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纯至性的“铁汉公”——薛瑄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南薛里（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是明代第一个获准从祀孔庙的理学大师，也是名传千古的一代廉吏。他一生致力于理学研究，创立河东学派。薛瑄的理学之道讲求知行合一。他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在二十余载的为官经历中，他始终笃学践行理学思想，刚正纯直，顺道而为，如金子般至纯至性，毫不伪杂，被誉为“明初真儒铁汉公”。薛瑄历任广东道、云南道监察御史，山东督学佥事、北京大理寺卿左少卿、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等职，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清”。经纬天地谓之文，纯洁无染谓之清，“文”“清”二字，正是薛瑄一生的形象概括。

薛瑄出身儒学世家，其祖父及父亲皆精通经史，以教书为职。薛瑄生性聪颖，自幼随父就学，熟读诗书。儒学的熏陶使他养成了勤俭朴质、直道行事、恭行孝义的品行。他专于治学，并不热衷科举，然而永乐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亲被任命为鄢陵县教谕。当时规定，教谕所在县如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就要将其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役。为解父忧，薛瑄参加科考，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及第，开始从政生涯。

在从政过程中，薛瑄仍然勤学不辍，“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他以“仁”为中心，提出“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的“居官七要”，并始终躬行，体现出薛瑄“见理明而不妄取”的廉洁刚正。

正心洁己 刚正不阿

薛瑄提出的“居官七要”，以“正以处心”为首。薛瑄认为，“正以处心”有两层含义：在个人修养方面，“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感而易其所守”；在从政处事方面，他提出“固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这一处事原则，是薛瑄的立身之本，也是他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

明宣德三年（1428年），薛瑄丁父忧满，赴京履职。内阁股肱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素闻薛瑄的才气和人品，想要见他，薛瑄都谢绝了。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坐落沅州，是明代造币基地，辖湘西10余县20多处银矿。这是个让很多人垂涎的“肥差”，对此，薛瑄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规戒自己，作诗云：“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可忘清贫？”薛瑄就任后，面对此处多年来贪污成风、管理混乱的现状，宵衣旰食，反复于沅州、黔阳等地巡视，通过明察暗访，查清积案、要案，将违法和贪污受贿者皆数上报，依法严惩。肃清风气，沅州大治。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他“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贪墨，正风俗，罢采金宿蠹，沅民大悦”。离任时，薛瑄两袖清风，“赢得归囊一物空”。对于清廉，薛瑄认为：“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薛瑄为官一生，始终有“见理明而不妄取”的自持。薛瑄所作散文《车窗记》中记载：“河东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买小屋两间于京师，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东壁暗甚，力不能办一窗。小子淳乃取废鹿车上辕，卸去两傍长木，以中方为棂，类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他“取古书读其下，则旭日漏彩，清风度凉，心神通融，四体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广，而屋之陋也”，生动地体现了薛瑄“孔颜乐处”的情怀。

正统六年（1441年），司礼监太监王振权倾朝野，把持朝政。王振是明代山西大同府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为了培植亲信，他问“三杨”他的同乡中是否有人可堪大任，“三杨”举荐薛瑄，薛瑄被调任大理寺少卿。上任后，“三杨”将此事告知薛瑄，并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薛瑄拒绝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王振派人给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薛瑄也都托辞谢绝。当时王振权倾朝野，公卿们见了王振都对他行跪拜礼，薛瑄却坚持按礼制对其行拱手礼，由此与王振交恶。

大理寺掌管风纪法案，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驳；事有冤枉者，查明详情，昭冤平反。薛瑄上任后，以“剔拔奸蠹，扶植善良，以澄肃一方之官吏”为己任，尽心尽职，从严执法，查办冤假错案，为民伸张正义，为此不惜得罪同僚，被冤入狱。据《明史》记载，正统八年（1443年），“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薛瑄发现其中冤情，奏请差监察御史调查平反。都察院都御史王文受王振唆使，污蔑薛瑄在这一案件中受贿，更以对朝廷不满之罪名，将薛瑄定为死罪，关押于锦衣卫狱中。薛瑄蒙冤入狱，却仍在平静地诵读《周易》，将死生置之度外。通政史李锡知道后不禁赞叹说：“真铁汉也！”薛瑄一向清正方直，他蒙冤入狱，朝廷百官皆为震动。《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中记载：“有工部侍郎王伟素与振善，亦闻公论不惬，乃谓振曰：‘人言薛某狱实冤，若决此人，皆谓不能容贤。’”王振听后有所忌惮。等到要行刑那天，王振的家奴也为薛瑄而痛哭。王振见众怒难犯，又恐坐实不能容贤之名，只好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薛瑄曾言：“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誉悦，则失公正之体，非君子之道也。”他把“公平正大”视作办案的唯一铁律，即使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也不改初衷。他始终致力于构建“狱清而民心乐”的理想世界，以“培固国家之根本”。

修德保民 视民如伤

儒家思想始终强调“为政以爱人为本”，薛瑄的吏治思想亦以爱民为旨归。他从自我要求出发，提出“做官持己之三要”：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又从为政者角度出发，提出“治天下之三要”：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

“养民生”即以“保民”为旨归。他说：“人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所以，薛瑄主张轻徭薄赋，为百姓谋取生计。景泰元年（1450年），薛瑄奉命协助四川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为了弄清楚作乱原因，他到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深入体察民情。他发现，当地收成欠丰，又有官吏盘剥、赋税极重，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他向李匡建议：“与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诚信以结其心。”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生计，才是平息苗乱的办法。苗乱平息后，他向朝廷上奏：“番州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望朝廷减免当地税赋，以保民生，从而使社会得到安定。然而，朝廷并未重视和采纳他的建议，薛瑄愤而提出了辞官回乡的奏请。

景泰四年（1453年），雪灾、火灾、饥荒、瘟疫数灾并行，民不聊生。在苏州、松江一带，民众因无法生存向富户借粮，而当地富户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致使民怨激愤，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酿成大祸。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办案，王文不由分说，以谋反之罪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解京，并奏请全部问斩。面对这一案件，很多大臣也认为多有冤屈，但他们明哲保身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上奏，为这些被捕的百姓辨冤。王文素知他的为人，只好怒叹：“此老倔强犹昔。”在薛瑄的努力下，朝廷重新彻查，最后下令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其余皆无罪释放。

在“养民生”基础上，薛瑄提出“复民性”，就是要在安民养民的基础上，通过教化引导，使民众明白义理，从而达到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大同的理想境界。薛瑄始终认为德治比法治更加重要，他说：“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他视民如伤，认为“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强者，惟顺其心而道之，则无不以矣”。“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对于如何教育感化民众，薛瑄强调要“正己以正人，修己以治人”，还要注重以诚化民。他在《送朱知府赴任序》一文中提出：“己正而左右僚吏正，部属正，以致庶事无一之不正……所谓千里之民，熙然相与以宁者，有必然矣！”即教化民众，要首先加强为政者的自身修养，只有上位者严于律己，保持高尚的品行，率先垂范，才能上行下效，使民众得以教化。他在《读书录》中提出：“持身之廉，处事之公，一出于诚，人将信爱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信既在民，事不待督促而赋税以时，里间无事。”又说：“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诚以动之。”他认为对百姓应该付之以仁爱、恭敬、信任，以诚化民。他推崇当时的韩城知县李居敬，他说李居敬洁身自好，躬行节俭，从不取民之利，并以孝悌忠信、敦本厚俗之道感化百姓。“居敬在官，始终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声称其美著于远近。”薛瑄认为：“吾以诚感其民，民亦以诚应；吾以智笼其民，民亦以智应。”“有民社者，勿谓其难治，但当责其治之之诚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请质于居敬云”的意思是，管理百姓的人，不要说百姓难管，而要看自己是否付出诚意。

薛瑄提出“禁民非”，指的是要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对豪强恶霸进行惩治，从而使人民获得安定和幸福。他认为：“狱清而民心乐，则和气应而有以培固国家之根本。”薛瑄在《送刘佥宪之任序》中提出：“（希望为官者能）剔去牟蠹，保惠良善，使单民弱夫，咸得伸眉吐气，而不为豪横所顿捽遏抑。”法纪应是保护民众的工具，而非治理民众的手段。薛瑄在为官时，真正做到了对贪官污吏、豪强恶霸严惩不贷、一查到底，同时对百姓心存怜悯，为民辩白冤屈，不惜任何代价。

清心省事 顺道而为

作为一名理学醇儒，薛瑄始终是“志于道”的，道的核心便是“仁”。薛瑄一生为官，其出发点始终是将内心的“道”践于行，所以后世也将薛瑄视为明朝“实学”的开创者。在修养之道上，薛瑄纯粹淡然，清高绝俗。他说：“水清则见毫毛，心清则见天理。”就像清澈的水中可以看见毫毛一样，存有澄澈的心方可感悟天理。因此，他始终不为外欲所扰，清心省事，顺道而为。

在为政过程中，薛瑄亦“以道事君”，追求“仁政”。薛瑄认为：“人臣事君，当竭忠尽诚，虽细事不可欺，虽曲礼皆当谨。”然而“事君以忠”并非对君王的顺从，而是助君王施行仁政，行“王道”，实现儒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对于薛瑄来说，对君的“忠”体现在处以公心，而不是着眼于自身的荣辱。“忠臣事君视天下犹一家，非为身谋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为民请命，置自身官位甚至生命于不顾。因为他端正直方，虽仕途经历波折但始终为朝廷所重用。天顺年间（1457—1464），薛瑄为入阁之臣，他更是以“王道”谏君，“帝数见瑄，所陈皆关君德事”。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薛瑄的政治理想始终无法实现。直到于谦被置以极刑，薛瑄力谏而未果，又见石亨、曹吉祥乱政，他已无法再在朝廷推行其道，便“疏乞骸骨”，致仕还乡。得到准允后，他高兴地说：“吾道则亨也！”这是无奈之举，也是薛瑄率性而为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上无法行道，他又通过讲学进一步弘扬道统思想。“家居八年，闭门不出，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先生拳拳以复性为教。”通过长期讲学，薛瑄培养了很多学者大儒。薛瑄的理学思想在批判地继承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初露实学端倪，创立了理学一脉之宗——河东学派。他的理学思想及言论整理为《读书录》《读书续录》，后被列入明朝国子监的诵习教材，对明朝理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朝思想家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清代学者尊薛瑄之学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

薛瑄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著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皆文采斐然，兼有义理哲思。清朝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薛瑄的诗文给予了很高评价：“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渊明）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

天顺八年（1464年），薛瑄去世。明宪宗于次年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薛瑄一生至纯至性，刚直耿介，后世评价他：“河津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可谓得许子平仲之传矣。”“直躬慕古，谈道淑徒，进无附丽，退不慕恋。勤学好问，可谓文矣；归洁其身，可谓清矣。”“瑄志学甚笃，趋向甚正，践履平实，不为伪言华貌，其事亲孝，其教人词气恳款，终日无惰容，出其门者颇众，其居官持法不挠，事有便于民，不顾利害为之。”“南京好官，惟薛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