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乡村教育：南山明珠黄西沟（连载）

黄西沟学校原来仅有三孔坐东朝西的枕头石窑，右边一孔供教师办公、住宿以及村里办公合用，左边两孔连通为教室。教室前后墙上都挂有黑板，全部学生依年级分为两班，两班学生背靠背各自面向自己的黑板。老师给这边讲课，让那边做作业；半节课后，又给这边留作业，到那边讲课。这种教学法，人们称之为“复式教学”。走出教室外，是一个约一米长的石板台阶，一直是村里人的走道。而台阶下一米宽的土路是村里人的旧车道，所以师生一出教室门就出校了。

学校操场建在村民窑洞的窑顶上，安有篮球筐。操场东是山坡，南北较长，西边是半米高的石头护栏。学生们打篮球时一不小心，篮球便会飞出球场，滚落到下面的院子里，有时甚至飞越院子，滚落几十米到山沟的河滩里。学校南面坡上，有大队新修的五孔枕头石窑，坐北朝南。出门便是三尺石板台阶，阶下是一人多高、一丈多宽的水沟，每逢雨天，沟便成河。自从创办七年制学校后，这排窑洞中的两孔改为了学校的教室。1975年，学生变多，教师也变为两公办、两民办共四人。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我与大队干部商量，把五孔正窑改为一个办公室和两个教室，并把台阶下的水沟与对面的土地连平。这样三尺校园便扩大到了一亩有余。

因黄西沟七年制学校是山区模范校，我代表学校在全县教师大会上作典型经验报告，当时的教育局局长、体委主任也专程到学校指导工作。教育局局长李有富曾是我在平遥中学读书时的政治老师、团委书记和党办主任。当我代表学校和大队向教育局提出要在校园南面新修五间房、增加两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时，局里很快就下拨了专款，保证了修建新房的材料到位。

大队里有位能工巧匠名叫常富，他既是石匠，又是泥匠，还是木匠。于是大队委托他设计和修建新校舍，全村主要劳力齐上阵帮忙。不久，一座由北窑、南房、东山崖、西围墙组成，宽敞明亮且富有山区特色的四合院落成了。全校师生齐动手，把院子里的大小石块挖净，上填黄土，一个平坦宽阔的校园终于出现在村中央。于是，全校都迁入了这个新校园，学生分别在四个教室上课，初中两个年级改为单室，四名教师各兼一个教室的班主任。我当着校长还兼着七年级的班主任，教初中两个年级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课及全校的体育课。

要搞好学校教育，师资、生源、管理、设施都是要素。黄西沟学校生源来自黄西沟、峙岖头两村，是固定的，因而师资队伍就显得更加重要。我在千庄公社任教期间，前后为各校推荐了很多名教师，其中大多是平遥中学“老三届”（1966—1968）的毕业生，比如我的同班同学冀连钟、同级同学王开诚和我的胞妹杨学文。“文化大革命”后，冀连钟、王开诚和杨学文都通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冀、王后来都成为了平遥中学的名师。我的胞妹杨学文是卜宜高中的英语教师，她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成为了英语教师，分散在全县十几所初、高中学校里。

而在本校，我除了引进平遥中学“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张培昌和梁昌莲外，主要聘用的是从黄西沟七年制学校毕业后升入平遥中学高中、东泉中学高中和千庄中学高中的优秀学生。我引进的张培昌老师才华横溢，曾写过小说；梁昌莲老师曾是省自行车队队员、县女篮主力，后成为晋中师专体育系主任、教授。

由于当时推荐上中专和大学必须有两年的劳动实践经历，所以从黄西沟七年制学校升入各高中的学生们，在高中毕业后大多选择回到村里务农两年，我就把他们聘回学校任代课教师。李春梅、李淑仙、王桂珍、安建成和安改芳等都曾在黄西沟学校执教，我指导他们备课、讲课和批改作业。这些人个个好学上进，出色地完成了班主任的工作任务及教学任务。后来我调任上庄七年制学校任校长时，又把李桂琴带过去当代课教师。到教育局工作后，又引荐李淑仙、王建华、安润平、李茂林参加英语教师培训班，并分别出任几所学校的初、高中英语老师。

千庄公社地广人稀，全社共十三村。党委书记雷秀堂是一位三十多岁、精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水平高、实干能力强、很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我佩服他的学识，他也欣赏我的才华。有一次，他悄悄给我打电话说：“今夜我要去你校，不要告诉村里人。”之所以黑夜来、天不亮就去，是怕碰上村里热情的干部、群众，耽误我们聊天。我们两人彻夜长谈，从国际、国内大事聊到工作，再聊到家长里短。第二天，天尚未亮他便起床回千庄公社上班。

有一次，雷秀堂提出要在黄西沟村前的大沟里修垫农田，打算从南湾拦河筑坝，从山底打洞，把水引到西边千庄公社的水沟里。于是我带领几名男生，用“土方法”测量挖隧道的距离。测量后发现，此工程需从山底挖隧道上千米，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所能垫出的土地也不过几十亩，既不划算，也力不能及，虽然并没有付诸实施，但雷秀堂超群的胆略确实令人折服！我与雷秀堂的交往至今未曾中断，他的儿子考工作，由我和王志坚分别辅导数学和语文。他还委托我为其三女儿雷灵昊报志愿，最后雷灵昊成功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在他出任太谷师范学校校长时，我任平遥中学副校长，两校交流往来更密切了。

在山区工作的辛苦，体现得特别明显的就是崎岖难走的山路。我在这里插叙几个例子。峙岖头小学民办教师常蕊玲是王家庄人，她要给峙岖头村的姑娘介绍一个王家庄的小伙子。这天，她带着这个小伙子上峙岖头相亲，从早晨走到日落才到达黄西沟，其中还有五里路特别难走，需要一直爬坡。这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走不动了。他对介绍人常老师说：“罢罢罢！就是娶仙女，我也不去了！”于是这个小伙子半路返回，没有娶到美如天仙的峙岖头姑娘。

有一次，我为林坡学校梁希恭老师写先进个人事迹材料，他给我讲述了一件事。某天秋雨连绵，他要从任家堡村的家中到林坡学校上课。天刚亮他就出发，八十里路整整走了一整天，到达学校时已是夜深人静。路上泥泞，自行车反而成了累赘，经常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第二天凌晨，梁老师敲响了学校的钟，睡梦中的学生和家长听到钟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谁也想不到在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星期天回家的梁老师竟然按时返校了！

1975年寒假开学前，民办教师李淑仙下山到我家拜年，恰逢天降大雪。第二天就是正式开学的日子，我和当时在北岭底任民办教师的二妹杨学文不停地祈祷大雪早点停下。天不遂人愿，直到第二天凌晨，鹅毛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村外的雪已有一尺深。想到求知若渴的学生们还在等待着老师们的到来，我们三人决定冒雪上山。

早早吃过饭，我们就出发上路。雪深一尺有余，我推着车子走在前面开路，李淑仙跟在我的后边推着我的车尾。杨学文踩着我蹚出的一尺多深的雪坑，她的车沿着我的车辙，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前行。大片雪花拍打在脸上，我们的帽子上、身上都堆了一层白雪。我看到，学文、淑仙的眉毛也变成了白色，眼睫毛上结了霜，红扑扑的脸蛋好像苹果。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我们才走到五曲湾，还要爬一里多的陡坡，三人疲惫不堪。我不由自主地背起了李白的《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杨学文却背诵起了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生于山间、长于山间的李淑仙看着我们兄妹二人的狼狈样子，咯咯咯地笑起来。从我家到黄西沟走了十多个小时，到达时天色已晚。在村口等候的学生一看到我们，马上来帮忙推车，搀扶着我们走进学校办公室。可爱的学生们提前一天就生好了火，炉中焦炭烧得正旺，茶壶突突突地冒着白气，鏊子被火烧得通红，家长也为我们送来了饭菜。我又累又激动，眼中含着幸福的泪花。

教育局领导每年都要到学校检查工作，甚感山路崎岖、生活艰苦。教育局的领导在一次检查中感慨道：“咱们不用检查了，能在这里坚持工作的老师都是好样的！”因为住宿条件艰苦，平遥教育局领导许金贵到千庄学区检查时，曾和我在黄西沟学校的土炕上挤着住了一晚。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全省特级教师王志坚，更是多次到黄西沟学校指导教学工作。李有富局长也曾两次视察黄西沟学校。每逢有客人来，我都会安排体操和武术表演，女队员翻筋斗时，两束短发随风抖动，显得英姿飒爽。学生们精彩的表演总能赢得现场的阵阵掌声。

黄西沟的饭菜也独具特色。山里的南瓜又面又甜，山里的土豆蒸后开花，入口软糯鲜香。粉条是由土豆制成的，很筋道。主食是用当地产的莜面制作的栲栳栳、圪扦扦和推鱼鱼。每逢上级检查工作，我总会请来栲栳栳高手桂兰兰。桂兰兰是从仁义嫁到黄西沟的巧媳妇。只见她挽起袖子，先用滚烫的开水和面，把面和得像绸缎一般光洁柔滑。接着她一脚踩地，一脚蹬在石板锅台沿上，抬起的大腿上铺块白毛巾，左手掌向上置于毛巾上，右手撕一大块莜面，两手掌合在一起，不停推动，于是一张又薄又长的莜面片不断地沿手腕向小臂延伸，随后，她又干净利落地把这片莜面卷起来，立于蒸笼中。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厨房，客人们都为桂兰兰的精湛手艺所陶醉，他们感叹，这分明就是高雅舞蹈的雏形。黄西沟海拔一千多米，水的沸点低，栲栳栳需蒸半个小时（城里仅需8—10分钟）。不久后，散发着诱人香味的栲栳栳便出锅了。栲栳栳的蘸料有好几种，有羊肉的、黄菜水的、醋的、西红柿的，摆在桌上由客人自行选择。

我母亲有一次去仁义村检查工作，途中路过黄西沟学校，获得黄西沟干部、群众的热情接待。学生们见到师奶奶，高兴极了，都围在她身边。我的母亲抚摸着孩子们的小脸，仿佛见到她的亲孙子一般。家长们也都闻讯赶来，母亲激动地感谢黄西沟的父老乡亲道：“万分感谢你们培养了我的儿子，黄西沟就是他走上教书育人道路的出发地，也是他深深扎根的沃土。”自此，母亲也与黄西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黄西沟的干部、群众及学生进城后常常去看望她。

我母亲康兰英于1942年由县长赵力之引荐，考入了太岳中学。同班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平遥县县长的张野峰。这次去仁义村，她专程到黑城看望上学时的老房东。因为当时太岳中学校址随时局变化而不断变动，平遥、沁源交界处的黑城曾是太岳中学的临时校址。

黄西沟地处南山，四周森林环绕。在当时，森林分属三家，国有林归太岳山林局管，县有林归平遥林业局的超山林场管，队有林归各大队管。黄西沟大队每年在自己的林中砍椽木、砍檩子，再卖给县木材公司，算是大队的一笔现金收入。黄西沟山高沟深、石多土少，除村边沿沟底垒出的几十块梯田可以耕种外（最大的不超过一亩，最小的不足一分），其余土地均分散于远近高低的群山中。

黄西沟人特别吃苦耐劳，每天凌晨，大队长李华平站在他家窑洞外的崖边，两手圈成话筒状，发出宽厚的男高音：“呜——日——喂！呜——日——喂！”山谷传响，婉转久绝。全村人听到“呜——日——喂”，便知道这是出工的号角，于是大家手执工具相伴奔向田间。“呜——日——喂”的号子常与学校的上学钟声交织在一起，就像动听的歌声配上了好乐器，甚是震撼又悦耳。

由于地处山区，黄西沟很少种小麦，农忙集中在春播与秋收的时候。农忙时，学校师生偶尔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黄西沟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宜种山药蛋（土豆），每年春天，妇女们都会拿出窖藏的山药蛋。每个山药蛋有多处芽眼，她们便手持爪刀在芽眼周围切出一个三角形，把这块山药蛋掏出来，形成一块三棱锥，芽眼居于底面中心。每颗山药蛋有多少芽眼就掏出多少块这样的三棱锥，每一块三棱锥都是一个山药蛋种子，掏完后所剩山药蛋的果肉仍然很多，当地人称剩下的山药蛋果肉为“山药花日”。这种做法我之前从未见过，我的家乡很少种山药蛋，即使要种，切山药蛋种子也都用菜刀，整个山药蛋都要切光。因为切时看不到后面，所以往往留了这个芽眼而切坏了另一个芽眼。我曾好奇地问她们：“为何要这样掏？”她们说：“一是为了节约山药蛋，剩下的‘山药花日’还可以吃；二是种子留大了容易引山猪，种子小点的话，山猪就不好找了。”我又补充了第三点，比起我的家乡来，这种掏法能把每个芽眼都掏出来，不像用菜刀切的破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