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岳信仰对明清时期边疆治理的影响

“北岳北拱”与明清北部边疆问题

《尚书大传》将岱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视为五岳，而恒山为北岳，皇甫汸在《皇甫司勋集》中具体解释道：“北岳何谓？谓恒山也。《风俗通》云：恒，常也，万物伏北方有常也，而《白虎通》亦云：北岳有常山者何？阴终阳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说明北岳象征蕴藏万物，国祚永昌。西周时期王权统一，国家祭祀北岳是为了宣告自己政权统治的范围，“《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史记·六国年表》）《水经注》称恒山为“玄岳”，又称“镇岳”，即北岳有岳、镇的双重身份和地位，又因恒山上寺庙众多，为神仙所居，故也称为神仙山。此时的北岳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山川崇拜信仰，崇拜北岳信仰就带有攘夷卫华、捍卫北疆的意味。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十分重视对疆域的管理和中央权威的树立，于是“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史记·封禅书》）祭祀名山大川、举办各种祭祀活动，说明希望通过这些祭祀活动来巩固国家统一。国家对北岳恒山祭祀也抱有同样的需求，希望能够维护北部边疆的和平。《史记·封禅书》记载：“（刘邦）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黄、青、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于是，刘邦在秦“四帝”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帝”，其中含有君权神授的观念。但是无论是秦的“四帝”还是汉的“五帝”，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而采取的手段。照此看来，祭祀北岳也是君主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方式，此举不仅可以维护政权稳固，而且还能有效地拱卫北部边疆。

隋唐时期，在五岳之外进一步确立了五大镇山。《隋书·礼仪志》记载：“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北镇于营州龙山立祠。”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构成主要威胁的是突厥，所以祭祀恒山就又增加了祈求北岳大帝助军、抵御突厥侵犯的含义。宋承唐制，祭祀北岳恒山大体并无变化，但是次数更加频繁。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开宝五年（972年），七月丁卯，“诏五岳、四渎及东海等庙，并以本县令、尉兼庙丞，掌祀事，常加案视，务在蠲洁，仍藉其庙宇祭器之数，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长吏，每月一谒庙检举焉。”宋朝未能完成统一全国，祭祀北岳的目的主要是：一、在北宋立朝初期的北岳祭祀则体现出帝王收复故地的雄心和救民水火的爱民之情；二、北岳祭祀中所占数量最多即祈求普降甘露，这也是祭祀最主要的目的，并且往往由地方官吏代祭；三、真宗朝加封北岳为帝号大肆封赏祭祀，也是统治者借赐封北岳正名提高自身统治地位的考量。从中可知，宋朝统治者具有通过祭祀北岳来强化皇权，进而稳定边疆的心理。

到元朝时，元世祖对北岳的神号进行加封，进一步提高其地位，据《元史·祭祀志》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二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宋代加封北岳“安天元圣帝”的基础上，又在“元圣帝”前加“大贞”二字，封北岳为“安天大贞元圣帝”。元代统治者崇奉北岳，一是为了证明其文化正统，二是希望减少民族冲突。

明代，蒙古势力成为北部边疆稳定的重大隐患，祭祀北岳成为常态。明成化六年（1470年），蒙古大举犯边，在出征之前，大同总兵杨信前往浑源祭祀恒山，最终大胜蒙古军队，取得胡柴沟大捷，大同地方官郝渊勒石于山上以记其功。杨信遇兵事祈祷于北岳，反映了大同地方军事将领对于北岳恒山神力的依赖。后来清人评价恒山：“北亘云蔚，南连正定，为河东、河北之捍蔽。”（《读史方舆纪要》）郭棻在《畿辅通志》具体说明道：“登其巅，俯视河北、云中，诸山罗列儿孙。山阴冰雪，盛夏不消。黄帝问道于大茂山，即此。”《读史方舆纪要》和《畿辅通志》记载的北岳恒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但同时说明：北岳恒山十分险峻，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使之成为捍卫中原、固守北部边疆的一道防线，属于军事重地。它不仅为北部边疆的人们提供了屏障，使边疆地区得到安宁；而且民间亦认为北岳大帝具有捍患御灾、奠安民物的神性。

明朝北部疆域并不安宁，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是自然条件恶劣，时常发生自然灾害，民众生产、生活难以为继，如洪武十二至十三年间（1379—1380），大同地区雨雪不至，地方官周立、王约带领僚属到北岳祠祈雨，并且修葺了北岳祠。其次是边患问题不断。如成化六年（1470年），蒙古大举犯边。弘治十四年（1501年），宣、大两镇的战马发生瘟疫，引起明朝中央政府的极大关注，除了不断向宣、大两镇补充马匹外，兵部以宣、大二边马灾未息，请遣巡抚大同都御史刘宇祭祀北岳大帝。于是，刘宇与太监陆訚、都督庄鉴“相与竭诚祷于庙下，即获响应。逾年仓厩既盈， 战守有备，军令大行，边警宁息”。（顺治《恒岳志》）隆庆和议之后，尽管祭祀北岳的军事意义下降，但希望国家统一、四夷宾服的政治诉求一直不断。清朝建立后，西北地区有卫拉特联盟、叶尔羌汗国，青藏地区有藏巴汗地方政权和硕特蒙藏联合政权，北方地区有漠南、漠北等汗国，这些势力蠢蠢欲动，令统治者忧心忡忡。据统计，自顺治朝至光绪朝，共有九位皇帝派遣官员前往北岳进行了37次祭祀，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帝御驾亲征，朔漠平定，随即遣官致祭。

由此看来，恒山地处中国北疆，作为农牧分界线，由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官方、民间祭祀北岳达到庇佑国土、民安其业的诉求从未改变。

北岳恒山信仰对明清时期边疆治理的影响

（一）神道设教，教化百姓

在古代，引导民间信仰是官方施政的一个重要手段。大同军镇官员对于恒山崇奉有加，治理边疆地区尤其重视神道设教。周立、王约祭祀北岳，起到了抚慰民众精神和稳定当地社会秩序的效果。成化年间大同巡抚王世昌治理边疆十分严谨，威信极高，曾拜谒北岳庙，看到“庙不饰，何以妥神灵，遂令浑源知州关宗修庙”。（顺治《恒岳志》）王世昌认为举行北岳祭祀，是国家施行教化的重要举措。所谓“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借助神明之道，意在以虚无之神，成王政大事。可见，推行地方信仰也是古代施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明朝多次前往浑源北岳行祠祭祀，形成了信仰的惯性和传统，而这个传统就代表着国家秩序和礼制。清朝借助民众信仰北岳神灵的心理，顺势延续教化，仍然祭祀北岳神，以起到安抚民心、防止地方生乱的作用。明朝后期及清代的北岳庙，多是以北岳大帝为核心，形成了多神信仰，这是由于在祭祀北岳神的过程中，北岳大帝信仰也逐渐世俗化，与民众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最终形成了庞大的北岳信仰系统。这些信仰给人们提供共同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抚慰，正如碑文所言，“北岳神护四时调和，五谷蕃息，六畜兴旺。佑人才之显达，黎民之富庶。靖边境之兵锋，消强盗之掳掠。是故传承久远，人人敬畏如斯”。（《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广灵县卷》）因此，北岳恒山信仰能够起到教化、抚慰民众的作用。

（二）维护边疆安宁和政权稳固

《左传》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被当作古代国家的头等大事。唐玄宗李隆基为祈求国家安宁，下诏封北岳神为“安天王”；宋真宗加封为“北岳安天元圣帝”，派专使奉玉册到曲阳北岳庙举行增号大典并敕建北岳安天元圣帝碑，还为北岳山神的夫人增号“靖明后”；元初，世祖忽必烈特旨重新修建北岳庙，并加封北岳为“北岳安天大贞元圣帝”；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封五岳、四海等诸神的诏书《大明诏旨》，并在曲阳的北岳庙内为诏旨立碑，还设立礼乐局负责祭祀。由此可见，从唐朝到明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北岳恒山的祭祀。高峨险峻的北岳恒山位于疆域的最北部，不仅成为抵御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还能通过祭祀北岳大帝，宣示政权。可见，通过举办北岳恒山的祭祀活动，朝廷可以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北岳恒山信仰对维护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有重大影响。

明清易代，身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族人民认为其不具备统治的合法权。政局动荡，清军入关后急需一个正当的理由来巩固政权。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日，清军进入北京，第二天就发布告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由此可见，清初的统治者还是比较注重通过“敬天保民”的方法来塑造其正统形象的，而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改祀浑源就是彰显其正统地位和安境保民的政治主张。

（三）促进边疆地区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明清时期，北部边疆地区民族杂居，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北疆地区独一无二的民族交融文化。北方边疆地区易发生旱灾等自然灾害，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从而会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对北岳恒山的祭祀和信仰活动中，这无形当中增强了边疆地区人民对恒山信仰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隆盛的北岳信仰具有多重影响：文化方面，伴随祭祀北岳大帝，民间会举行庙会、香会等民俗活动，不仅传承了古老的民间信仰和文化传统，而且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友好文化交流。通过北岳恒山信仰的传播和发展，边疆地区文化和中原文化得到交流和发展，不仅使得边疆地区的文化能够得到保护和传承，而且也能够为中原地区的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经济方面，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只要遇到新帝登基、皇帝太后生辰寿诞、战争胜利等国家大事，皇帝就会派遣使臣到浑源恒山庙举行祭祀，以祈求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和边塞安定。北岳恒山庙频繁举行的祭祀，使得北岳庙香火常年兴盛，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外来人口迁入，增加边疆地区的人口数量，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边疆更加繁荣稳定。社会生活方面，北岳信仰是一条情感纽带。它是中国人民的一种山岳信仰，它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和共鸣。在北方边疆地区，恒山信仰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对家乡和国家的情感纽带，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北岳恒山信仰曾被多个民族所接受和传承，如汉族、满族、蒙古族等。这表明北岳恒山信仰成为多民族共同的信仰和文化符号，通过北岳恒山信仰的传播和影响，可以增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北岳恒山信仰作为中华传统国家祭祀、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明清时期的边疆治理进程中意义非凡。其于教化百姓、维护边疆稳定的功效显著；有力促进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推动经济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对增强边疆地区的民族凝聚力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