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挺进抗日战场之前

一支威武雄壮的大军出动了，跨过黄河，驰过平原，咚咚脚步声震动山西大地，猎猎战旗搅动太行吕梁山水。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另一支强兵劲旅，也龙腾虎跃，在村落密布、水网纵横的南方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杀敌的抗日大戏！

这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依据时代需要、由工农红军最新组编而成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历史证明，这是一支理想远大、豪情满怀、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一支抗击侵略、消除战争灾难的伟大军队，是一股夺取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其丰功伟绩彪炳史册，辉耀千古，其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仍鼓舞着我们今天向伟大的目标飞速前进。然而，这支大军是如何组编和编制的？指挥者是如何确定的？其中经历过哪些曲折、斗争和故事？这些过去谈论的不多，但却是人们应该知道、不该遗忘的。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我没有了繁杂事务的重负，得到了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于是，便沉入书报刊之海，从而获得了不少知识，锤炼了记忆。晚霞夕照下的这种阅读，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课，一种知识海洋中的深潜与捕捞，使我不少知识欠缺和记忆不准的问题得到消除，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奔赴战场之前的有关知识，就是在这样的阅读中得到补充和掌握的。这方面的资料十分宝贵，特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而由工农红军与游击队组编而成的。

入侵我国家，亡我民族，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其入侵我国的罪恶活动，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到1931年，他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1932年3月9日又扶持清废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使亡国亡族的危险骤然增大，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于是，停止内战、抗日救亡，成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面对这样危急的形势，蒋介石却完全无视人民的呼声，继续围剿共产党、红军和赤色苏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妥协投降，放任日军的一步步入侵。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于1934年7月从中央苏区的瑞金，派出一支由中央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之后，又和当地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第十军团，开始在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一带转战，驰骋两千八百多公里，作战30余次，震动了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及蒋介石的反动中心南京。这支军队的征战，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转移，更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在红军即将结束长征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拟定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0月1日在法国巴黎《救国报》上发表，不久传回国内。这一被称为《八一宣言》的告同胞书，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各党派、各界同胞和各军队，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与利害的不同，均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要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为抗日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之后，更把抗日救亡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于10月22日和27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扩大、巩固苏区和抗击日本入侵华北，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共产国际派中国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国，于11月18日或19日到达陕北的瓦窑堡之后，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把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成立国防政府等重要内容。党中央为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到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瓦窑堡举行，以“政治形势与策略”和“军事战略”为议题，研究和决定了历史转折关头关系着党、红军与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各项方针，形成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的态度和政策竟是如此不同，这就必然要我党加大“反蒋”的力度，促使蒋介石转变政策。这也预示着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将要发生异常激烈的碰撞和斗争。

对蒋介石政策的调整和演变

果然，一场揪人心魄的斗争开始了。面对日本的侵略图谋，蒋介石依然不抗外敌，专事包剿红军。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他命令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攻击红军，于是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在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就把“反蒋抗日”确定为一项方针。

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军直接作战，党中央在1936年1月10日和17日先后召开的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过黄河东征。这一影响巨大的东征，于2月20日发动，到4月底结束，不仅迫令阎锡山从陕北调回围攻红军的全部晋军，而且消灭了他的黄河沿岸守军和独二旅，占领了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一直挺进到同蒲铁路附近。抗日先锋军的强大攻势，也吓坏了蒋介石，他急调10万大军赶来增援，企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顾全抗日救国大局，保全抗日实力，履行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先锋军便在4月底回师陕北，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共两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在这次通电中没有提反蒋的口号。

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也激起了国民党内部一些实力派的不满。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变”，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6月21日，又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两广组织独立的军事委员会，将两广军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这次事变因蒋介石调集大军控制、策划重要将领倒戈，致使陈济棠辞职，李宗仁、白崇禧妥协，而于9月平息。此次事变未能成功，却使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一些松动。在7月中旬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虽小，却让我党注意到了，于是设法来促其有更大的变化。1936年8月10日，我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而改为“逼蒋抗日”，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倡议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为何要有这种变化？在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作了说明：“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也是不适当的。”到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又说，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由此可见，这一方针的改变，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需要的，是逼蒋介石改变政策和团结各方面人士所应有的策略。事实上，这些措施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宣传上是发挥了很大积极作用的。

“逼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意外地得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呼应。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因受蒋介石妥协投降政策的影响，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他放弃抵抗，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后来，他为打回东北，洗掉“不抵抗”的污垢，一再要求蒋介石放弃对日不抵抗的政策。但进谏一直无效，还受到严厉的训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一道，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抓住了蒋介石。他们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西安事变”无疑是抗日的义举，是革命的行动，是有利于推动“逼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的。因而我党在12月13日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确定了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会议批驳了反蒋、审蒋、除蒋的错误主张，决定逼蒋抗日，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方案。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张学良，红军将领也在14日和15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12月17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应张学良、杨虎城俩将军的邀请飞抵西安，转达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深得张、杨的赞同。12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他们又与之谈判两天，达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等六条协议。12月24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将这六条协议和中共抗日救国的政策告诉给他，蒋口头表示同意。第二天，蒋介石被释放，乘飞机飞回南京，这一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为了救国救民，实行全面抗战，用了多大的努力和超人的智慧啊！其方针从“反蒋抗日”发展到“逼蒋抗日”，又借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良机，终于逼迫蒋介石答应了各方抗日的要求。而要“联蒋抗日”，让蒋介石兑现诺言，同意我党派出强大抗日军队上战场，会一帆风顺、轻易做到吗？经验告诉我们，还需要拿出更多的智慧、耐心和时间去争取。

曲折艰难的谈判

蒋介石果然多疑、多变而无信用！他回到南京之后，对陪同回来的张学良，先是“审张”，后是“赦张”，再是“管张”，最后是“囚张”长达五十多年！与此同时，他又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进逼西安，威吓、调动、分化张、杨的部队。对中国共产党，他仍存有怕共、恨共、限共的心理，想方设法设置障碍，阻拦国内局势的改变与抗日军队的组建。

“西安事变”后，我党尽力“联蒋抗日”，要求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内的亲日分子分离，兑现自己的承诺，可他就是“恐联”和“拒联”。1937年1月8日，共产党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进行了集中火力的批判，要求在奉化“休假”的蒋介石挺身而出，制止内战危机。那时，国民党为确定“西安事变”后的方针政策问题，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5日，蒋介石为此提出“对内避免内战”“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等五项，作为其三中全会的方针。我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2月10日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后简称“全会电”），提出并要求国民党全会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证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若能定下这样的“国策”，中共就愿作出四项“保证”，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我党的这四项保证，是为解决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和一致反对日本侵略所作出的让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检讨过去政策的错误，没有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共的立场，但所提的谈判条件与我党致其“全会电”所提条件非常接近，说明国民党已开始接受两党合作的抗日政策，“逼蒋抗日”又有了一些成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跨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