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透视运城盐湖

运城盐湖，古称盐池，《山海经》中已有记载。第三卷《北山经》这样描述：北方第三列山系太行山四周，“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这里的“景山”指今天闻喜县内汤王山；“盐贩之泽”，指的就是今天的运城盐湖。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家，祖籍闻喜的郭璞对“盐贩之泽”注释说：“即盐池也，今在河东猗氏县。或无贩字。”

运城盐湖是个有着自己专属汉字的湖，就是这个“盬”（音“古”）字。我国如今汉字总数有10万个左右，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个，就在这不足今天十分之一的早期汉字中，“盬”字占有一席之地。《说文解字》对“盬”的注释是：“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从盐省，古声，公户切。”

这片鼎鼎大名的盐湖，南临中条山，北濒峨嵋岭，东据安邑，西依解州。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至5公里，面积132平方公里，湖面海拔324.5米，最深处约6米，形势中间低、周围高，宛如一个天然浴盆，又恰似一条洁白玉带。《古今图书集成》中说：运城盐湖“深可数停，贮水连天，淤泥藉水，盐根藉泥，根如苍玉，纠叠蝟起，逼肖太湖，旱潦不盐，惟水五、六寸许，日暴结板，水面生花，东南风荡，堕板成盐，皓皓方正，故曰斗盐。”

这片盐湖，让古人不吝赞美之词，《左传·成公六年》称河东之盐为“国之宝也”，因此河东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唐代著名文学家、河东人柳宗元盛赞：“猗氏之盐，晋宝之大者也，人之赖之与谷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运城盐湖与美国犹他州澳格丁盐湖、俄罗斯西伯利亚库楚克盐湖并称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运城盐湖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距今已有五千万年历史。陆地上一汪可以制盐的咸水，其珍稀性等同于茫茫海洋中一泓可以润嗓的清泉。食盐对人类的控制几乎是宿命的，人类从舌尖的味蕾到机能的需要，让她的历史自始至终浸泡着咸盐的味道。而运城盐湖，也早在人类进化之前，就那么安静地调匀了气息，等待着人类那急切的索取。来自太平洋猎猎作响的湿热东南季风，仿佛那急促热烈的上场鼓点，运城盐湖，一出场就站在华夏文明、商业起源、三晋文化的最前端。

盐湖滋养了中华文明

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这片覆盖着厚厚黄土、被源远流长的黄河滋育得大气磅礴的三晋大地，一直是中华文明传承中被反复记录的地域。如果我们进一步聚焦被遥远的文明活动反复叠加的区域，那就是山西南部、被黄河以大拐弯姿势环抱起来的河东大地。

“河东大地，地杰人灵。”这是一句比“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更早出现的俗语。

在中华文明的诸多源头中，运城盐湖周边具有“直根”的地位。中国史前文化虽是多元的，如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但他们的发展并不平衡，在古人类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下游相交汇的晋、陕、豫一带，构成了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并且率先大踏步地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华夏文明的“直根”。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两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苏先生所指的“小小的晋南”就是河东大地，以行政区划而言，大体是今天运城和临汾两市区域。

如果乘飞机经过运城市区，你会看到一大片狭长的水面，那就是今天被称作运城盐湖、历史上彪炳史册的河东盐池。在数千年的朝代更迭中，河东盐池始终以一派繁华景象辉映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文明进程。

漫步在这古老的盐湖边，让我们把目光放远些，也就是方圆百八十公里吧，那些沉寂的遗址会让你心神为之震动的。

世纪曙猿。在运城市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距今4500万年前、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曙猿化石，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世纪曙猿，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并且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西侯度文化遗址。在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发掘出土了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等粗大石器，还有一些烧骨和带有切割痕的鹿角。这些一是说明西侯度人能够制作和使用石器，二是证明西侯度人开始用火，把人类用火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刷新了曾经认为的北京人60多万年前开创的人类用火纪录，由此也成为世界上迄今所知的人类用火最早纪录。2020年，法国《人类学》杂志刊登了西侯度遗址最新测年数据，距今约243万年，说明在直立人走出非洲之前，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利用砾石打制石器的早期人类。

运城市还有许多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之集中、之丰富少有比肩者：芮城县匼河、坡头、金胜庄等10余处文化遗址；永济市独头村、石庄遗址；夏县西阴、崔家河、裴介文化遗址；垣曲县南海峪文化遗址；绛县周家庄遗址；新绛县光村、西尉遗址；万荣县荆村遗址；闻喜县回坑遗址；平陆县赵家滑、七里坡遗址……

其中位于夏县西阴村的西阴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陶片、石器、骨器、纺轮，最重要的是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化石。这枚小小的人工切割蚕茧证明了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养蚕缫丝了，而且，是从中国的河东人手里开始的，中国享誉世界的丝绸制造源头在这里。

还有位于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的陶寺遗址，这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陶寺遗址拥有着文明起源形成的全部要素和标志，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其中重大考古发现可以提炼为“八个最”：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最早的文字、最早的金属乐器、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最古老的观象台。这座距今4300年至4000年的遗址，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的代表性都邑遗址，呈现出领袖人物的社会管辖治理理念和维持统治的礼制，通过“定中”形成了初步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核心就此形成，最初的中国从这里诞生。

除却这些古文化遗址，中国历史记载的黄帝到尧、舜、禹时代，有据可查的定都和许多早期政治文化活动区域，也集中在河东大地上。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由此这三人也被视作“华夏三祖”。《史记·五帝本纪》中没有提黄帝、颛顼、帝喾三人的建都之地，但在关于黄帝的记载中有这么一段话很耐人琢磨：“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这两个儿子，一个是颛顼的爸爸昌意；一个是帝喾的爷爷玄嚣。那么作为黄帝妻子的嫘祖，以及两个后代皆继承大统的嫡子母亲，她活动的范围应该不离黄帝身边，而且是黄帝当时统治的中心地带。我国一直有嫘祖养蚕的传说，著名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夏县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教人养蚕是嫘祖从事的一件重要社会工作。而嫘祖的“西陵氏部族”被认为生活在夏县西阴村一带，当地人称她为“先蚕娘娘”（即始蚕之神），还建有“蚕神娘娘庙”。远古时期河东大地气候湿润、林木繁茂，当地有种桑养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省蚕桑研究所就设在夏县。而出土半个人工切割蚕茧化石的西阴文化遗址，让范文澜先生浮想联翩：“如果西阴村的半个蚕茧化石鉴定不误，那更使人联想到嫘祖发明了养蚕的故事。”西阴文化遗址距离运城盐湖仅30公里。从这个角度也能说明，运城盐湖周边完全在黄帝控制之下。

此后，关于帝尧、帝舜、夏禹建都有很一致的说法，那就是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中有些迁都细节，在古书中能够找到，如杜佑《通典》：“尧旧都在蒲。”《晋书·地理志》记载：“虞旧都安邑鸣条地带。”就是说，尧先都蒲坂，后迁平阳，蒲坂在今天运城市永济市境内，平阳在今天临汾市境内。舜先都安邑鸣条，即禹都安邑范围内，后移都蒲坂。而禹都安邑，最早包含今天的夏县和运城市盐湖区安邑镇在内，南北朝时将安邑分为南北安邑，南安邑即现在的运城盐湖区安邑镇，北安邑即现在的夏县，包含着过去的禹都；分后不足百年，就将北安邑改名为“夏县”，以纪念夏朝在此建都，县名沿用至今。

这三处建都之地，以尧都平阳距离运城盐湖最远，约为140公里；其次为舜都蒲坂，距离运城盐湖约60公里；再次为禹都安邑，距离运城盐湖约20公里。

无比丰富的人类文明遗存，将河东大地锁定在华夏文明发展的焦点位置上。

山西省文史学家李元庆对这片河东大地曾有论断：“河东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封建势力的策源地，晋与三晋文化的主要载体；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河东文化的发展构成中国封建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股强流，集中再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特点。总之，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

那么，一个油然而生的疑问是：为什么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这样密集地分布在运城盐湖周边？原因应该是“五味之中，惟此味不可缺”。医学家陶弘景所强调的“此味”，就是来自食盐的咸味。

盐是生活必需品，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与盐的历史水乳交融，人的生命离不开盐，因此拥有盐就拥有了统治的权柄。盐所带来的收入供养过军队，成就过帝国，修建过名垂青史的工程；缺少它就会对生存形成威胁，无数人为了得到盐和国家大动干戈，剑拔弩张。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命保障。而运城盐湖制盐非常简单，每逢夏秋之际，从太平洋生成的湿热东南季风，从南向北翻越中条山，沿中条山北背风坡快速下降，每下降1000米，温度上升6.5摄氏度，湿热的南风快速蒸腾水分，使取自盐湖的卤水在田畦中逐渐风干耗尽、析出盐粒。这种生产盐的方法基本是坐收自然之利，所费人力极少，只是盐质不好，故有“苦盐”之称，“盬”字音“古”，也是从此处盐味“苦”而来。对盐的渴求是人类的本能，这种简单的制盐方法让先民非常容易就获得食盐，那么在盐湖周边聚集起人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远古时期，占领运城盐湖，就拥有了内陆人类最渴望的食盐，这笔巨大的生存财富，一方面可以发展本部族；另一方面，也吸引其他部族前来依附。这应该是尧、舜、禹成为部族盟主，先后在盐湖周边立国建都的根本原因吧。假设若盐池不在河东，尧、舜、禹还会在此建都吗？华夏民族发展的历史会不会是另外一种脉络呢？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作出过这个判断：“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兴起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都位于消费河东池盐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

盐湖铺就了遥远商路

“谁是中国最早的商人”是一个能勾起人们探讨欲望的话题。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太空泛的探讨会让人莫衷一是。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就会有实例来佐证探究了。

正如农民是靠土地耕耘播种收获一样，商人则是通过在市场上买卖商品获利；没有土地这个载体就没有农民，相应地没有商品也就没有商人。那么，这个问题可以换成这样来问：最早的商品是什么？那长期而稳定地经销这种商品的人应该就是最早的商人了。

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分五个层次的学说，已经被大家广泛认可。在这个学说中，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而人类生存的基本生理需要，就包括对盐的摄取，这使盐对人的控制几乎是宿命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上篇·作咸》中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意思是说，人类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五味，假若长期缺食“辛酸甘苦”，我们也没多大损害；但若没了盐，那大家连捉鸡抓鸭的力气也没有了。这岂不是“天一生水”，自然界产生了水，而水中产生的咸味才是人们生命力的源泉？盐对人类的重要性，使其成为人们特别是身处内陆的人们在早期物物交换中渴望的商品，换言之，盐应该是华夏商业文明肇始之初重要且有稳定需求的商品了。研究晋商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有过这个推论：“中国商业的起源与盐不无关系，最初的重要商品恐怕就是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