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介休志》序

唐宋之间，山西文化格局有一巨变。宋元以后，人文之盛，晋南当推安邑、永济、洪洞、阳城，晋中则推平定、阳曲、汾阳、介休。这从历代文人著作多寡与县志纂修频次可以得到证实。

《介休县志》肇自明初，正统年间，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业已著录，成化版《山西通志》有征引。隆庆、万历年间，也曾两次纂修，可惜如今都已散佚。现在存世的旧志，有康熙、乾隆、嘉庆、光绪、民国五种版本，数年前，经侯清柏先生标点出版，极便读者。五种旧志中，只有光绪本未曾付梓，流传稀少，全本仅台湾有藏，山西省文物局资料室藏有残本，侯清柏先生据残本标点，事出无奈。如今，介休市史志研究室购回《光绪介休志》全本影印件，并将标点出版，这一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实在是书林快事。

《光绪介休志》的基本情况

《光绪介休志》三卷《志余》一卷，李敦愚纂。

李敦愚，原名守约，字叔度，介休义棠镇人，副贡生，约道光初年生人，卒年不详。早岁师从江西艾畅读书，后请益于徐继畬，与董文焕、董文灿及朝鲜来华燕行使等多有交游。工书，擅垂露篆，有名于时。曾官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光绪初年，山西大旱，回乡协理赈灾。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山西巡抚曾国荃设局纂修省志，命各县一律修辑县志，介休知县卢寿昌遂延请李敦愚专任此事。一年后即成书，誊清数稿，呈交山西通志局、汾州府知府林拱枢及在京高官审阅。由于志稿存在种种问题，最终未能刊刻行世，现只有二部稿本存世。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乌丝栏誊清稿本，一函四册。书签题“光绪介休志”五字，纸背有“光绪六年岁在上章七月丁卯朔庚辰日脱稿”牌记一句，据此可知成书年月。书前有介休知县河间卢寿昌叙、修志衔名、总论，后有纂者跋语。全书约十万字。这部稿本，即当时送交山西通志局审阅者，书前有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通志局校稿题跋，书中有批语二百余条，近万字之多。根据稿本《总论》中批语“初次清稿作今仿其例四字，与体例甚合。今又依初稿，五字殊嫌无着”一句来看，这是第三次进呈通志局的稿本。民国年间，社会各界多热心收藏地方志，这部稿本入藏史语所图书室，1937年，张政烺先生撰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业已著录，1949年随史语所迁台，保存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介休冀孔瑞先生征集到另一部誊清稿的残本，只存前二卷，缺卷三《人物志》及《志余》，后送交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山西省文物局资料室。经过校勘可知，两部志稿存在较多差异，山西残本是在台湾全本之后根据通志局及各家意见修改后的面貌。

20世纪80年代，介休为纂新志，曾将二卷残本复制数份，供研究使用。2012年，侯清柏先生据此复制本标点，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史语所所编《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方志）》由台湾文盛彩艺事业公司出版，全本《光绪介休志》收入第九册，学界始得见此书全貌。

此外，尚有关于志稿的原始文献二种：第一种是晚清介休李慎修所撰《表孝慰孤记》中，收录的一篇光绪年间汾州知府林拱枢驳回介休知县吴匡请求刊印该志的信札，林氏在信中从书名、体例以至人物、节烈、灾祥等多方面历数志稿存在的种种问题；另一种是介休市史志研究室所藏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敦愚致其姻叔揖之的信札，信中谈到光绪十年（1884年）山西通志局审核稿是未完稿，而另有一部完稿则在京城阎敬铭、祁世长、张之万、翁同龢、冯光勋等人中传阅，等阎敬铭写完跋语后，即将送新任山西巡抚刚毅审核，之后再交介休县刊刻。

根据以上这些文献，张颔、李豫、李雪梅、侯清柏、郝继文、冀成武等先生先后撰文，对志稿编纂的得失、未刊行的原因、李敦愚的性情、两部志稿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有李裕民先生所撰的简短提要，《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方志）》影印本前有曾冠雄先生长篇提要，读者并可参看。

李敦愚的史学素养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从宏观上看，这种论断是正确的。清代方志，多出俗吏之手，谈不上史学素养。李敦愚是清代晚期的普通文士，身份上与大多数方志纂修者无异。但他同时又较为特殊，受命以来，汲汲于此，着意求佳，著述意识很强，虽然志稿因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而未能刊刻，但从宏观上看，不能说李敦愚是俗吏的水平。介休《冀惟熙墓志》为李敦愚篆盖，其结衔为“诰授奉直大夫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国史馆校对官赏戴蓝翎”，国史馆校对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所置，专掌官修史籍校勘之事，虽然清晚期国史馆校对人员多至三百余人，但毕竟是在专门的修史机构，因此，李敦愚留心过史籍纂修是可以断定的。从志稿来看，他于史学虽不能说是真积力久，也缺乏系统训练，但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体例的设置

明代前七子之一康海所撰《武功志》，历来被视为方志楷模。清初王士祯在《新城县新志序》中说：“以予所闻见，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志武功。”乾隆年间，《武功志》抄入《四库全书》，《提要》极尽扬誉之词。李敦愚纂修介休志，以《四库提要》为指引，参考、模仿了多部名志，在体例设置上，无疑是追摩《武功志》的。不过，他的工作并非完全承袭，而是适当地进行了改造。《武功志》全书分七篇：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李敦愚志稿只立地理、建置、人物三纲，纲下设细目，用现代学科分类看，即自然、社会、人事三项，简洁明了，逻辑性更强，更为科学，可以说已经达到简洁而完备的水平。

星野的荒谬，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就山西而言，乾隆《忻州志》《应州续志》、道光《壶关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天镇县志》等俱不列星野。光绪《垣曲县志》凡例中即说：“古来星野，诸书纷若聚讼，且以一邑弹丸之地，欲强分躔次，臆测短长，纵横谬戾，不可殚述。昔康对山作《武功志》不志星野，职是故欤？”李敦愚虽无力究心天象，但受《安阳志》《武功志》的影响，祛除陋俗，不列星野，在当时也难能可贵，这与刘知几《史通》不列天文、艺文、五行三志的主张也是相合的。

明清方志中的《艺文志》，绝大多数是文选，更有猥滥诗文充斥其间，起初这是主事者偎慵堕懒、投机取巧的结果，这种编纂方式虽然后来大行其道，但实则完全不合志体。李敦愚在志稿中仿宋代范成大《吴郡志》之例，不单设《艺文志》，而将有用诗文散附各条之下，事言互证，以除冗滥，深得史法。

（二）列传的写法

志稿《人物志》分《选举》《仕籍》《事实》三目。《选举》列《科甲表》，眉目清晰，易于检索；《仕籍》俱以出任时间为断，简而有当，可医俗眼。最能体现李敦愚水平的，是《事实》。

中古以降，史籍格式化现象日益严重，明清方志更不能例外，表现在人物志中，即先拟定目录，如文苑、儒林、忠义、孝友、方技等，而后再将人按目填入，千人千面顿时变为千人一面，这种削足适履式的僵化编纂法，实与史学宗旨相悖。邵晋涵《四库提要分纂稿·史部·后汉书》说：“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方志作为国史纂修的准备，应当详察其实，据实而录，不宜以目系人。李敦愚在志稿《总论》中谈到《事实》的写法时说：“笔削予夺之权既非一邑之所敢专，则区分类别、次为列传者，皆僭也。况列传，史体也，不当作史之任，即不当为人立传。”说明他对方志不应“以目系人”已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在《事实》下，不立标目，以类相从，用萧子显类叙法，叙邑中望族时，则用世家体，可谓颇得史法，这在光绪年间山西修志活动中，是很罕见的。

（三）察势观风的能力

方志作为最基层的史书，应当重视客观反映民间各种实际现象，而不能只作书本上的文章。明清以来的很多方志，其编纂方式非常僵硬，门类固定，程式化严重，不能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中，多是根据档案甚至墓志、行状等做一些改编工作，陈陈相因，读者很难透过方志了解地方风类，读来总觉得隔着一层。清末四川学者刘咸炘在其《史目论》中说：“观历代史书志传事目之增减，而史识之渐隘，史法之渐亡，已可见矣。班书以后，绝无游侠、货殖传，《续汉》《宋》《齐》之志，皆无食货，或且并刑法而无之。而自司马彪以降，所递增者乃在舆服、朝会、仪卫，是可知史家惟详于朝廷之繁文，而忽于民间之风俗，亦由志已局于案牍，传已局于行状、墓志。民间风俗固非案牍、状志之所有。无综合之识，而惟编排记注，宜其陋矣。”李敦愚在志稿中也曾说：“闻前志纂辑者为幕中人，例不得与缙绅交接，绝于听睹，故剽掇成篇，多所踳驳耳。”虽然二人着眼不同，但是都已经看出国史方志远离民风，逐渐沦为文本游戏的现象。

地方史志的编纂，其核心工作应当反映在对本地风势变迁的观察与总结上，尽可能捕捉一地风气，以明盛衰治乱缘由。刘咸炘在《道家史观说》中谈道：“《七略》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执本，以御物变。此语人多不解。不知疏通知远，藏往知来，皆是御变。太史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即是史之要旨。吾名之曰察势观风。”他曾撰写四川地方通史《蜀诵》，在《绪论》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但是中古以后，史籍能着意于此的，实则很稀见。刘咸炘在《唐宋杂记论》中又说：“然班、范而后，史识渐亡，作史者重朝政而忽民俗，详事实而略虚风。”他对于史志编纂逐渐放弃根本有了清晰的认识，所以才在著作中反复强调“察势观风”的重要性。

细绎志稿，可以发现李敦愚对描述清代晚期介休一邑的风势不厌其烦，可以说通书都是从这个高度上立意的。《风俗》一节自不必说，《总论》及《人物志》中表现得也极为明显，叙介休望族用世家之体，也与此相呼应。有时甚至为捕捉不到风势而耿耿于怀，《事实》中就说：“载好义百八十一人，惜无事实可述，其采访之未勤欤？抑其人日以远，其风日以微，六十年来音尘遂息欤？”李敦愚在志稿中表现出的史学敏锐感，是非常罕见的。

综合大端来看，李敦愚于史料可称善择而略能辩疑，稍具史才；采摭群言，搜罗较备，学养过于中人；而史识一项，可称颇有天赋，迈越群贤。卢寿昌将修志重担委任于李敦愚，不能说无铨综之识。

志稿的学术价值

《光绪介休志》虽然没有刊刻行世，但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民国版《介休县志》无人物传，晚清介休的很多人事都不清晰，李敦愚网罗百年来的史料，撮其大端，叙其概要，荟萃群说，为之折衷。从这一点来讲，嘉庆以后、民国以前，介休史料多赖此得以保存，志稿是研究晚清介休一邑风貌最重要的典籍。

黄宗羲说：“天下最不可信之书有二，曰郡邑之志，曰家族之谱。”话虽偏颇，但大概是他看到了方志中有不少为地方避讳的行为，记载不实，或且沦为乡愿，因此才有这样的感慨。熟悉明清方志的人都知道，各地方志几乎都没有负面记载。但是，李敦愚在其所纂志稿中，怀着拳拳之心，秉笔直书，《山水》中极言介休不讲水利，以致泉多堰塞，《风俗》中说介休不讲纺织，民众因此而贫；《驿站》中谈到近代政法废弛，驿道官树任人斫伐。李敦愚对家乡爱之深而责之切，做不到“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因此，才有岳鸿举《处园尺牍》中所说的“光绪初李叔度先生修介休志，稿甫及半，吠影吠声，谣诼繁兴”。但也正因此，志稿的学术价值才显得更加突出。

李敦愚的这部志稿，性质上介于史部方志与子部杂家之间，代官立言的故意隐匿，稗官小说的耳食之言，都相对较少，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来说，其学术价值反而较一般方志更高。具体到志稿细节中的价值，前贤多有提及，如主张在介休水利事业中使用虹吸管，对介子推与介休的关系保持客观冷静态度等等，都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