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会与云冈石窟保护

1933年9月，一条晋军将领修建别墅，导致云冈石窟遭到毁坏的简讯，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简讯中提及的晋军将领，乃阎锡山麾下的赵承绶。赵承绶早年参加过山西新军起义，后追随阎锡山参加北伐战争，曾任阎部师长与骑兵司令。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赵承绶兼任平绥护路司令、大同警备司令等职。如此身居山西军政要职的将领，竟然因修建别墅、凿石筑墙导致云冈石窟毁损，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自然是舆论哗然。

值得注意的是，简讯中提及：“平古物学术团体闻讯震骇，电阎锡山制止。”这就表明，北平的某一学术团体（组织）已向阎锡山致电，要坚决制止这一破坏云冈石窟的行为。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学术团体（组织）向当时的山西军政最高领导者致电“施压”呢？

3天后，向阎锡山致电的学术团体（组织）终于浮出水面，通电内容也见诸报端。1933年9月14日，上海《时事新报》与北平《华北日报》同时刊发相关报道。蔡元培、叶恭绰以中国考古会这一学术团体（组织）的名义，向阎锡山致电，表达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并提出“严饬保护复旧，不准侵害”的解决办法。

言及于此，就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考古会这一学术团体（组织）的来龙去脉。

中国考古会的发起与筹备

据考，1933年3月间，上海的一些知名学者、艺术家发起成立了中国考古会。1933年3月28日，该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到会主持，将这一学术团体（组织）的正式成立时间暂定为1933年4月，并进一步扩大了发起人阵容，拟邀刘半农、沈兼士、傅斯年、陈垣、陈寅恪、董作宾等国内知名学者。后来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的著名文物收藏家叶恭绰，被推举为会章草案整理人。

此次会议推举的发起人中，有两位营造学社的社员。其中一位即学社发起人、创办者、社长朱启钤，另一位则为学社法式部主任、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一个多月后，在5月14日晚间举行的中国考古会首次理事会议中，梁思成被推举为该会调查委员之一。

中国考古会第二次筹备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进一步扩大发起人阵容。这有利于在该会创办伊始充分造势，寻求艺术界与学术界的南北互动，以壮声势。不过，可能由于南北区隔、交通不便等主客观因素，原定于1933年4月召开的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大会未能如期举行。1933年5月14日，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大会终于在上海召开。当天，《时事新报》对大会盛况予以了“预报”。

此次会议发起人有近80位，为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中所拟发起人人数的两倍。其中，新增了于右任、邹适庐、高野侯、丁辅之、郑午昌、丁仲祜、杨杏佛等当时活跃在国内政界、文化界、艺术界、收藏界的知名人士，为该会更增声势。报道中披露的“通函”内容表明，以蔡元培为首的该会初始发起人，曾于两次筹备会议后，向会上“经决议敦请”者发出“通函”，但凡复信表示接受者，即可列为该会“发起人”。报道名单所列者，即为已接到“通函”并表示接受者。

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

5月15日，《时事新报》对中国考古会成立大会现场状况及会议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报道，原文如下：

中国考古会

昨日开成立大会

蔡元培报告组织意义

推举叶恭绰等为理事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名流叶誉虎（即叶恭绰）、刘海粟，考古学家关百益、李济之，艺术家王济远等，所发起之中国考古会，筹备手续业已就绪，于昨日下午二时，在中国科学社开成立大会，兹将各情，分志如下：

到会会员

到叶恭绰、王济远、关百益、顾燮光、陆丹林、丁仲祜、张凤、刘海粟、滕固、蔡元培、郑师许、卫聚贤、王献唐、金祖同、陈济良、吴宜常、杨铨、黄惕人、张叔驯、马公愚、方介堪、邹楚祥、史匋箎、徐积余等二十余人。

主席致词

行礼如仪后，即由主席蔡元培报告：略谓在国难严重之今日，吾人来发（起）考古会，似属不急之务，实则人类思想，因环境之变迁而递嬗，就考古事业言，考古可了解民族性，及各处之地方性，看考察某一时之古物，即可知某一时之时代性。古时闭关自守，交通阻滞，东西文化，彼此隔阂，今则科学昌明，交通便利，各国均深知东方文化之优点，对吾国古代遗物，不惜以巨额金钱收买，从事研究。以致海内宝藏，逐渐流亡海外。日人曾向外宣称，要看中国古物，可至日本云云，确系的语。一·二八之役，日本毁我东方文化，灭我文化遗迹，盖日人之意，颇欲使各国要考（察）东方文化，必须要到日本去的样子，故吾人于此，应亟谋自救，否则前途颇为危险云云。

筹备经过

继叶誉虎报告筹备经过，略谓：我上海同人感觉近来文化侵略之日深，故有组织考古会之必要，在上海先办，于可能范围内邀请各地对于考古有经验及兴趣者加入本会。本会于三月十四日开首次筹备会，预定名称为中国艺术考古会，旋讨论结果，以艺术与考古范围不同，不能相混，故改为今名，并确定今日举行成立大会。虽到会者人数不多，但远来者已占多数云。

讨论提案（略）

当选理事

继即推选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关百益、顾燮光、张叔驯、谢英伯、王献唐、李济之、王一亭、马叔平、张天放、杨杏佛、李印泉、董康、戴季陶、狄平子、吴湖帆、张葱玉十九人为理事，并即于昨晚八时举行第一次理事会议云。

理事会议

会毕，由王济远提议，于昨晚七时在霞飞路觉林蔬食处举行会员聚餐，并开第一次理事会议，讨论大会交案，及选举常务理事云。

上述近千字的报道，将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大会召开之际的基本情况，逐项列述，公之于众。于上海本地读者而言，只要略微读过当天的《时事新报》，就会对这一新近创立的学术团体（组织）有基本的了解。

当然，因为受南北区隔、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所限，北方（北平）学者到会的不多，参会者大多为上海本地学者，也有一些来自周边地区的各界人士。虽然如此，未能到会的这部分会员（其中一些被推举为发起人），仍然是这一学术团体（组织）的重要成员，在以后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文还将提到，中国考古会之所以提出云冈石窟日见毁损、亟待保护的建议，极有可能就受到了被推举为该会发起人的梁思成实地调查的启发。

中国考古会的文化使命

中国考古会正式成立大会上，蔡元培的致辞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在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之际，发起中国考古会的意义何在？蔡元培为之略加阐述，便使人明了。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当务之急诚然是要奋起反抗外国军事侵略，但文化侵略同样不容忽视，且应当立即采取行动。

蔡元培致辞中特别提到的“日人曾向外宣称，要看中国古物，可至日本云云”，这样的情形，在当时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里显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说，蔡元培致辞中提到的“日人宣称”之语，就是当时日本学界流行的所谓“中国国内已无唐代木构建筑”论调的翻版。据笔者查证，日本学者确实说过“要想考察与研究唐代木构建筑，可以到日本奈良和京都去观摩”这样的话语。日本著名学者、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在为《世界美术全集》第七卷（日本东京平凡社，1927年初版）所撰写的“时代概述”中就宣称：“唐代木构建筑毋庸置疑有大发展，但遗物今已全无。唯通过受彼影响之日本宁乐时代建筑，可知其建筑样式之一斑。”这里提及的宁乐时代，即奈良时代。这里所说的宁乐时代建筑，指的是奈良法隆寺，寺中有大量日本国宝级古建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国内一直没能发现唐代木构建筑实体（直至梁思成等人于1937年7月在五台山发现佛光寺），日本学界一度流行“中国国内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论调，日本学者也大肆宣扬“要想考察与研究唐代木构建筑，可以到日本奈良去观摩”。

面对这样的状况，蔡元培在致辞中警醒和勉励国内学者道：“‘一·二八’之役，日本毁我东方文化，灭我文化遗迹，盖日人之意，颇欲使各国要考（察）东方文化，必须要到日本去的样子，故吾人于此，应亟谋自救，否则前途颇为危险。”

继蔡元培致辞后，叶恭绰的报告更是直接用了“文化侵略”一词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显然，叶、蔡二人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国内时局的看法，是有着相当的默契的，可谓心有戚戚焉。

其实，关于文化侵略这一概念及措辞，早在此次会议召开前一周，蔡元培就做过明确的解析。1933年5月7日，蔡元培在上海青年会作了题为《日本对华政策》的讲演，向在座听众宣讲了个人对于当前时局及日本侵略行径的观察与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分为武力、经济、政治、文化侵略四个层面。其中，关于文化侵略，他有这样一番表述：“……日人则确有文化侵略的事实，例如前述的东亚同文书院与中央试验所，即其一例。又如仿欧美基督教之例而要求来传佛教，假科学工作之名，要求到内地测验地磁，在长江上游搜集鱼类标本，均含有政治的背景，故我国政府及学者社会均未曾准许。从前中国考古学会曾与日本学者合组一种考古协会，于发掘的地点发见品的分配及互相通告的规则，均有条文；后来日本学者，未能履行。日本古代文化，源出中国，日本人对欧洲学术界，恒说欲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求之日本，反较中国为备。以中国历代兵争，古迹多毁，而日本保有较多。此种论调，实欲抹煞中国文化而以东亚代表自居。‘一·二八’之役，毁各大学及商务印书馆，焚东方图书馆，都是这种动机所促成的。”

讲演即将结束时，蔡元培呼吁国人应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保持警惕，要想出对策，找出办法来应对。他说道：“日本的侵略政策，既如是复杂而深刻，我们决不是用简单而浮浅的方法就可对付，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至于讲演中提到的“从前中国考古学会曾与日本学者合组一种考古协会”，应当是指1926年前后由日本学术界发起成立的所谓东亚考古学会及东方考古学协会。日本学界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更为便捷地获取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获取在中国境内考古发掘的便利。日本学术界曾一度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合作，成立了这样一个各自利益与诉求皆不一致，且双方地位并不平等的考古学会（协会）。在几次象征性的合作会议之后，中国学者普遍感到这样的“合作”，不但名不副实，更有被利用之嫌。1929年10月，东方考古学协会中方委员、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致信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东方考古学协会，公开表达对日方擅自行动、罔顾合作宗旨的不满，并且发表相关声明，辞去中方委员一职。以朱希祖为代表的中方委员辞职之后，中国学者陆续退出东方考古学协会。蔡元培在讲演中提到的这一协会“于发掘的地点发见品的分配及互相通告的规则，均有条文”，可“后来日本学者，未能履行”，无异于单方面垄断了学术资源，“合作”名存实亡。

中国考古会调查委员梁思成初探云冈石窟

1933年9月6日，也就是蔡元培等人以中国考古会名义致电阎锡山的5天前，正在山西大同开展古建筑调查的梁思成等人，奔赴云冈石窟考察。9月9日，为期3天的考察结束，他们一行人又折返大同。事后，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合作编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意味着国内学界首次将云冈石窟纳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范畴。

梁思成等人在文中坦言，虽然确已判定云冈石窟乃“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实物遗证”，然而“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究其原因，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二是“云冈石窟诸刻中，没有文字”；三是“士大夫阶层好排斥异端……不为通儒硕学所称道”。

除了梁思成等人归结的三大因素，这也与当时国内没有专业学术团队对云冈石窟开展正式考察，更没有形成云冈石窟研究的学术风尚、方法与路径有关。以龙门石窟摩崖题刻《龙门二十品》为中心的魏碑书法研习之风尚，以敦煌遗书研究与壁画鉴赏为中心的敦煌学之崛起，都是在营造学社1933年9月的云冈之行之前便已确立，相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开始较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成果迭出。为此，梁思成等人特意在《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的“绪言”中，对国内外云冈石窟研究状况进行了对比：“近人中，最早得见石窟，并且认识其在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和地位，发表文章，记载其雕饰形状，考据其兴造年代的；当推日人伊东和新会陈援庵先生，此后专家作有统系的调查和详细摄影的，有法人沙畹（Chavannes），日人关野贞、小野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