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建设

重视党员思想教育

（一）孝义县县委举办首期新党员培训班

在八路军工作队的帮助下，孝义县先后建立了西程庄、下栅、大孝堡等10个农村党支部，新党员急需进行理想信念、党的知识、抗战知识的培训。县委将支部骨干程英、付克文、任茂堂、任茂盛、张建海（即章志）、左亮荣、刘本一、崔富保、任有志等人召集起来，在下堡举办了孝义县首期新党员培训班。邓小平、傅钟、梁占祥等亲自为大家讲课，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当前形势和任务。孝义县的党组织一开始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晋西南省委举办党员训练班

中共晋西南省委十分重视党员思想教育工作，把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省委（1938年10月改称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刚一成立，就在孝义县禅房头村连续举办党员训练班。训练班分半月班、一月班、两月班，分别培训各县基层、区委、县委和地委的领导干部。当年秋天，正式成立省委党校，林枫兼任党校校长，张友清兼任副校长。郭秋明、林月琴、褚凤岐等任班主任。训练班开办一轮后，又根据深度学习的需要，增开了三月班。

半月班轮训人数最多，主要轮训基层新党员。新接收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通过轮训掌握了党的基本知识，懂得了党的纪律和党员义务，成为广大农村抗日工作的骨干力量。

一月班所收学员多数是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及区委干部。参加过半月班的党员，有的回去后当了干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党校到一月班学习提高。在一月班，不仅要学习党的一般知识，还要重点学习怎样当党小组长、如何做好支部工作。学员们通过交流工作经验，培养组织领导能力，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三月班专门培训一年以上党龄的县委、特（地）委级干部。三月班只办过两期，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省委初建时在孝义办过一期，后来在隰县蟠龙庄办过一期。

党校对学员实行系统教育，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课堂讲授和集体讨论相结合。课程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是中共晋西南省委领导编制的。《支部怎样工作》由王达成编写，《怎样接近群众》由张稼夫编写。中共晋西南省委编辑、翻印了《怎样做一个模范党员》《怎样当好小组长》等小册子。北方局、中共晋西南省委和第一一五师主要负责人杨尚昆、林枫、张友清、王达成、张稼夫、陈光、罗荣桓、陈士榘、萧向荣等轮流到党校授课。

截至1939年11月，中共晋西南省委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共举办训练班18期，训练干部992人。洪赵、乡吉、中离特委和汾孝中心县委共举办干部训练班31期，训练党员干部1031人。经过学习、训练，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干部素质有了较快的提高。孝义县的党员、党组织近水楼台先得月，受教育者最多，获益最大。

从中共孝义县委成立开始举办党员培训班，到参加省委党校在孝义禅房头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孝义的党员干部定期接受培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1938年8月，汾孝中心县委成立后，建立了县委成员半月一碰头、一月一次会议的工作制度，平时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分头抓基层党员的训练和提高。由于党员、干部素质的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在恢复和巩固中得到了发展。

（三）防止突然事变的教育

面对阎锡山日益猖獗的反共活动，为了使党员干部清醒地认识到时局的严重性，1939年4月，汾孝中心县委根据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开始在全县党政军民机构中部署抗日反投降斗争，进行防止突然事变的形势教育和任务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党员教育和发展党员工作，使党支部成为坚持抗日、反投降斗争的堡垒。中心县委领导分头下到各区支部对党员进行教育，指导支部工作。中心县委在县委驻地刘家庄、刘家沿、王义庄、贺家庄等地举办支书、支委和党小组长训练班，先后训练了小组长以上党员近200名。中心县委书记甘一飞、宣传部部长柳林、组织部部长杨定成等亲自授课，讲形势与任务，讲抗日反顽，讲防止突然事变，讲怎样做支部工作和如何当小组长，讲怎样发展党员，讲党员的气节，讲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重要性，等等。所以，尽管当时的孝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孝义党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止步。

（四）创办《五日时事》加强宣传教育

为了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和时事教育，指导全区工作，晋西南省委成立不久，就创办了四开油印小报——《五日时事》。每期蜡纸两版，5天1期，每期印数5000份。内容主要有5天内的时局形势、对日军作战情况以及省委的评论、指示等。由于图文并茂、内容新颖，这份小报一经创刊便成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争相学习的读物。

1939年初，在延安举行的各根据地报纸展览会上，该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还为《五日时事》题写了报头。

至1940年终刊时，《五日时事》共出了150余期。晋西南区党委还编印了《五日时事》丛书，收录了中共中央指示、决议以及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的文章，并系统编印了一批关于党的知识的小册子，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宣传。

党组织在隐蔽中发展

中共中央为维护抗战大局，对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方针，与阎锡山达成“划路而治”的协议。晋西南沦为阎管区，党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斗争条件十分艰苦。中共汾孝中心县委在中共晋西南区委的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收缩组织，纯洁队伍，“把党的组织锻炼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

（一）开展反顽固斗争

1939年三四月间，阎锡山召开了“秋林会议”，准备发动反共、反新军、反人民的事变，破坏抗战。中国共产党被迫做出应对。1939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在山西的组织，尤其是新军牺盟及政权中的党组织，必须严密紧缩，停止不可靠分子的党员的组织关系，清除坏分子和投机分子。”

晋西南地区是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山西旧军主力所在地，处在新派和旧派矛盾的集中地，陷入日军和反共顽固派的夹击中。晋西南区党委面临尖锐斗争和严峻形势，按照北方局“巩固我党在山西已得的阵地，是一切问题的中心”的指示，坚守已取得的阵地，继续推动阎锡山抗日、争取阎锡山进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面对阎锡山日益明显的反共活动，“林枫同志和王达成同志针对汾孝形势和工作情况，指示中心县委坚持抗日反投降斗争，加强党的建设，培养地方干部”。

1939年10月底，汾孝中心县委在五区石岭后村召开全县反投降动员大会。会上，中心县委书记甘一飞揭露了阎锡山“秋林会议”以来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号召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反投降、防止突然事变发生的准备工作。会议期间，驻灵石县双池镇的阎锡山旧军企图袭扰，新军209旅予以阻击。阎军的行动更使人民群众明确了反投降的严峻形势，认识到打击顽固军和顽固势力的必要性。会后，群众首先起来斗争了孝义县公道团团长石鸣皋。

从1939年11月底开始，晋西南区党委发动群众开展了肃清顽固分子的斗争，为应付更严重的突然事变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孝义、汾西、灵石各县，经过群众斗争，解决了若干为群众所愤恨的顽固分子，逮捕了混在新军中的顽固旧军官。

在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汾孝中心县委一边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坚持抗日、反对投降、防止突然事变的教育，加强党的建设；一边放手发动群众，组建了汾孝游击四大队等县、区游击武装，军民团结，一致投入了与反共顽固派的斗争。孝义四区书记程英发动群众，用七八天的时间为新军赶做了七八百套棉衣和几千双军鞋，粉碎了阎锡山妄想“冻死新军”“困死新军”的企图。

1939年12月，阎锡山悍然发动了以进攻新军为主的“晋西事变”。打退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两军冲突。1940年2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向朱德、彭德怀等发出《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指示》，文中提出：“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随后，孝义乃至晋西南成为阎锡山的统治区。

孝义县党组织撤出后，转移到太岳抗日根据地。一直到抗战胜利，县委机关都驻在沁源县杭村。这一时期，坚持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仝云等人，没有离开孝义。晋西南区党委及后来的晋西南工委对孝义的领导并没有中断，县委对基层支部和党员的领导也多未中断。

（二）隐藏身份坚持地下斗争

阎锡山的极端镇压再加上日军的夹击，使得孝义县地下党组织腹背受敌，处境愈加恶劣，活动异常困难。有的共产党员东躲西藏，不得已离开了原属支部，有的逃出敌手不敢回到原来的村庄，有的支部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停止了活动，有的支部在领导人被关、被杀之后陷入了无组织状态。

隐蔽下来的孝义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抵制阎锡山暴政，不同时期运用不同的策略和形式，以“党的组织的秘密恢复与整理为一切工作之中心，求质不求量，脚踏实地打下基础，以准备将来的局面，主要工作是教育党员，训练干部，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周围”，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孝义地下县委负责人仝云不时改变身份和住址，坚持隐蔽斗争。他先是放过羊，又在孝义一区芦南街一带和机械工人出身的党员韩仁礼以师徒关系为掩护，开小杂货铺，之后又在汾河两岸种地；地下县委委员金石以卖菜为掩护，隐蔽在孝义县小圪塔村；区委杨子芳被敌人怀疑，便装疯卖傻应付敌人；党员师正楚以开小铺为掩护，在敌人占领的孝义城立下了脚跟；党员李克则以泥瓦匠身份，钻进孝义城北桥头日伪据点里侦察敌情。

针对阎锡山政权“以伪肃伪”全面反共的做法，地下县委教育广大党员坚定革命信念，严守党的纪律，誓死不当出卖同志、出卖组织的叛徒，并通过地下党员告知抗日军人家属应付敌人的办法。比如，只交待已经牺牲或撤走了的同志的情况；报假信息，谎称其丈夫在外地做生意；堆假坟墓，谎称丈夫已去世等。

（三）在隐蔽中恢复党组织

晋西南区党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和汾孝、洪赵、乡吉3个区的工作报告，作出对晋西南工作的决定：晋西南今后的工作总方针应该执行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域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晋西南工作的重点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应该是放在恢复党组织工作上，脚踏实地，求质不求量，打下坚实的基础，争取局面好转。

在实际工作中，地下县委遵照区党委决定，慎重地恢复党的组织，秘密联络党员，及时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党员。在恢复党组织后，立即对党员进行教育。教育的内容包括形势教育、前途教育、政策和策略教育、革命气节和斗争方法教育等。通过训练教育，党员的政治素质稳步提高，在对敌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韩仁礼等地下交通员听说沁源杭村工委机关和洪赵支队指战员在日军经济封锁下连盐都吃不上，他们就把盐化成水浸入棉衣中，冒着刺骨的寒风，穿过敌人的封锁线，送到沁源交纳“党费”。孝义党员的特殊“党费”在晋西南地区传为佳话。

据统计，这个时期仅孝南一带就发展了60多名新党员，而且大多数党员在后来的斗争中表现出色。虽然党员的数量比之前少了，但这些重新恢复和建立的党支部在长达5年的地下斗争中，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

（四）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

在严重困难的斗争环境中，能隐蔽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开展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一区区委书记筱一打入驻孝义的阎锡山平遥区公所任助理员。县委敌工干事、共产党员马明按照县委决定打入阎锡山驻孝义兑九峪镇之“战训班”担任教官。“战训班”结束后，马明被任命为国民党“党政纵队”的分队长。马明利用这一身份，给过往转移的地下党员开出“通行证”，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马明还依据内部情报，把被阎锡山特务组织盯梢的县委委员金石等转移到介休县龙凤村地下交通站。

二区区委书记张迎来被捕后，马明把这个消息传给县委。县委立即把张迎来领导的女党员李英转移到太岳根据地腹心区沁源县。当时李英身上保存着3个村党支部党员名单。打入北桥头据点的地下党员马登科、王安智发现阎锡山的特务机关往北桥头日军据点派了一名特务和一名翻译，与日军勾结，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他们把这一情况报告县委，县委派人迅速深入“虎穴”，将这两个特务抓走，并把暴露的党员撤往晋西南工委（1941年8月，成立中共晋西南工委，领导汾孝等地党的工作）。

在阎锡山的高压统治下，孝义地下县委广布秘密网络，派遣地下党员打入敌人内部，随时向党组织提供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既灵活机动地打击了敌人，又避免了党组织遭到破坏。

（五）开辟地下交通线

为了保证隐蔽斗争中上级的指示、文件能够及时下达，下级的情况能为上级及时掌握，地下县委首先在县委成员驻地和恢复了支部的村庄建立了交通站，开辟了交通站之间的地下交通线。1940年，交通线沟通了中心县委、中心区委和区委之间的联系。随后，又打通了从孝义县的芦南、霍家堡，经介休县的韩屯、花园、龙凤、北沟到达沁源县的新交通线。

在这些交通线上，活跃着一大批为党工作的地下交通员。这些交通员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但绝大多数是进步群众。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敌人的封锁线，联络党的组织，传递党的文件，把过往党员和干部安全护送到指定地点，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甚至还有一部分交通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孝义县委机关交通站党小组长李兰给一区区委任步云送文件，在霍家堡偷渡汾河时被敌人发觉，遭到敌人追击，险些丧生；地下交通员史锡祯为救一名小交通员，牺牲在敌人乱棍之下；芦南街交通员王怀忠转送文件途中发觉被敌人包围，拼命跑出包围圈，完成任务后吐血身亡；东盘粮村交通员马龙，面对群敌，临危不惧，拉响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正是党内秘密交通线的建立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交通员的英勇斗争，使党组织在隐蔽中得到发展，积蓄了抗日的力量，抵制了阎锡山的暴政。

全民抗战时期的孝义党组织由小变大、从弱到强，一是得益于全民抗战初期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省级党组织云集孝义，直接帮助孝义发展党组织；二是得益于孝义党组织重视党员教育，举办训练班成为孝义党员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光荣传统。在阎锡山的血腥统治时期，中共汾孝中心县委、汾平介孝工委和孝义地下县委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继续坚持抗日反顽斗争。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中，孝义党组织更加巩固，日趋成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