强与夫建设新式国防事业之甘苦经验，对于人我实力之悬殊，自身军备之弱点，实较同时当政诸人更为明了”，惟主战士大夫“不能了解其意义”，于是猜测横生，李氏遂亦“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19、61页）。

凡论及清、浊流之关系，陈寅恪承认“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故提示“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今人如果不在“清流”或“洋务派”等概念名词上过分纠缠，而从较宽泛的互动关系入手，或更能得其真相。若同光之交以二张（之洞、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即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者，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划更加宏阔。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借用李慈铭的话，一则“挟以为重”，一则“饵以为用”），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远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说详拙文《清流、洋务“各有门面”？》）。

晚清“言路”起伏盛衰之由，端在清廷导向。陈寅恪便注意到“清流”虽一度为上位者鼓励，然“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若斯之类，其例颇多”，故《寒柳堂记梦》辟有“孝钦后最恶清流” 专章，揭露不遗余力。石泉回忆陈师当年指导论文，谈过“不少精辟独到的概括性见解”，印象最深者即“太平天国后，清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统治势力削弱，为保持其皇权，其方略通常是‘扶植次要的汉人实力派，压抑、牵制最大的实力派’”，具体表现先为“扶淮抑湘”，继以扶植张之洞与朝内“清流”士大夫，从“实力”“舆论”两方面牵制李鸿章等汉人地方实力派，复为分化汉人，“扬浊抑清”，“近代中国之所以总是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集团以大力进行改革，亦颇由此”（《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石泉明显接受此说，在《晚清政局》中就“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两条线索大加发挥。

陈寅恪颇重视慈禧太后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认为“庚申之变”后五十年间“政治中心”正在“文宗孝钦显皇后那拉氏一人”，然对其人绝无好感，历数她“一生之行事”，不出“把持政权”以致光绪无嗣、“违反祖制信任阉宦”“纵情娱乐修筑园囿”“分化汉人扬浊抑清”各大端，而将“酿成戊戌、庚子之事变”“致有甲午之败”“令晚清政治腐败更甚”“遂启北洋军阀之一派，涂炭生灵者二十年”“终激起汉人排满复仇之观念”诸恶果一并归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孝钦后最恶清流》）。联想到陈三立诗文以“蛟蛇”“蛇龙之孽”譬喻那拉氏主持之政府（《述哀诗五》《祭刘忠诚公文》），下笔十足辛辣，反感溢于言表，则陈寅恪“记梦”之作一秉家训，亦“家史而兼信史”特色之一端？

石泉也同意作为“北京朝廷之最高领袖”的慈禧“才力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故其为政，因应敷衍，无所兴革，所亲信亦多浅识小人”，且认为甲午之际，“太后与德宗间，虽未必有猜疑之意，而因内外廷权利之事，对立之迹，盖已显露”（50、191页）。从以新、旧或战、和区分帝、后的立场出发，“宫廷矛盾”成为解释晚清政治史的一条主线，并统摄“恭醇之争”“南北之争”等政治派系运作，这一解说模式在《晚清政局》已见雏形，而以近人林文仁著作集其大成（《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二00五年）。《翁同龢日记》为探究帝后关系的一大史料，石、林著作不同程度均存在误读。如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八月二十八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