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事关百姓生存、社会稳定、国家安危的一件大事。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晋冀鲁豫根据地积极发展水利事业，减少灾害影响，增加粮食产量，提升生产效率，有效改善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保障了军需民用，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根基。

旱灾、洪灾不断 群众损失巨大

太行山区山地多、平地少，庄稼全靠老天下雨，一遇干旱，山坡地便减产、绝收，很多老百姓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1940年开始，太行区连续多年因旱歉收。1942年、1943年，华北大旱，太行山区更是遭遇百年未有的旱灾。1942年7月上旬，部分地区虽有降雨，但林北、安阳、武安、黎城等地的降雨量仍然很少，雨水并未浸透土地，以致麦收仅有三四成。秋收时下了一场阴雨，大量谷子“倒青”，导致麦收仅有两成左右。因干旱少雨，原本山区盛产的核桃、柿子、花椒等作物也大幅减产。据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冀鲁豫分会统计，抗战时期，边区历年因旱灾损毁的土地有5400万亩，共减产131.76亿斤。

但部分地区因夏季雨量过大、河道淤积、敌人故意决堤毁坝，导致洪水泛滥，也给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抗战时期冀南、冀鲁豫根据地历年被淹没的土地，累计为11458万亩，共减产粮食52.63亿斤。

兴修大渠 变旱田为水浇地

为抗旱救灾，晋冀鲁豫根据地依托清漳河、浊漳河等水源，开山凿洞，架桥引流，积极修建大渠，将部分旱田改为水浇地，既解决了人民群众用水难题，增加了粮食产量，也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救济了灾民，还提高了八路军和边区民主政府的威望，使党政军与群众的鱼水之情更加深厚。抗战时期，太行山区兴建的规模最大的两条大渠分别是涉县漳南大渠和黎城漳北大渠。

涉县漳南大渠的建设起源于1942年春耕，当时河南店村的民教主任张鹤岭提出，可以在清漳河上游的王堡村开一条大渠，引到下游的河南店村。涉县一区区长李庆便和边区政府水利局的工程师曲万里商议此事。后来，曲万里又向水利局局长张奋作了汇报，张奋同意开渠。此后，这项工程又得到中共太行分局、八路军129师、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工程于1943年2月24日动工，1943年5月1日正式成立修渠委员会。

在修渠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一些特务分子四处造谣，阻挠施工。有的特务分子散布谣言，说天气干旱是因为开渠造成的。有的特务分子利用群众迷信思想造谣说：“开渠斩断了龙脉，各村不太平。”为了引导工人们施工，工程师在渠道沿线上埋了很多木楔子。赤岸村的一些特务分子偷偷拔掉木楔子，将本来插在高处的换到低处，插在低处的又移到高处，严重影响了渠道施工。

尽管如此，修渠委员会还是尽全力边推进施工，边加强宣传动员，解决问题。在修渠过程中，八路军129师、边区政府、太行军区等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和干部也赶来义务出工，激发了当地群众修渠的热情和斗志。

漳南大渠主体工程于1943年6月基本完工，个别工程延续到秋末。经通水试验，有漏水、塌方现象，1944年春组织修浚，1944年4月5日顺利通水。该工程北起下温村，途经王堡、赤岸、会里、沿头、河南店、南庄、茨村，南至庄上，总长13.5公里，共用工12万个，可浇地3500余亩。

这条大渠的建成，极大方便了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用水。过去，南庄村村民每日挑水都要排很长的队，误工费时，村庄妇女当中也流传着一个小曲儿：“爹娘爹娘好狠心，好不该把孩儿嫁到南庄村，梢又大，井又深，把住辘轳骂媒人。”自从漳南大渠修好后，河水流过南庄村的小渠，村民们挑水浇豆角、南瓜等蔬菜，妇女们淘菜和洗衣服都特别方便。村民郝玉贵在1943年干旱时卖了4亩地，挣了1600元。而在南庄村有水后，1944年，一亩水浇地的价格涨到四五千元，这让郝玉贵很是懊悔。漳南大渠被涉县百姓亲切地称为“救命渠”“将军渠”“幸福渠”。有人还编了一首歌谣，歌唱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功绩：“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

黎城县漳北大渠修建于1942年，起自大寺村，尾至靳曲村，全长11公里又90丈，共用石工5万多、土工2.7万多，共开支28万元，小米14.4万斤，灌溉土地面积3463.93亩。旱地变水浇地后，增产三分之一以上。据测算，大渠开通后，种谷每亩每年多得1620元，种麦多得800元，种玉米多得1400元，种两季至少多得2300元。

参加开渠的石工每日工资为2.5斤至3斤小米，仅林县工人的工资就有218520斤小米，这在灾荒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太行区1943年共开大渠3道、小渠34道，可灌地1.48万亩。据岳北区1947年8月统计，近两三年新开的水渠，使41266亩旱田变成水田，每亩地以平均增产粮食五斗计，共可增产粮食20633石。若以每人全年吃粮3.6石计，可供给5731人食用。

筑堤修滩 防洪扩田

每逢夏季雨量增加，清漳、浊漳等河流水位暴涨，会淹没和冲毁两岸一些农田、树木，严重威胁着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防止洪涝灾害，保护农田，边区组织干部群众沿河岸筑堤垒堰，修滩扩田，变害为利。

1942年、1943年，边区共发放水利贷款275万元、粮食20万斤，大规模兴修水利，仅在清漳河、浊漳河两岸即筑堤十几条，最大的有固新、清泉等大堤，共开滩一万余亩。其中1942年秋到年底，在开滩修渠中吸收灾民上千人，共用工2.3万个，支付工资14.5万元。

山西安泽县贾寨村临近涧河，每年夏季洪水暴涨，都会冲毁农田。据该村1944年春统计：1942年全村平地410亩，被洪水冲坏96亩，淹没秋地75亩；1943年冲坏166亩，淹没秋地81亩；1944年冲坏373亩，淹没秋地205亩。此外还冲毁店房1座，冲倒河滩大树327株，折合损失粮食1336.6石。由于洪水冲田，导致贾寨村的部分村民生活非常困难。佃户刘连魁租地18亩，1943年，大部分田地被洪水冲毁，损失惨重。

按照岳北防冲修滩总指挥部的号召，安泽县将贾寨村定为实验村，为全县作示范。起初，贾寨村的村民修滩积极性并不高。没地的穷苦村民认为，冲毁的不是自己的田地，没必要出力。有的佃户认为，地不是自己的，修好了也是给地主修，白出力。一些富裕户认为，地修好后自己也种不了，出租还要减租，不如不修。

为了调动群众修滩的积极性，工作组先找损失最严重的村民作宣传动员。这些村民虽然支持修滩，但对防冲技术仍有疑虑。1943年，村民们曾修了一次堤，但修好后被洪水冲垮了。水利组的张志道根据河道勘察情况，用小石头做模型，先说服了村长黄高管，而后又召开村干部会议，希望说服村里的青壮劳力。终于，在会上，劳动英雄牛应锁率先响应，其他干部也跟着同意了。

在动员群众时，工作组先动员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刘连魁等人，再由贫农联合起来去动员中农。中农同意后，贫中农再联合起来说服富农、地主。就这样，全村人修滩的思想便统一了。之后，贾寨村成立了防冲修滩委员会，下设劳力组、工程组、丈量组、生活管理组及工具借贷组。为防止完工后地主不履行承诺，村民们还组织召开了主佃会议，商定解决办法。

施工中，除了男劳力，贾寨村很多妇女、儿童也参加了劳动。妇女在折工计分上，劳力强的，按全劳力计分，较弱的计7分，儿童计2分、3分不等。在全村男女老少的共同努力下，贾寨村很快修好滩地180.5亩，并通过筑堤垒堰，完成了保卫400亩土地不受水冲的任务。

1943年6月，太岳专署召开会议，专门介绍了贾寨村的工作经验。开会次日，又组织干部们到贾寨村实地参观学习。实地观摩后，各县开展劳动竞赛，会后不到5天，全县防冲修滩保卫的良田达到1600余亩。

合理分配用水 平衡各方利益

山区水源有限，在历史上，因争水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层出不穷，有的村甚至发生了打架斗殴、伤人致死等恶性事件。为了平衡各村的用水量，不同地方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习惯，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

平遥辛村的清水渠实行“三水灌田制”，依据土地位置，分为上、中、下三等。挨渠口的为“上节”，紧挨水渠十分便利，不摊工、不摊款、先浇地。中节和下节的村民需要摊工和摊款，而且，上节浇完，中节才能浇，中节浇完，下节才能浇，最吃亏的是下节村民。

平遥东泉的洪水渠采用的是“上足下用”的分水办法，也就是说，必须等上游村用足了水，下游的村庄才能使用水。这一分水制，使得上游村的田地每年可浇上两三次，下游村只能浇上一次，极不公平。

晋冀鲁豫根据地为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制定了合理的用水分配办法，尽量照顾到各村的利益。1943年1月5日，《太行区兴办水利暂行办法》颁布，明确规定：“每年灌溉用水，以全渠灌溉亩数，由上游开始，依次轮浇，中间如有停顿，再流水时，接续轮浇。”“春夏二季，如遇河流水量突减，各渠水量之分配，得由主管水利机关协同当地政府，临时指定轮流灌溉，不得自行拦水。”

在具体实施时，各地办法有异。比如“按亩分水插花轮浇”，就是当地根据各村土地亩数，算出每村浇地需要的天数，再按各村所需天数算出村与村灌溉时间比例，按比例插花浇地。比如，甲村浇地需2天，乙村需1天，二者用时比例为2：1，安排浇水时，甲村先浇1天，乙村接着浇半天，如此循环互不吃亏。

“上下合亩，多寡互助”是一种用清水、洪水合浇地的办法。比如，北石渠之清水渠，经扩建后既可流清水，也可过洪水。清、洪合流时，依据上、下游土地状况，将1200亩作为“合亩”标准。比如，上游梁家寨浇地100亩，下游东湾浇地1100亩，两村合起来1200亩，便为两村安排浇水期。梁家寨余水只能让东湾用，不能转送他村。

“按亩定闸，按需支水”，是一种流量很大的洪水渠采用的办法。如平遥汇济渠，渠长十余公里，灌溉面积4万余亩。在分配水量时，以各村浇地需求确定支渠的大小。浇地时，各支渠活塞一律放开。同时，为防止支渠间出现抢水矛盾，必须由水委会加强领导。

此外还有“上轮下挤，先上后下，由左到右，挨次轮浇”的办法，适用于小型洪水渠。平遥东泉镇的天然渠便采用这一办法。

科学利用水能 提高生产效率

抗日战争时期，山区群众大多还是使用石碾碾米、面，耗时又费力。为此，晋冀鲁豫根据地在一些有条件的村庄积极发展水磨、水碾。

沁源县西阳村有56户人家，共213人，村中建有水磨。以西阳村为例，如果用旱碾碾米，每盘碾每天可碾米2.5石，需用驴1头、人1名，折工3个（驴顶2个工，人顶1个工），全村食米153.36石，需用工184个。如果用旱碾碾面，每盘碾每天可碾杂粮2.5斗，需用驴1头、女劳力1名，折工2.5个（女劳力顶半个工），全村食杂粮485.64石，需用工4856个。

如果用水磨磨面，每日夜可磨麦5石，一个月可磨麦150石，每石赚面10斤、麸子20斤，一个月可赚面1500斤。5个月可磨面750石，赚面7500斤、麸子1.5万斤。每斤面以100元计，售洋75万元，每斤麸子以20元计，售洋30万元，共合大洋105万元。减去4人工资、烧炭、灯油等其他杂支，可净得纯利大洋69.7万元。

此外，为解决地势落差带来的浇水困难，根据地积极试制水车，方便群众灌溉。1944年春，太岳行署水利组、士敏县水利科帮助某村成功试制单轮自动水车，共用木工88个、铁工4个。水车带24个水斗，6个水斗带一担水，旋转一圈能带四担水，平均一小时可转60圈，昼夜24小时转，能浇11.5亩地。这辆水车可以浇700亩地，旱田变成水田后，粮食产量比以往提高三倍以上。

1944年5月，太岳行署水利组在安泽县某村成功试制水车，打破了村里老百姓“水打不动车，沁河水不能浇地”的老思想，使全村210亩旱地变成水田。据当时测算，水车浇田第一年可增产63石，到第二年以后，随着土质的改善，每亩可增产1石，每年可增产210石。

建设小型水电站 供应129师司令部

山区群众夜晚照明主要使用煤油灯，很多老百姓从未去过大城市，也没见过电灯。

1942年，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研究作战部署间隙，决定利用缴获的一台日本造小型发电机，在司令部驻地赤岸村建造一座水电站。

清漳河位于赤岸村北面，李达找来技术人员，沿河岸勘察，确定建站地址，而后召集工人施工。工人们在清漳河畔修建了一条水渠，将河水引入渠中。水从高处流向低处，形成了5米左右的落差。一台木质冲击式水斗水车也是找木匠做的，安装在水流下方。水流源源不断地倾泻到水车上，水车不停转动，带动发电机不停运转。

由于安装的这台发电机只有10千瓦容量，难以满足大规模用电和生产设备需要，因此只能供129师司令部照明和机要通信使用。司令部用的部分电灯泡，也是利用情报线从敌占区购买的。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我国的水利事业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太行山区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土地灌溉也十分方便，沿河修建的大小水库和水电站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蓄洪抗旱、增加电力、发展地方旅游、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战争年代的水利建设，先辈们艰苦奋斗、不畏艰难、服务群众的精神，就如同绵延不绝的水流流淌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