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救国》报是我党领导创办的最早报道“七七事变”的报纸

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和反思。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5周年。“七七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全国性抗战的新篇章，与作为抗战起点的“九一八”事变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即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因此，“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表面上看，“七七事变”是偶然爆发的，但背后却存在着必然性。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20世纪初期，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制定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总构想和总纲领。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仅仅3个多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逼迫国民政府与其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日军得以进驻上海。1933年1月至5月，日军攻占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先后占领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地区，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政府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10月至12月，日本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致使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从而引发了全国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从1936年起，为了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步伐，日本即向中国华北大量增派兵力强行进驻丰台、通县，并把作战前沿推进到北平近郊。日华北驻军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了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到10至11月，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夺取卢沟桥和宛平城、最后攻击北平的步、骑、炮、坦联合演习。“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

1937年7月7日晚7时30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旋即诡称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翌晨2时，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但日军趁交涉之际，于8日晨4时50分，向宛平县城发起猛烈攻击，并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了攻城第一枪，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还击。日军在同一天内，连续进攻宛平城三次，均遭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7月8日，北平当局令驻军坚守卢沟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真相。国民政府外交部也为“卢沟桥事变”向日本大使提出口头抗议。9日，北平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射击。10日，日军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向中国军队进攻。11日，平津当局与日军达成现地协定：（1）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3）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

但是，从11日起，日军时不时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团长吉星文亦负伤，就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战事由此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第二十九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为此决定动员40万兵力。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一身戎装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中国人民全面全民族的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二

在“七七事变”爆发85周年这个不寻常的纪念日到来之际，笔者将珍藏的85年前记载“七七事变”的《牺牲救国》报展现给读者，以示纪念。

《牺牲救国》报的公开“身份”是中共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组织“牺盟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以“牺盟会”名义出版的报纸。

“牺盟会”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号召和山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于1936年9月在太原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首先在山西取得重大胜利的产物。“牺盟会”在名义上是当时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组织，而实际上是由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组建的、在我党和阎锡山建立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后出现的一个具有山西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团体。

“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步伐，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走向高涨。而此时的阎锡山所面临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是步步紧逼，使其在山西的长期统治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为协助阎锡山堵击红军东征而调入的十万大军在山西赖着不走，企图策划河东道独立，夺取这块地盘；红军通过1936年2月的东征，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山西深入民心。“拿阎锡山自己当时形容他处境的话来说，就是正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所谓‘哪一颗也不能踩破’，也就是说，日、蒋、共哪一方也惹不起，哪一方对他也不利，但又哪一方也得应付一下搞好关系。所以，他以‘自存与自固’为出发点，在‘二唯哲学’的思想支配下，决定采取利用共产党来发展他的力量和巩固他的统治的办法，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喊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新口号”。

1936年9月18日，阎锡山所属各团体的核心组织“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我党秘密党员和一些左派进步青年，在阎锡山的同意之下，发起成立了官办性质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但是，这时的“牺盟会”由于提出的纲领、口号等内容有左的倾向，不适合山西的现实情况，遇到了来自上下左右的很多非难，实际工作就没有开展起来。

对此，为了能使新成立的“牺盟会”真正起到“联共抗日”的作用，阎锡山又构思了一个“新”的策略：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用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他们要以山西的抗日进步分子面目，而不是以共产党代表或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阎锡山敦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知此情况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当即决定，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5人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到太原工作。“一方面争取阎锡山当局与我党进一步全面合作抗日，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另一方面要通过‘牺盟会’这一以左派进步青年为主体的抗日进步组织，把山西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使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能进一步在山西飞速发展”。

为了加强党对“牺盟会”的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原先5人组成的公开工委扩大为16人，形成党的领导核心。这个委员会是在北方局直接领导下，专门负责“牺盟会”工作和开展同山西各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得名叫公开工作委员会，在组织上则是绝对秘密的，不管地方党的事。在公开工委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决定再成立一个“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山西地方党组织的秘密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各搞各的，完全不发生横向联系，但在工作上要密切配合，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的组织发展创建有利条件。中共山西这种同时存在两个省委的特殊现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牺盟会”在成立的三年多时间中，在我党领导下，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发动和组织了山西民众，全省“牺盟会”会员曾发展到了89万人。在一个只有1300多万人口的省份内，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又被日寇占领的情况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动员和组织起如此广大的群众抗日骨干力量，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就。

二是在协助山西建党、建立政权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几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八路军挺进山西，在山西建立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是创造了山西新军与地方武装。先后组建了4个决死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1个工人自卫旅及动委会组织的暂一师等50个团的抗日武装。同时在各县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部，组织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游击队。这些武装成千次地配合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参加战斗，既有力地保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1940年3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到领导作用，并且已经进入政权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结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于华北抗战上曾起到光辉的作用。”

1943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听取了“牺盟会”领导人汇报“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的情况后，欣慰地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例证”。

三

《牺牲救国》报并非是在“牺盟会”成立之时创办的，而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并充实了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机构，加强了对“牺盟会”的领导之后，公开工委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要求，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和培训工作，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深入到全省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介绍到上层人物中去，并及时指导全省各地牺盟分会的抗日救亡工作，而于1937年1月1日在太原创办的。

《牺牲救国》报为周报，铅印4开4版，根据工作需要，个别情况下还出版4开8版，由中共党员、我党杰出的宣传工作者赵石宾任总编辑。

《牺牲救国》报的宣传工作是很特别的，政治上运用了“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的策略，一些政治口号的提出和具体政策制定的发布，一般要与阎锡山协商，征得其同意，把共产党的提法换成阎锡山的话讲出去。如把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等口号，改为阎锡山认可的“动员民众，守土抗战”“抗敌救亡”“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抗敌救亡统一战线”等口号。又如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用“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由阎锡山批准颁发。这是因为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所具有的特殊性，其机关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必须用一种合法身份与“牺盟会”相统一，将报名确定为《牺牲救国》，这样才能正常地、公开地出版。这样我党的一些政治主张、方针、政策、指示等在《牺牲救国》报上，加以形式上的改变，结合山西的特点，用阎锡山的惯用术语表现出来，就能名正言顺地在全省境内宣传出去。