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兴出版社到太原印刷厂

三、开启新生

194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关于接管太原的决定》，要求“敌产接管工作，由军管会统一领导，第一步不变更原有秩序……并在可能与必要条件下尽先复工……在技术、管理人员及工人中，应及时宣布原职原薪”。为便于进城接管，太原市军管会要求“选择对太原情况熟悉的人员（部分了解者亦可），造具名单”，定期研究收集的有关太原的各类材料。晋中区党委城工部根据多方收集的信息，编印了《太原市概况》《太原市工厂概况》等资料。从中不难发现，相较于跻身西北实业公司序列、实力雄厚的西北印刷厂（1949年初改为西北化学厂第四分厂），艰难求存的晋兴出版社甚至没有引起公营工厂调查人员的注意，仅在文教类别中提及晋兴通讯社。接管工作展开后，各组很快发现事先了解的情况不够详细准确，如《太原市概况》中统计的规模较大公营及私（商）营工厂55家，工业接管组实际接收65家；事先统计西北印刷厂员工多达780人，而实有仅180人。晋兴出版社也是在接收过程中发现的，接收方为工业组冯志刚等人，而非新闻组人员。其后，迅速复工复产。

《太原市志》（第三册）记载，1949年10月，晋兴出版社与西北印刷厂合并，组建山西省印刷公司。《太原市志》（第六册）则记载为，1951年起，太原市经过一年多时间，陆续将原西北印刷厂、晋兴出版社、太原绥靖公署印刷厂、同蒲铁路印刷厂在内的20多个印刷厂合并为山西省印刷公司，1952年5月又改称太原印刷厂。笔者查档发现，该厂在1950-1951年初称山西省印刷公司，1951年改称太原印刷公司，1952年5月后称太原印刷厂，与《太原市志》两处记载基本吻合，修正了其1951年合并为山西省印刷公司（实为太原印刷公司）的错误。

1949年6月20日，太原市人民政府发布《太原市印刷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对印刷业实施特许经营，要求“凡经营印刷业刻字业者均须到本区派出所转呈公安分局登记备案，并到本府工商局领取营业证”。1952年，太原印刷厂合并解放印刷厂后，正式申领新的营业执照。12月18日，太原市公安局给太原印刷厂颁发了特种营业许可证，厂址设在原西北印刷厂所在的城坊街7号，晋兴出版社全面开启太原印刷厂的崭新时代。

期间，太原市财委1951年10月24日会议决定，太原印刷公司“由（1952年）1月1日开始，按成本计算，接受承印太原日报任务，其印价由政府支付”，“太原印刷公司之利润原则上不移作别用，只用于发展印刷厂设备，提高印刷技术，支付报纸印刷费用”，初印1万份。

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中央工业会议指示，“各厂矿企业单位应合并的就合并，应取消的就取消，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有计划的重点建设”。当年山西省财委会议决定，太原印刷厂与山西日报印刷二厂合并组建新的太原印刷厂，全省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印刷企业正式诞生。

持续的合并壮大与太原市的鼎力支持，使太原印刷厂迎来事业发展的黄金期。根据省工业厅统计资料显示， 1950年，太原印刷厂年产量和产值达到1950.81万印、130.791万元，不仅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还大大超越1947年。此后节节攀升，特别是1953年“一五”计划的实施与三厂合并的利好，使得1954年产量、产值分别达7603.119万印、532.83万元，同比增长69.84%和52.89%，约为1950年的4倍。整个“一五”时期（1957年除外）实现了连年增长，峰值1956年产量、产值达到11198.44万印、809.215万元，分别是1952年的3.6倍和4.2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又有较快增长，平均每年是16170万印，比1957年又提高63%”，骄人的成绩有力印证了“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优越性”。

太原印刷厂的发展壮大之路并不平坦。首先遭遇到机构融合问题，集中体现在干部职工的整合消化与教育改造上。短短五年经历几轮合并，先后整合大小印刷厂20多家，干部职工由起初不足200人壮大到1956年的1054人，因此，“首先在干部方面是有剩余的”，有幸借着国家“一五”建设的东风，“往外调了一大批干部，厂长、副厂长各1人，科长6人、副科长2人，一般干部20人”。1952年，本着精简节约、适应生产的原则，太原市工业局重新核定太原印刷厂行政机构编制为73人（其中厂长1名、副厂长2名，报纸部3人、完成部4人、铅印部5人、彩印部6人、秘书科9人、材料科7人、劳组科5人、会计科9人、经营科12人、生产计划科8人、工程师1名、秘书1名）。加上党工团干部，1953年上半年实有干部171人，其中厂长级6人，科长副科长、车间主任副主任级34人，一般干部131人，非生产人员比例达到历史极值25.42%。按照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干部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转过来钻进去的表现、工作积极热情、能在工作中想办法出主意积极完成工作任务者”28人（占17%），“第二类是思想上愿意钻，但是钻的方法不够没有钻好者”104人（占63%），“第三类是从思想上根本就没有想办法去钻，而且对工作不积极去干反而闹情绪者”33人（占20%）。既有干部结构素养显然无法适应生产形势，迫切需要“大量的培养提拔工人干部到领导地位来担负国家建设任务”，仅1953年上半年便培养提拔工人干部23人，其中“由职员提拔到副科长者8人、由工长提升部副主任1人、由工人提升部副主任1人、由工人提升股长1人、由工长提升车间工会主席2人、由工人提升一般干部的9人”。到1961年，“约占三分之二的干部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生产、业务，一般都很熟悉”。

为动员干部职工积极投身国家工业化建设，党政工团组织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首先是1949年11月，太原市总工会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烟草公司、（山西省）印刷公司、发电二厂协助工厂进行管理民主化实验，经过一个半月的工作，帮助各厂建立起职工代表会议、工厂管理委员会，发动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工人们坦言：“我们是主人翁，可是工厂赚钱、赔钱我们一概不知，我们怎好当家做主啊！”鉴于此，工作组要求工厂行政负责干部“首先向全厂工人摆家当，无保留地把工厂全部情况向工人作报告，虚心检讨工作上、领导上存在的缺点和毛病，让工人群众尽情地提出批评意见”，并充分尊重和吸纳群众意见。1952年1月15日，厂长赵俊臣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检讨自身在“进城后思想变化和自私自利的表现”“严重的浪费现象”“严重的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46项问题错误，其中不乏收受礼金、接受吃请等情节，甚至占用过赵培荣的牛奶。如此一来，领导威信不降反升，工人热情空前高涨，“使秩序井然有条，新工人与老工人，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某些不协调关系改善了”。厂方还抓住生产间隙组织职工短期培训，动员党内外发起生产竞赛，关心解决职工福利问题，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逐步将干部职工拧成一股绳。通过开展民主审查和厂内教育，“将工人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做过反人民的事情的人基本肃清，同时将封建残余及官僚主义作风基本上打垮”，甚至“过去经常说二话冒凉腔”的一些老工人都开始自我改造、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是解决投资不足、设备老旧问题。由于太原印刷厂建厂较早，太原解放时厂况完好、接管顺利，保障了后期迅速复工复产和增长扩张，但良好势头下掩盖着后续投入不足与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维护的隐忧。该厂“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共上交利润960万元，平均每年87万元，而这11年生产性基本投资总额仅49万元（从1959年到1964年，连续6年没有一点投资），每年平均4.4万元”。厂方将其归结为山西省印刷企业归口工业部门管理而非文化部门的体制问题。直到1964年“现有设备大都是日伪和阎匪时期的破旧机器，解放以后，也增添很少。以彩印设备为例，根据1963年清产核资认定，全张和对开胶印机共12台，就有4台超过了耐用年限，5台失掉精密程度不能印刷套色印品”。厂方认为，全市铅印市场已然饱和，而附加值较高的新兴商标彩印市场供给量尚不到日需35万印次的一半，且现有设备精度普遍达不到高级彩印特别是精微商标的印制标准，更遑论实现“首先担负起全市高级彩印和商标任务，逐步满足全省需要”的目标。基于以上判断，厂方确定了“积极发展高级彩印，扩大印制精致商标”的经营方针，向上级提交了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1965年先投资34.15万元将现有全张铅印机、对开铅印机等17项设备更新为自动胶印机、鲁林机、精印机、磨版机等，再投资近60万元“增添配套设备24台套，其中全张照相机1套，全张连晒机1套，对开双色自动胶印机1套，四开自动胶印机4套需德国、英国、日本等进口产品”。谁知计划尚未落地，先给晋东南地委印刷厂调拨了1台对开照相机。1966年8月，太原印刷厂在接到承印《毛泽东著作选读》（甲）50万册、《毛主席语录》（精）300万册的政治任务后，再次以“设备大都已老旧不堪，已失去了精密度”为由，申请投资39万元购置6台设备。上级为保障“按质按量按期完成”毛著印制任务，下拨37.92万元集中购置单面轮转印刷机2台、铸版机1台、刮版机1台、修版机1台、压型机1台、全张折页机2台、全张双连配页机1台、半自动锁线机1台。此前，山西省文化局曾无视太原印刷厂的诉求，将1台米勒机分配给毛著印制任务较轻且已有6台米勒机的山西印刷厂，引起了偏袒省属企业的强烈质疑。为一举解决全省印刷企业管理体制弊端和省文化局本位主义思想问题，太原印刷厂借印制毛著之机请求参照中央做法将其划归省文化局直接领导，但没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太原印刷厂生产效益明显下滑，年上缴利润由之前的100余万元骤降至1966年的60余万元，到了1971年利润只有12万元（平均每人每天5分钱），工人们气愤地说：“我们每天给国家交一根冰棍，还能对得起毛主席？”厂里流传：“来什么印什么，印多少算多少，印成什么算什么，什么时候印出来算什么时候。”粉碎“四人帮”后，工业战线的生产形势开始恢复。成立于1963年的商标车间此时已壮大为拥有113名职工、新旧设备20台、年产量1500万印、年产值125万元的龙头车间，但“现年产量仅能达到全省需要量的30%”。为进一步扩展产能、提升品质计，1977年8月，厂方提出“在人员及公用设施不增加的情况下，仅增7台设备，即四开立式印刷机5台、全张切纸机1台、四开照相机1台，共需投资9.7万元”的计划，届时年产量可达2400万印、年产值200万元、年利润16万元。当年11月，厂方再次请求拨付58927.49元用于购买太原市委宣传部分配的1台对开吊式照相机和1台全张烘版机，鉴于市级资金已经用完，两次投资均报请省计委统筹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科技强国的时代新风强劲吹来，设备更新步伐开始提速。1979年5月，太原市经委和市税务局批准同意太原印刷厂动用10500.89元外汇指标从日本进口7个制版照相镜头。1980年1月，市经委和市税务局又从市集中更改资金中拨出34万元用于太原印刷厂从西德进口2台海德堡印刷机。1987年，太原印刷厂申请引进1台二手五色胶印机，市经委年底前下达配套投资人民币50万元、外汇贷款48万美元的技改项目指标，全部贷款由中国投资银行一体解决。不知何故，转年“二手五色胶印机”变成“二手海德堡四色对开胶印机1台、上光系统1套”，设备引进事宜由对外经贸部中国家用电器进出口公司代办。1988年9月，太原印刷厂厂长陈思聪、计划科科长任一晖、设备科科长刁甲生等3人随中国家用电器进出口公司代表赴西德、荷兰考察选购二手印刷设备。据说设备购回后不久，3人就因经济问题受到处分，陈思聪被撤销厂长职务并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