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著名开明士绅牛友兰

牛友兰，名照芝，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在兴县蔡家崖村一个书香之家，系清末秀才，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前一年因病辍学返乡。牛友兰一生经历极其丰富，闪光点颇多——清末秀才却信仰三民主义，成为反封建斗士；国民党员却支持兴中爱国学生捣毁国民党兴县党部，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兴县首富却与旧政权势不两立，成为共产党的忠实同盟者；持家以俭却乐善好施，在国难当头之际毁家纾难、倾囊救国；国共两党鹿死谁手尚不明朗之时，毅然将子侄十多人（其中侄女牛荫英、牛荫婵抗大毕业后在抗日救亡中双双牺牲）悉数送到革命阵营，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家庭。此外，还有四件事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这四件事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包裹其中的内核是家国情怀。

创办兴县中学

在叙述这件大事之前，有必要理清牛友兰先生此前的办学经历：一是改造提升一高。受聘担任兴县一高（即牛友兰曾经就读的原“嵋山书院”，该书院于1901年遵清廷令改为“嵋山小学堂”，民国后改建为“第一高级小学校”，简称“一高”）顾问，试图以他接受的三民主义新思想和个人魅力推动学校开展新式教育，培养有用之才，但由于学校大多数人因循守旧，实现夙愿阻力重重，几经权衡，他选择了退出（辞职）。二是亲自创办兴县二高。时间是在1913年，校址选在距蔡家崖不远的北坡村。因他已经有了学校工作的实际经验，选址、建校、选聘教师、设置课程，都有了系统的规划。详细来说，每一步工作都不容易，对普通人来说，有些环节可能就是难以迈过去的坎，但牛友兰有雄厚的家族力量可以依靠，加之他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名声在外，办起事来比较得心应手。三是兴建二高分校。由于慕名而至者日多，求学人数激增，学校亟需扩大规模，而北坡村的地理位置限制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牛友兰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踏访兴县的几处地方，最后把目光投注到金兰之交刘少白所在的黑峪口，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兴建二高分校。此后分校挂牌，广招学生，影响所及，辐射黄河两岸的晋陕数县，学生纷至沓来，学校日益兴盛。后来，牛友兰索性将北坡村的学校也迁到黑峪口合二为一，即兴县第二高小。在刘少白等同仁好友的鼎力相助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虽在乡间，但师资力量、教学内容、管理方式、学生水准等，也毫不逊色太原城里的学校。

1925年春，兴县中学创办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就在二高正式扎根黑峪口之时，牛友兰酝酿、筹划已久的创办兴县中学的方案也将付诸实施。为了达到顺利办学之目的，牛友兰在提出办学倡议之后，首先对县知事薛登俊进行说服。薛是山西稷山县人，晚清进士出身，他对办学极为支持，但财政薄弱，只能与之少量拨款，作为兴县中学开办费用。同时成立了由牛友兰任董事长的董事会。由于资金远远不足，不得已，董事会把校址选在兴县寿圣寺，兴县人习惯上称之为“大寺”。在紧锣密鼓建设中，兴县中学拉开了它辉煌的帷幕。

筹办兴县中学并担任校长，是牛友兰早期事业的第一个高峰，这奠定了他在晋西北教育界的崇高地位。学校建立之初，牛友兰就考虑尽量降低学生收费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学子的求学愿望。因此，经费不足始终是困扰兴县中学发展的大问题。学校一旦资金紧张，牛友兰就会挺身而出，从自家开设的“复庆永”商号支取。从1925年兴县中学创办起，它就一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资金支持。

兴县中学的成立，解决了兴县及周边晋陕十几个县学生的求学问题。这些县均属黄土高原地区，地瘠民贫，多少年来没有中学，因而自兴县中学成立以后，不断有来自岚县、河曲、保德、静乐及黄河对岸的神木、府谷等县的学生。对待这些负笈求学的孩子，牛友兰的态度是来者不拒，一视同仁，本县学生享受什么待遇，他们一样享受什么待遇。这种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思想，反映了牛友兰的教育家风范。

在兴县中学创立之初，师资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为此，牛友兰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社会影响力千方百计选聘名师。一时间，在偏远的兴县，聚集了大量的顶尖新学人才，可谓人才济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在建校之初，牛友兰即和同仁们一道确立了兴县中学的校训：“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意思就是在家恭敬有礼，办事严肃谨慎，待人诚恳忠实。这些不仅贯穿了孔夫子教育思想中“仁”的理念，而且体现了做人应有的厚德、信用、诚实、正直、谦虚、坚持等基本准则和家国情怀。

这是兴县中学最美好的记忆：在晋西北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区域，牛友兰和他主持的兴县中学勇立潮头，积极传播“五四运动”新文化，为晋西北的教育事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兴县教育承前启后的时代，既延续了前清的儒学，又开启了新文化的序幕。更确切地说，兴县中学促进了兴县民众的觉醒和启蒙，因为当时兴县中学确实已成为兴县乃至晋西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阵地，成为晋西北山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中心。如千方百计保护刘献珺（曾任兴县县长、兴县专署专员、山西省人委办公厅主任兼党组书记、山西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等进步教员和焦瑞（府谷籍学生，后为陕北红军干部）等。加之1932年初春发生了牛友兰率兴县中学学生贾维桢等捣毁国民党兴县县党部的事件。事后牛友兰等除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之外，再没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因而反动政府余怒未消，必欲寻衅除之而后快。于是在1936年秋，反动县长李凯鹏以“河防吃紧”为名无条件勒令停办。从开办到被迫停办的11年间，兴县中学培养了三百多名有用之才，其中不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栋梁之材。

筹建兴县农民银行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日军一路南下，当时的兴县人口不足九万，但到达兴县的军队有东北军一部、骑一军，晋绥军的七十一师、游三师，贺龙的120师一部，牺盟会雷任民、冯基平率领的教九团，决死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等。此外，兴县还组织了数千地方武装。如此庞大的军队驻扎在兴县，给兴县财政经济带来沉重的压力，加之一些国民党军队军纪极坏，给地方上带来很坏的影响。当此之时，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金融体系随着太原失守而崩溃，涌入兴县的各种武装拿着不同的货币在兴县交易，经济秩序十分混乱。组建地方银行成为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共识。

由于经济问题迫在眉睫，银行的组建很快。在当年12月初县动委会为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召开的士绅座谈会上，刘少白（秘密共产党员）呼吁捐款。牛友兰率先响应，当场提出捐献白洋（银元）2.3万元，连同杨笃仁、刘训三、刘少白等一百多位富户的捐款，现洋总额达5万余元，作为银行的底垫金。此外，牛友兰还捐出存粮两万多公斤以及他的商号“复庆永”库存的棉花、布匹等大量物资，作为银行的底垫。作为主要的出钱出物者，牛友兰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后，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动委会主任）张干丞不止一次说过：“银行的事没有牛先生的热心支持，是办不起来的。”年底，银行在城内孙家大院宣告开业当天，120师领导萧克、彭绍辉，县长张干丞、公安局长董一飞及晋绥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仪式。刘少白作为银行创办的谋划者及出资者之一被推选为经理。他为银行开业撰写的对联是：“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

兴县农民银行是抗日战争初期建立的，它为解决我抗日军政人员的供给问题和发展地方经济，巩固和拓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解放区银行的一块基石。同时，对中共金融体系的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日后边区银行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0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决定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农民银行。这家银行的诞生正是当时进行的民族战争、正义战争、反法西斯战争、反侵略战争等的强烈的历史性吁求的结果，凸显出从兴县农民银行发展到西北农民银行，其间的不断发展壮大，支撑与辅助了抗战大后方的日常经济生活的稳定，并成为抗战正面战场和前线民族战斗最为强大的经济保障，在中国金融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1948年12月1日，西北农民银行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组建成中国人民银行，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组建兴县产销合作社和纺织厂

1937年下半年，在山西大半国土沦陷的情况下，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物资封锁，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切断，晋绥根据地出现了物资严重匮乏的局面。面对这种困局，尽快组建一个产供销合作社无疑是最为有效的应急之举。然而建立产供销合作社需要很大的先期投入，包括场地、房舍、人员、资金、原材料以及机器设备等，尤为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精明能干的人才全权打理。于是，牛友兰再次毅然决然地挑起了组建兴县产销合作社的重任。这一次牛友兰又拿出8000块现大洋，连同商号里的一些存货，捐献了价值10000多银元的钱物。因为这一次捐款，“复庆永”的其他股东表示难以承受，不愿再和牛友兰合作，他们清算了资产，按照股份多少分了存款、存货，自此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关系。“复庆永”的场地被用作产销合作社的场地，部分人员留用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骡马、板车，牛友兰名下的货物，都成为合作社的底垫。

产销合作社于1937年11月正式成立，牛友兰主持全面工作。他虽然年过半百但热情不减，为搞好业务，设法把“复庆永”的晋中掌柜留下来，又请来老朋友孙良臣先生做助手，在“复庆永”基础上，很快把业务做了起来。由孙良臣负责把本地生产的土特产和矿产、瓷器销出去，再从外地购进手电、火柴、煤油、丝绸、布帛、玻璃等生活必需品及合作社生产所需的设备和原料等，负责“销”，即经营部；由毕业于太原工业专科学校的杨怀仁负责“产”，即生产部。这是风险很大的活动，因为他们需要到敌占区贸易。当时晋西北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军所在的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犬牙交错，许多商店难以为继，避祸保命、关门停业为上。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兴县产销合作社的壮烈，牛友兰等人都在以各自的能力为抗战服务，为巩固发展根据地尽力。

生产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纺织厂，刚筹建起来时，仅有十几架纺车和十几台旧织机，二三十个工人，产品也只是袜子、毛巾、裹腿布等。然而经他们这几位能人打理，励精图治，纺织厂逐渐增添新设备，其间为躲避日军的“扫荡”，工厂由城内搬迁到县城东南部四面环山的孔家沟，到1939年夏秋之际就发展成相当的规模，然后裂变为二：生产部扩大规模，更名为“兴县纺织厂”（不久又更名为“晋西北纺织厂”）；经营部扩大为“兴县供销合作社”。此时，纺织厂已发展到几十部纺车、织布机的规模，形成了以纺纱织布为主的纺织工厂。为方便迁厂后就近管理，牛友兰将家属迁往距孔家沟二里地的崖窑湾村（孔家沟住处紧张）。这期间他经常骑着毛驴往返于兴县城和孔家沟之间，不辞劳苦，尽职尽责。1940年，驻扎在岚县东村的日军对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进行轮环的疯狂“扫荡”，为安全起见，纺织厂悄然搬迁到陕北阎家堡，避免了日军扫荡带来的劫难。

这次搬迁具有先见之明，不然，藏身孔家沟的纺织厂难逃一劫，抗日政府薄弱的供应基地会毁于一旦。迁址后，隔开了日本人的威胁，纺织厂（此时已更名为晋西北纺织厂一厂）飞速发展，规模远非从前。据统计，1941年全厂工人75名，产量比搬迁前的1940年翻了将近三番，在当时晋西北行署所属的六大纺织企业中，第一纺织厂效益最好，人均产量最高，受到贺龙的高度赞誉。

牛友兰先生创办的兴县产销合作社，除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供销社和陕甘宁边区的供销社外，它是最早的供销社之一。在八年全面抗战和紧随其后的解放战争中，它为晋西北军民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供应，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供销系统的推广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组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

牛友兰政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数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延安之行。

访问延安是牛友兰多年来的心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向延安取经。于是牛友兰就向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和行署负责人牛荫冠提出组团访延的建议，得到党政领导的一致支持。他们对此事十分重视，在晋西北各县筛选了有较高威望和代表性的士绅赴延参观取经，并指派《抗战日报》记者师海云陪同。于是，公推由牛友兰任参观团团长，刘少白、武润生（静乐县）为副团长，团员有孙良臣、贾克明等共计十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