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探寻三晋古建遗韵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今年是林徽因诞辰120周年。林徽因（1904—1955），集建筑学家、诗人、工艺设计师于一身，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以诗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享誉文坛，曾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誉为“一代才女”，是许多人心目中最美的人间四月天。

山西历史悠久，人文璀璨，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美誉。1933年至1937年，林徽因三次赴山西，致力于文物古建筑的考察、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33年，别出新意调查云冈石窟

1933年9月，林徽因从北平出发，首次赴山西考察大同古建筑和云冈石窟，同行的有其丈夫梁思成及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

大同地处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历史上曾经是北魏的故都、辽金的陪都。初到大同，一切皆出乎林徽因一行的意料。街道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煤灰，墙角的垃圾在风中低旋。毛驴和骡子是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眼看天色已晚，他们竟然找不到一家可以住宿的旅馆。无奈之下，林徽因一行只能回到大同火车站。此时，他们恰好遇到梁思成当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的同学——车站站长李景熙。李景熙腾出家里的房间，安排他们临时住下。第二天，在市政当局的协调下，一家餐馆每天为他们提供考察期间的伙食，每人每餐一大碗汤面。

林徽因等人此次的古建筑考察从素有“辽金巨刹”之称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开始。华严寺始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是我国已知辽金木构建筑中最大的一座。其中，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是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辽代壁藏，被梁思成誉为“海内孤品”。华严宝塔则是我国第二大全木榫卯结构的方形木塔。善化寺殿堂高大，院落布局疏朗开阔，是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林徽因等人或测量平面、斗拱，或核查文献、碑刻，或草绘建筑的横、纵断面。他们分工明确，各自展开，井然有序。林徽因后来回忆说：“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塑像瞠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

随后，林徽因等人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云冈石窟，考察石刻艺术中所呈现的北魏建筑特征。云冈石窟建造于北魏时期，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壮观遗迹，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20世纪30年代的大同云冈地处偏僻荒郊，人迹罕至，空旷的山崖上看不到一棵树，田野里庄稼稀稀落落，倒是一座座石窟、一尊尊佛像鳞次栉比，守望着这块干旱贫瘠的土地。林徽因一行再度陷入找不到住处的窘境。为方便野外调查，最后他们借住在附近一户农民家中。一侧的厢房没有门窗，屋顶简陋，四壁透风，也没有一件家具。云冈的气候昼夜温差很大，中午炎热得只能穿单衣，夜间盖着棉被仍让人冷得缩成一团。他们一住就是三天，每天跟着农民一起吃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尔吃到一点咸菜已然是佐餐佳品。尽管条件恶劣，他们依旧兴致盎然，详细考察了各个石窟的建筑年代。石刻中表现出来的，诸如塔、殿、柱廊、阑额、斗拱、屋顶、门拱、栏杆、踏步、藻井等建筑样式，为系统研究云冈石窟所反映的北魏时期建筑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由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共同署名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刊发在1933年12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四期上。

林徽因长期身患肺结核，健康状况堪忧。考察完云冈石窟后，她先行返回北平。梁思成与莫宗江则前往应县，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测量了建于宋至和三年（1056年），高66米、9层重叠式的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古的木构建筑——应县木塔。梁思成在给林徽因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我的第一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地倾倒！”

1934年，与千年晋祠相遇

1934年8月上旬，林徽因、梁思成应美国朋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邀请，来到汾阳城外的峪道河避暑，这是林徽因第二次赴山西。其间，四人以汾阳峪道河为原点，结伴考察了汾河流域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和赵城等8县40余处古建筑。

他们乘坐小平车、骡车等最简单的交通工具，穿梭于邻近诸县。由于同蒲铁路正在炸山兴筑，多段公路被毁，因而从介休到赵城之间300多里路，其中大半行程只能靠徒步。

在前往汾阳县小相村灵岩寺途中，适逢大雨，原来的土路一下子变得泥泞不堪，崎岖难行，只能改乘骡车。调查、测绘中，林徽因主要承担丈量建筑和抄录碑文的工作。梁思成负责拍照并做记录，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则协助配合。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回忆道：“菲莉斯（林徽因的英文名）穿着白裤子，蓝衬衫，与穿着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显得清爽整洁。每到一座庙宇，思成便用他的徕卡照相机从各个方位把它拍摄下来，我们则帮助菲莉斯进行测量，并按比例绘图。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只是中午暂停下来吃一顿野餐。”其间，梁思成拍摄了一张极富诗意的照片：已是遗墟的灵岩寺瓦砾土丘，满目荒凉，但还留存着明正德年间铸造的五尊铁佛，东首一尊俯身低首，身形娇小的林徽因右手执笔，轻抚着露天盘坐的铁佛，同时神情虔诚地仰首凝视，仿佛彼此正用心交流着什么。正如后来一位诗人所写的：“你有低眉慈悲，我自温婉无语，静默好似对话，凝望已然千年。”

离开汾阳，因公共汽车不能通行，他们一路跋涉，风餐露宿，徒步走到位于赵城县城东南约20里的霍山南麓广胜寺。广胜寺始建于唐代宗时期，分上、下两寺和水神庙三处。其中，飞虹塔虽系明代建筑，但仍保留着唐代旧制，八角十三层，高47.31米，塔身内部由青砖砌成，外部以琉璃烧制的砖瓦包砌镶嵌。琉璃表面虽只有黄、绿、蓝三种基色，但深浅不同，浓淡各异，塔身在夕阳的映照下五彩斑斓，如同天上的彩虹，格外夺目。

林徽因和梁思成久闻晋祠大名，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探访晋祠的计划。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越是名胜古迹，经后世重修、改建的可能性越大，原有的建筑不太可能保存下来。然而，从太原出发去汾阳时，在颠簸的汽车上，林徽因透过车窗，远远望见太原城外晋祠正殿的雄伟侧影。这惊鸿一瞥，让她大为惊叹。晋祠虽成名胜，但仍是古迹。他们决定返回时，无论如何必须考察一番。一个月后，林徽因、梁思成告别费氏夫妇，从汾阳返回太原途经晋祠，毅然走下挤得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拖着沉重的行李，决定逗留半日，对心中挥之不去、“无论如何不肯失之交臂”的晋祠进行初步考察。

晋祠位于太原西南悬瓮山东侧，是我国现存殿堂楼阁、亭台轩榭俱全的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最著名的建筑圣母殿，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大殿四周围廊，前廊宽敞，是古建筑中“副阶周匝”的最早实例；斗拱与彩画，与《营造法式》中“五彩遍装”的记载高度相似；殿前8条宋代木雕盘龙，是唐宋古建筑中仅存的实例；殿内43尊宋代彩塑，圣母居中而坐，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在晋祠，林徽因和梁思成流连忘返，他们时而驻足观赏，时而拍照记录，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深深陶醉。

此次野外调查正值仲夏，天气炎热，林徽因戴着西式太阳帽，踩着泥泞、坐着骡车，跋山涉水，风尘仆仆。为掌握第一手实例测绘资料，她奔走在山村乡野，顶着炎炎烈日，吃着粗劣的食物，甚至与蚊蝇、跳蚤为伍，备尝艰辛。然而，每一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古建筑遗存，看到“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及精妙奇特的构造，总是让她疲劳顿消，有如孩童般快乐。她总是能够在别人不在意的地方发现美、认识美。山村的土戏台，集市上家织的土布，一个式样古拙的长命锁，一只造型别致的陶土罐，关帝庙里刻着万历年号的铁铎……总让她如获至宝，欢欣雀跃。

林徽因徜徉于古寺塔林，倾听晨钟暮鼓，流连于亭台楼阁，感受古建神韵。一如她在《山西通信》（1934年8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6期）中所写的：“（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她以诗意的语言描绘晋汾之行：“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由林徽因执笔，林徽因、梁思成共同署名的考察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全文约3.5万字，发表在1935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上。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从学术角度详细记录他们的调查行程、考察内容、建筑特征和认识感受，向世人全面展示了晋汾地区古建筑的精美绝伦。不同于技术性的调查报告，“纪略”带有个性化的日记色彩，语言生动，清新自然，保持了林徽因鲜明的写作风格和浓厚的诗人气质。

1937年，终于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1937年6月，林徽因第三次赴山西调查古建筑。这一次，她与梁思成、莫宗江、纪玉堂等人直奔五台山，专为探寻魂牵梦萦、念兹在兹的唐代木构建筑。

早在此前，日本建筑学界代表人物伊东忠太狂妄地表示：中国已经不存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这样的实物，只能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去。1933年，林徽因第一次考察山西时，不无遗憾地感叹：“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然而，她和梁思成始终坚信，在中国的某个角落，一定有尚未被发现的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他们定然能够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构建筑。此后，梁思成在英国人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发现第61窟壁画《五台山图》“大佛光之寺”上面，标注着“唐代”二字，并在北平图书馆的《清凉山志》中，查阅到佛光寺建于唐代的确凿记载。他和林徽因决定到佛光寺一探究竟。

佛光寺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区域，交通十分不便，林徽因一行先坐火车，后乘汽车，再骑骡子，几经辗转，最后拉着骡子，步行前往五台山佛光寺。山路崎岖不平，沿着山崖，他们走得心惊胆战。两天后，林徽因远远看到佛光寺矗立在一个叫豆村的小山村，兴奋得心怦怦直跳。佛光寺三面群山环抱，西面地势开阔，大殿貌似寻常，亦不高大，却没有任何重修重建的痕迹，出檐深远，斗拱硕大，柱头的卷刹、门窗的精致，无一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寺庙中有一尊穿着便装的女性坐像，僧人说那是武则天的塑像。

由于年久失修，佛光寺屋檐下寄居了成千上百只蝙蝠以及臭虫。他们戴着口罩，爬上梁架，迎着灰尘仔细测量、记录、拍照，以至于一天下来，身上和背包里都是臭虫。测绘进行到第三天，梁思成在梁架上惊喜地发现《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国内孤例、从未见过的人字形的“叉手”承脊槫。远视眼的林徽因则在东大殿一根梁上隐约发现有淡淡的墨迹，依稀可见模糊的汉字。于是找来村民，搭起脚手架，攀援而上，用布单浸水擦拭，“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几字渐渐显露了出来。当林徽因记录下四根主梁上的完整题字，终于确证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而且大殿内的那座塑像也不是武则天，而是这座寺庙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

一眼千年，岂止惊艳。被誉为“亚洲佛光”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终于重回人们的视野，林徽因和梁思成倍感惊喜，两人热泪盈眶，激动相拥，途中的疲惫、调查的坎坷、测量的艰辛，顿时一扫而光。梁思成兴奋地为林徽因拍摄了多张照片：架梯登高，手拿尺子，全神贯注地在户外测量唐代经幢的高度；双手叉腰，站在四米高的神像下仰首观望；神情恭敬，立在丰腴圆润、端庄慈祥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的塑像边。林徽因甚至动情地说：“愿为自己塑一尊像，陪着宁公遇再坐上一千年……”

那一天，夕阳西下，整个庭院在晚霞的映照下格外温馨。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中感慨地写道：“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无疑是林徽因古建筑调查、测绘生涯中最大的发现和收获，不仅填补了我国建筑史的缺失和空白，证明了中国一直都留存着唐代木构建筑，一举打破了日本建筑学界的断言和结论，而且为梁思成完成破译《营造法式》（宋代李诫著写的中国第一部古建筑著作）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提供了最重要的实证。

完成佛光寺的测绘后，林徽因等人又去了台怀、繁峙、代县，最后回到太原。这时，他们才从报纸上获悉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战火已然逼近，于是结束考察匆匆返回北平。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上世纪30年代，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林徽因一行人踏青山，走乡野，在三晋大地探幽访古，诗意千寻，默默书写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坚守与传承。一代知识分子当年为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筑所经历的传奇往事，时至今日犹让我们无限感怀和深深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